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气象

李臻

破冰

镇江，是一个拥有三千年风流史的城市，花团锦簇而又艳丽馥郁。扬子江水切过这块大地，缓缓向东流淌，仿佛充溢起生命的活力和创新的意识。

197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全面开展，理论的航船开始转舵，但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歼灭战，在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纷争的文章常有出现，而且在某些问题的拉锯式博弈中，“左”的和保守的思想一度甚嚣尘上。

同样，对于赛珍珠评论的理论交锋也从未停止过，在这一阶段，领衔的出版物和文章有：1979年版的《外国名作家传》、1982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1986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1987年版的《历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传》、1988年版的《世界文学大辞典》、1989年版的《辞海》等。这些领衔的出版物对赛珍珠其人、其事、其作品作了领衔的诠释，其中“歪曲”“敌对”“攻击”成了最“领衔”的词汇。政治意义上的否定带来的是对文学成就的藐视，因此或言“迎合”，或言“猎奇”，或言“不真实”，或言“不深刻”。此类诠释虽版本不多，字数也寥寥，却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使得这一阶段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关赛珍珠的文章大都沿袭旧说，缺乏新见，甚至以讹传讹。

生活在长江边的镇江人也算是见过一些大风大浪了，一代又一代的镇江文化人一直努力地在思想、文化领域追踪先贤，耕耘不已。

镇江市第二中学的前身即为赛珍珠曾经任教过的崇实女中。刘龙，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曾经在该校任教。1972年在主编校史过程中，刘龙意外地发现了赛珍珠的资料。那时的刘龙刚刚32岁，一个动荡年代的“新青年”，于是这一重大发现在他年轻的生命中洋溢起无比的兴奋和满怀的踌躇。他感觉到了赛珍珠研究价值的不可估量，他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发现者的责任重大，他甚至开始有了“非分之想”。于是，刘龙开始为开展赛珍珠研究而四处奔波，他渴望通过自己的起笔造势，求得历史对赛珍珠、对赛珍珠文化、对赛珍珠“世界”的“斧正”，赛学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成为了“概念”。

笔者当时在镇江市外事办公室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接待“上访”的刘龙、倾听他的“倾吐” 、拆读他的“人民来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刘龙身体瘦弱，衣着也非常朴素，但每每谈及赛珍珠便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在他的一封又一封信中，既饱含了对赛氏人品的深情赞美，也饱含了对冰雪消融、大地回春的热情期待。从那时起他成了一名“职业”的赛研学者，赛研工作成了他生命的支撑，即使在晚年受病魔折磨之时仍然对研究工作欲放难舍。1992年，由刘龙主编的《赛珍珠研究》问世，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本研究赛珍珠的专著。

喜欢回忆的人大都有记笔记的习惯，而且往往习惯将当时的天气情况也注在所记事件的一旁，目的是为了让历史的信息更完整、更清晰。例如：笔者在翻阅以往笔记时，就无意中发现了1990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暖冬”往往预示着春天的提早到来，而1990年的“暖冬”带来的却不仅仅是自然气候中的春季，因为“春天的故事”在这一年中整整唱响了一年。

1990年，镇江市政府果敢地做出了两个具有破冰意义的决策：举办全国首届赛珍珠研讨会、修复赛珍珠故居。这两项决策是在1990年8月25日的一次有关赛珍珠研究工作的汇报会上决定的。时任镇江市市长的钱永波同志主持汇报会并要求：研讨会从形式到内容都要贯彻解放思想的要求，要堅持百花齐放的原则，要说真话，要避免另一种极端化的倾向，不求形成共识，但求历史价值定位的实事求是和评价方法的修正。

这就是谙熟赛学史的“老人”们常说起的“八·二五会议决议”的最核心内容。

其实，镇江老一辈赛学人的恢弘遐思早几年便已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端倪，比如早期的赛研工作对我国外交工作的一次卓越的贡献。

