典型化创造: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本质

2020-07-09 06:18徐习军
金山 2020年6期
关键词:盐河收破烂作家

徐习军

裕亭兄奉上一篇《盐河之水哪里来》的创作谈,确实是一篇很不错的创作体会文章,没有深厚的创作功底是写不出如此好的创作谈的。这篇文章中,裕亭兄以其丰富的成功的创作实践向读者提供的很好的经验总结,会让很多读者得到良好的收益,这是值得肯定与推崇之所在。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也同样涉及了文学创作中关于“何为生活”“真实生活与艺术生活的关系”“如何处理生活素材”等方面的创作理论问题,阅读体验告诉我,《盐河之水哪里来》反映这些问题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展开的。我从《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读出,裕亭对这些问题好像并没有思考到位或者并没有理解深透,因此也留给我与之探讨的“空间”,不是为兄我“好为人师”,而是共同探讨一下不仅有利于我们兄弟“共同进步”,我们的共同探讨或许会给微型小说作者们提供点有益参考,这也正是《金山》开设“相峙南徐”栏目的初衷。

一、关于作家的“生活”

创作实践和常识告诉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生活是可以分为“直接生活”“间接生活”和“艺术生活”的。

所谓“直接生活”就是作家亲身经历的客观实在的生活,你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与人交往、追求进步……不加任何修饰的人生经历皆是“直接生活”;“间接生活”则是前人或别人的生活对你的启发,使你虽未经历但能有所体悟,是自己眼见、耳听、心悟的生活。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行路”指直接生活,“读书”即指间接生活。人的成长、成才更多地要借助于间接生活。人们读书、看电影、参加各种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重要的是弥补自己直接生活的不足,扩大生活面,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实际上也就是有补充自己的间接生活的需求。

真实的生活,无论是“直接生活”还是“间接生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艺术生活”则是在文艺作品里呈现出来的符合生活本质的“生活”,这是客观生活的一个“典型化”的创造。既是一种创造它就不再是客观的生活了,更何况是“典型化”的创造。所谓“典型化”,我理解它是在無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更趋于生活发展规律和更符合生活本质的真实呈现。

从《盐河之水哪里来》中可以读出,裕亭的“旧事”既有来源于“直接生活”,更多是来源于“间接生活”的,如《跑鲜》源于直接经历的“收废旧报纸的老汉”,《皇票》的故事内核是在北戴河听吴文茹讲述的,《赶脚》是听出租车司机讲述的,裕亭在文中很坦诚地告诉大家:“我‘旧事中的好多故事,都是上述那样,从人们的‘谈吐中得来。”《微型小说选刊》2019专栏所写的“贾排长”一家“偷情”“养奸”的一段怪异的故事,“是通过阅读古书、杂书,或从地方《志书》上撷取”的。

裕亭有很好地处理素材的创作实践,因而没有经历的生活也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这正是一个成熟作家的“高明之处”。然,裕亭文中谈到,借鉴吴文茹讲的故事写成小说后,当他“把《皇票》发给吴文茹看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用老瓶子,装了她新酿的美酒”,这看似“不经意”的评价,实质也反映出第一读者吴文茹对裕亭“间接生活”的处理似有“不满”——“老瓶装新酒”,即是与时代存在“隔膜”的感受。

无论“直接生活”还是“间接生活”,要成为“作品” 里的“艺术生活”,必须强调一个“典型化的艺术再造”,这才是考察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硬功夫”。

二、把握“艺术生活”真实性的本质

这里举一个事例。

“有一天,一位住在五楼的家庭主妇推开了厨房的窗户。突然,窗户上的一块玻璃掉了下去。这时候,在楼下正有一大群孩子在跳皮筋,这块玻璃掉到哪个孩子头上,都将产生不敢想象的后果。这位家庭主妇惊吓得六神五主,恨不得跳下去追逐这块玻璃。然而,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一阵清风吹来,正在往下落的玻璃随着清风飘荡起来,飘啊飘,恰好二楼的厨房也开着窗户,这块玻璃就像通人性似的,落到二楼的时候,没有掉到哪个孩子的头上,却是随风飘进了二楼的厨房里,又正好把二楼那家正在洗菜的家庭主妇的手给切开了……”

读者读了这一段文字,肯定会认为这是某个小说的情节,同时也肯定会说,这太夸张了,这种构思太拙劣,虚假,一点也不真实。

是的,在文学作品里这样写,把那么多的巧合糅合到一起,显然是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是太虚假了。但我要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我家,我爱人推开我家的窗户掉下玻璃切伤了二楼我的同事任老师的爱人。

问题在于,真实的一件事如果写成文艺作品,反而让人感到不真实了?而在许多文艺作品里,作者虚构的一些情节在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真实的东西,为什么却能让读者觉得那么真实,那么感人,甚至有人为之激动,为之掉泪?