1989年“六四”风波后，原定的许多美国访华团或被拒或退团，而以时任全美姐妹城市协会主席兼坦佩市（镇江市的美国友好城市）姐妹城市协会主席迪克·纽海塞为团长的美国坦佩市政府代表团，却于1989年9月27日至29日对镇江市进行友好访问。这在当时是被称为“冲破西方政治封锁，改善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外事活动。

该团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镇江市人民政府邀请，访问镇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就赛珍珠故居修缮的设计和所需资金募集等问题与镇江市政府进行商谈，使修缮后的故居“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市友谊的象征”。

在中美两国有重大政治分歧的情况下，该团为何能如期访华，笔者不得而知，只知当时镇江市政府的接待方针是“热情友好，多做工作”，而非以往接待“紧张”国家所采取的“不卑不亢”的态度。

笔者跟随了该团在镇江的全程行动，该团会晤90高龄的赛珍珠的学生尹珍珠的动人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在亲身感受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和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后，纽海塞深有感触地说：美国国内的确有许多人对到中国来存有疑虑，而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到中国来是安全的。这次中国之行“OK”。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该团竟是当年“十一”前夕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美国官方代表团。为进一步体现我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体现对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外交部修改了该团行程，要求该团9月30日下午之前必须赶到北京，参加当晚由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

该团乘火车按期抵京，在国庆招待会上被安排在第61桌就餐。在京期间，该团享受了中国政府“超标准”的礼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该团全体成员，双方就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和赛珍珠研究等话题进行了友好交谈。这是镇江市的赛学研究工作对“六四”后的我国外交工作的一次重大贡献，虽有些偶然，但确系思想解放的必然成果。

时过境迁，“老人”们在通过泛旧的笔记本展读以往风云历程时深有感慨：那一截截精彩的横断面所透出的开创精神，有文化的分量、历史的分量，也有决策人的分量;那一段段破冰旅程中所透出的深远意义，在当时可能只有运筹帷幄的人方能体会。

寻找

由于赛珍珠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在赛学研究工作开展初期，对于赛氏家庭背景的政治定位是绕不开的课题。

从1989年夏季开始，笔者怀揣十余封介绍信 “四处出击”，对赛珍珠进行“外调”。

首站是金陵协和神学院，院方对笔者提出的调查课题非常重视，学院的徐如雷副院长亲自接待。徐院长是一位言谈举止中处处都显露出慈祥和虔诚的神学学者。赛珍珠话题使其谈兴很浓，首先谈了他所了解的有关赛兆祥和赛珍珠的情况，而且多次表露出对赛氏父女的礼赞;然后，非常郑重地谈了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概况和对传教士这一职业的看法。显然，徐院长不仅是神学权威，也谙熟赛氏家族，他的所有谈话内容都预先做了书面的准备，因此听起来好像是一堂神学理论课。

“课”毕，徐院长引领笔者到了院图书馆，叮嘱工作人员要多多提供方便，还要提供茶水和工作餐。就这样，依仗赛珍珠的“面子”，笔者在神学院直进直出、“为所欲为”了好几天，查阅到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料。在一本1931年出版的《The Chinese Reorder》的英文版书中，笔者发现了一篇纪念赛兆祥的文章《In Remembrance》，当时复印机尚未普及，于是在“管吃管喝” 的后勤保障下，将这篇文章完整地抄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笔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赛珍珠的资料时，巧遇了也在查阅资料的南京金融系统退休干部张毓昌先生。张先生的姑妈在布克与赛珍珠离婚后嫁给了布克。在经历了多年政治上的冲击和歧视后，张先生实在没想到竟然有人还在研究赛珍珠，而且是以组织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开展，他感到极其的惊讶。笔者试图与张先生深入交流，但张先生的眼神中明显带有顾虑和回避，只礼节性地只言片语后便迅速抽身走开了。当时的情景再现为：

张毓昌：你查赛珍珠的资料（惊讶地）？

笔者：是的。

张毓昌：你研究Pearl·Buck？怎么还有介绍信（惊异地）？

笔者：我是镇江来的，受组织委派查寻有关赛兆祥的资料。你知道赛珍珠（惊讶地）？

张毓昌：赛兆祥是个穷牧师，不穷就不会到中国了，来中国时身上只带了两个美元。

笔者：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惊愕地）？

张毓昌：我是布克的亲戚，布克第二任妻子是我姑妈。

笔者：那我能请教你吗（惊喜地）？

张毓昌：……（欲言又止）

笔者：可以吗（惊疑地）？

张毓昌：我还有点事，以后再说吧（惊恐地）。

寥寥几句，笔者一头雾水。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内，笔者天天守候在档案馆，坚持与张先生友善沟通，张先生却一再躲闪。最终被“逼”无奈，张先生给笔者来了一封信，算是作了一个了断，信中饱含其心有余悸的思想顾虑：“我姑父在国内至今未有定论，在我的档案上，仍是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势力和他的农业知识作为侵华工具，是帝国主义分子，就连Pearl Buck的两本书《大地》和《龙子》也没有定论。为此我就不便提供什么有关Buck的资料，十分抱歉。”

2008年在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之后，笔者再次赴宁采访了张毓昌。时隔20年，张毓昌已是80有余的老人了，岁月的风霜深深刻在了他的脸上，但提及赛珍珠却是满面春风。老人主动向笔者介绍了其姑母张光铮的身世以及和布克的戀爱史，言语中不时流露出几分因家族的荣耀而产生的自豪，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炫耀。当笔者告诉他“小布克”携全家参加了在镇江举行的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老人为未能与表弟在中国谋面而感到极为遗憾。

在查阅书面资料的同时，笔者抢救性地采访了上世纪20年代曾在赛家做工的骆姓老人，并专程赴宁采访了两位镇江籍的著名学者，一位是南京师范大学91岁的李美筠教授，另一位是南京大学90岁的戴安邦教授。李美筠教授毕业于镇江崇实女中，是赛珍珠的学生，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是赛珍珠的校友，在美期间常去赛家拜访;戴安邦小时侯曾亲耳聆听过赛兆祥的传教，留美回国在南京大学任教时曾与赛珍珠共事。在采访中，笔者明显感觉到三位老人均不同程度地经过了赛珍珠文化的“孕育”，因此在谈话中透露出对赛氏家族太深太厚的情谊，而且这种情谊温馨坦然、朴实无华，甚至肝胆相照。

在第一届赛珍珠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前，由笔者执笔写成了带有结论性的《赛兆祥情况查访汇报》一文，并作为研讨会交流材料的附件发放到每一个代表的手中。文中对赛兆祥作出了三点判断：一是赛兆祥为一般传教士，二是赛兆祥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三是赛兆祥在华期间的主要活动是传教。这三点判断客观上增加了举办研讨会的“底气”，使得赛学研究的作用能够发挥到“最大值”。

在研究工作开展初期，赛学尚属“边缘学科”，全国究竟有多少从事赛学研究的学者，由于当时信息交流方式所限而难以得知。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赛研工作是在“背靠背”的状态下进行的。而要成功举办研讨会，学者的邀请往往是事半功倍的一项工作。于是，筹委会决定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以南京、上海为两翼，寻找“知情者”，以在研讨会上形成镇江、上海、南京三地学者“三箭齐发”的学术态势。

因为南京大学是赛珍珠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估计研究人员较多，笔者便“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南京大学。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雨，笔者在雨中辗转数小时“摸到”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张子清教授门上时已是晚上九时许了。当笔者落汤鸡般地站在张教授门前时，张教授感动了，生性爽快的张教授立即应允了邀请，并当即给远在北京的《大地》译者王逢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全信以“来吧！！！来吧！！！”开头，并以“来吧！！！来吧！！！”结尾，阅后使人感觉心潮奔涌，来时的忐忑不安和“前途未卜”的迷茫顿时淡去，留下的只有雨后的畅快和“前途已卜”的愉悦。