道理很简单,因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

艺术创作照搬生活不可能成功,用生活素材来堆砌企图使之成为作品,是行不通的。

裕亭在《盐河之水哪里来》写到那个“见到谁都喊老乡。他一年四季,都穿得很破旧”的收破烂人,“可谁也不会想到,那样一个收破烂的穷人,会在我们城郊买了地,盖起两上两下的楼房,他家里有轿车,有葡萄园”,按照裕亭的理解“他每次都要着意扮演出一副‘穷相,以便在我们机关大楼里赢得众人同情”,对于裕亭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有失偏颇至少是理解不到位。裕亭并没有认识到“收破烂”已经成为一种“生意”、一个行业,收破烂人显然作为一种“职业人”,并不是裕亭在文中以思维定势理解的“收破烂的穷人”(不是说裕亭的理解就不可以),作为职业人,就如同护士上班要“穿白大褂”、公安人员上班“穿警服”一样,收破烂的并非刻意“装穷”,难道你要他西装革履收破烂?由此想到裕亭《跑鲜》中,写一个有大瓦房、娶了几房姨太太的“当地的土财主” 汪福,“就凭手中一个紫荆篮子,拎点四时八节极为新鲜的瓜果桃梨,或市面上尚未露面的紫葡萄、红樱桃、白香杏之类的稀罕物儿,专奔盐区的大宅门……他之所以装扮成跑鲜的菜农,混入盐区的大宅门,那是他感化、诱骗大盐商的一条发财之道”。对此,裕亭还是欠了一些“本质发现”的。汪福原型——那个收破烂的表象和作为,这是职业需要,并非仅仅理解为要“赢得众人同情”,至于他见人喊老乡、谦卑的姿态,其实正是他的“职业策略”,如果这样来认识,至少会在创作中提升不少“人文情怀”。把握“生活”的本质对于作家创作相当重要。

客观生活总是受一定的“环境制约”的,而艺术的生活是可以突破客观的制约的。因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也就有了大量的可创造空间。例如,在一个小酒馆里吃饭,一帮朋友等某个人,这个迟到者到来的时候,一个朋友站起来迎上去冲着他就是一拳,还骂骂咧咧说:“你他妈怎么才来,兄弟们脸都等黄了,快他妈喝酒!”大家一听都知道是“哥们”表示亲热的。如果把这几句话如实写下来,再读一遍,可就不是那回事了,这份原汁原味的记录假如呈现在法庭上,这便成了某某首先“打了人”还“骂了人”的“罪证”;对于读者来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凭借各自的阅历、思维以及认识程度,发挥各自的想象来理解它。因为写作说到底是语言艺术,用语言来表述生活,怎样表述很重要,说话有个语境,创作也必须把握语境的真实,有时候一个词,同一个人说两遍,不同的语气表达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反。

艺术的“真实”,源于客观生活的提炼,因作者的艺术创造力的不同和读者阅读、欣赏、理解、接受的水平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生活的“真实”也源于客观存在,但与客观实在又不是一回事。客观生活有一种特殊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作者和读者的注意。有时真实的事实相叠加不一定得到真实的结果,即“真实+真实≠真实”。

比如,某一版的报纸上刊载了几则消息,首先肯定每个消息都是真实的,我们来看:一则消息说,市区发生特大纵火案,损失惨重;一则消息说,市郊發生杀人命案,两死一伤;一则消息说,市区抓获毒贩,缴获毒品800克;一则消息说,郊区查获人贩团伙,解救被拐妇女儿童10名……这些消息尽管都是真实的,但我们读了以后,会产生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到处杀人、放火、贩毒、拐卖人口?事实上,社会有没有到这种程度?显然没有。这就是由个体的真实叠加产生了不真实的结果。

这,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需要注意的。

三、处理生活素材需要有“真实的态度”

每一个作家,要将客观生活(直接或间接生活)变成作品里的艺术生活(或者说要塑造成为艺术典型),把握生活“本质”是作家认识能力问题,而对待“生活”的“态度”则是“认识水平”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客观生活的真实和文艺创作的真实的有机统一?我的理解是,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生活素材的“审视”与取舍,需要遵循“全面、准确、客观、公正”这“八字方针”。

曾经有位作家出版了一部名叫《一个真实的马家军》的书,据说作者“和马俊仁一起生活了三个月”,所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但我们还是认为他没有反映一个真实的马家军。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全面。马俊仁率马家军为中华民族立下汗马功劳这一主流不写,尽写那些枝节末梢的东西,怎能“真实”?我们说,一个人有“三七开”,你只写这人的“三”而不写“七”就能说“真实”了?不全面肯定不真实。

“准确、客观”要求创作时对生活素材的取舍要把握生活的本质,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公正”要求创作者的态度要真实。作家的态度对反映生活非常重要,同样描写生活,语言、用词都会嵌入作者的态度,词性的选择、语气的运用、语序的结构,等等,都影响着艺术的真实。

有了真实的态度,在进行艺术典型化过程中就会“如鱼得水”,因为就生活素材而言,事实本身只是表象,素材要为刻画艺术典型服务的。

裕亭说“我的小说灵感,来自我的心灵深处。平常生活中,某人的一句,或是一个动作,没准就是我的小说的起源”,这正是艺术源于生活的的最好诠释。需要提醒裕亭兄的是,在解决了“艺术生活”来源的基础上,需要强化一下审视生活、认识生活的态度。

在《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裕亭坦然地说“有人说我写‘旧事,已形成套路了。这话可是贬低俺的,我能听出那话里的意思。但我并不否认!我写旧事,确实已形成了套路”,形成“套路”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一个表征,但认识“生活”如果也形成“套路”那就不是一个有益的态度,创作思维难免被“套路化”所左右,容易失去对生活本质进行深度挖掘的正确选择,这就很不好。希望裕亭早日突破自己的“套路”,以免再犯“重复自己”的差错。

好在裕亭兄已经有了认识,他在《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说到“这个套路,并非是用一个模式去写各色人物与故事,而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我在着意去用不同的手法写,而且尽力去写出新奇与新意”,如此看来,裕亭兄的小说创作,还将有、还会有更大的作为,我相信,我对裕亭的期待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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