随后的几天里，在张教授的帮助之下，笔者又寻找到了钱佼汝教授、刘海平教授等。最终，南京大学的“知情者”们悉数参加了研讨会。

寻找工作的下一站是上海，同赴上海的还有时任镇江市政府副秘书长周启明、镇江市外办副主任徐秉慎。我们手提两瓶镇江香醋，首先敲开了巴金家的大门。

原以为有赛珍珠的“面子”，且有“重礼”开路，定会受到热情接待，但只见巴老面无表情地端坐堂上，相距丈余，却感觉隔了千山万水。当家人向其通报了我们来访的目的后，未及言语，巴老已喊送客。这个“打击”来得实在太突然了，以至于我们三人当时面面相觑，连道别也忘了，便匆匆退了出来。今天每每想起这次“溃败”，依然觉得有些后悔，当时我们“撤退”的行动太迅速了，如果当时我们再“坚持”一会，脸皮再“厚”一些，再设法将准备好的“台词”说出一点……

其实我们绝不敢奢望巴老能参加研讨会，只是希望“泰斗”能给“晚辈”一些鼓励。可巴老为何对赛珍珠那样“冷酷”呢？这个谜团直到20年后方被解开。2008年的一次会议上，笔者遇见了一位与巴金私交甚好的巴金研究会会员、新华社驻上海记者站的一位记者，叫楼乘震，这才揭开其中奥秘。原来当初巴金积极建议设立文革纪念馆，但提案坚持数年而未有下文，颇使巴老对历史不堪回首，对当时视作“敏感边缘”的“赛学”研究也噤若寒蝉，对文化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禁区突破仍持观望态度。因此，对我们的造访持了谨慎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也意识到，偌大上海，若无“线人”帮助，寻找工作犹如大海捞针。于是我们聘请了上海“土著”人、《光明日報》驻上海记者站的谢记者作为我们的“地陪”。“谢导”还真是神通广大，到处都“有人”，其后的寻找工作便一路顺畅地走了下去，将一个个“深藏”着的“大家”请出了“山”，他们是：复旦大学外文系名誉主任、《新英汉字典》主编、《西方文学史》主编杨岂深教授，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濮之珍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熊玉鹏教授，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荣，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杨自伍，解放日报社副总编居欣如，上海文学报社副编审陆行良，光明日报社上海记者站主任记者谢军……

1991年1月22日—24日，首届赛珍珠研讨会在镇江金山饭店一间简朴的会议室举行。没有鲜花、没有主席台，甚至没有个像样的开幕式，“场面上”不太热闹。然而，看似有点“静悄悄”，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思想跃进;看似规模不大，却在努力营造“赛学”研究的“政治生态”;看似波澜不惊，却是学术界理论探索与文化创新的重大突破。

各位与会代表抚今追昔、畅所欲言，坦城的交流与大胆的论证使高潮迭起，真实的疑惑和具体的问题能充分敞开，从而一层层拨开了思想的迷雾，一点点撑大了研讨的空间，一针针缝合了“历史地震”后的错位和断裂。

这种崭新的学术气象，令一些因故不能赴会的学者和赛珍珠生前故友深感遗憾，同时又不甘寂寞，纷纷发来论文和贺电，其中就有徐迟。徐迟是与赛珍珠同时代的作家，并和赛珍珠有交往。他发来了以《纪念赛珍珠》为题的专文。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制造”出了一些经典的“警句名言”。如：她写得不比我们的最好的作品差，但比我们最好的作家写得多得多。诺贝尔文学奖金之所以在那年奖给了她，主要是因为全世界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想方设法要给中国精神上的激励和道义上的支援。

所以，会期虽短短两天，却始终充满了对鲜活思想的渴求，努力给予了赛珍珠思想实事求是的解读与界说。

首届研讨会虽还只是“春来发几枝”，但却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预演，是“万木春”的沃土，是“春天的故事”的序曲。会议激发起了学术界蛰伏已久的研究热情，各路人马也在镇江迅速“集结”成“赛学”研究的主力阵营，将“赛学”研究在全国范围推向了全面深入的新局面。

留香

2003年初秋，一个以赛珍珠名字命名的高中班级——赛珍珠国际班，在镇江市第二中学开始招生开办了。美国赛珍珠国际组织资助该班开办，并派遣了国际教育使者远涉重洋来该班支教，因此称之为“国际班”。

举办赛珍珠国际班的设想当然不是一步到位，教育事业的成功也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镇江赛研人脚踏历史文化流淌的河道，受到精神文明建设和赛珍珠文化双重洗礼的最终成果，是一个大大的果实。

孕育镇江赛研人的是镇江的山山水水，对于镇江赛研人而言，充满爱意地去感受社会、理解社会甚至帮助社会，已经成了他们自始至终的情感底色，对美善境界的梦想与追求，也成为他们最有魅力的一面。

爱的倾泻、爱的奔腾，终于得到了升华。镇江二中是赛珍珠母校——崇实女中薪火相传的“晚辈”，因此，赛珍珠国际班在该校开办，也是对赛珍珠最好的纪念。镇江市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该班的开办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解放日报》等国内权威媒体对该班的开办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谓之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赛珍珠国际班成为了中国教育条口一颗耀眼的珍珠。

赛珍珠国际班是以赛珍珠足迹所到之处的成绩优良的贫困学生为主要生源，学生全部住校学习。为使一届又一届赛珍珠国际班学生能安心学习和生活，校领导操碎了心，大到师资配备、教学资料的编订，小到每天特供的牛奶、鸡蛋和学生的心理辅导……镇江社会各界也时时刻刻关心着赛珍珠国际班的成长，逢年过节便送来节日的美食。为赛珍珠国际班送温暖、送呵护，早已成为“小城大爱”活动一面鲜红的旗帜。

人类的各类温情、爱心、善意在赛珍珠国际班得以凝聚，而这一凝聚又使得各类温情、爱心、善意洒泼开去，发扬光大。

孩子们没有辜负社会的关爱，“争气”“争光”“报效”等始终是全体同学共同的流行词汇。多年来，赛珍珠国际班学生的高考录取率在全市一直名列前茅，其中本二以上录取率均高出全市平均录取率10%以上。很多同学离校多年，仍然关注着母校的发展，保持着和老师的联系。

曾在江苏大学读研的江西屈杰敏同学这样对老师说：“老师，吃了这么多年的月饼我还是觉得那年恒顺的月饼最好吃。我毕业后要到镇江找工作，把我女朋友带到镇江来，让她也喜欢镇江，把家安在镇江。”

曾在东南大学读研的苏北刘家举同学说：“如果不是赛研会，不是镇江二中，不是赛珍珠国际组织，我也能考上大学，但绝对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是镇江给了我一个较高的平台，我爱镇江！”

来自安徽的仇宽永曾经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但今天已成为南京某高校教师，他在工作后的第一个教师节给他的赛珍珠国际班的班主任老师发来了短信：“亲爱的老师，长大后我就成了您。但是您，是我一生的榜样。”

……

对于赛珍珠而言，“故乡”是缩小的中国，而中国又是放大的“故乡”，所以她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才华都抛洒在了这片大地上。赛珍珠在镇江这片大地上长成、学成到走向诺奖的奖台。

如今，曾经的苍凉和冷酷已经不再，中国与赛珍珠不再对立，取而代之的是缘分、亲近和共鸣。

几十年历史的沧桑巨变没有淹没赛珍珠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