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坊对宋代音乐文学的影响

2020-07-09 03:36宋康刘茜
音乐探索 2020年2期
关键词:宋词

宋康 刘茜

摘 要: 教坊是当时负责燕乐演出的最高行政机构,人才聚集,音乐设施、设备精良,在音乐生活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宋代教坊对音乐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简单概述宋代教坊的情况,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宋代音乐机构教坊对宋代音乐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均宋代音乐机构;教坊;燕乐;音乐文学;宋词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2 - 0080 - 05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2.011

代是中国音乐从中古伎乐转变为近世俗乐的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的市民音乐也得以繁荣发展,戏曲音乐在这一时期正式诞生,北宋杂剧和南宋的南戏成为戏曲发展史上两座不可忽略的里程碑。陶真、鼓子词、货郎儿、唱赚、诸宫调等说唱音乐在宋代的市民音乐中纷纷出现,说唱音乐也得以在市民阶层中进一步繁荣发展。宋代的宫廷雅乐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中具有代表性,俗乐和雅乐并行不悖地在宫廷当中奏响,共同构成了宋代宫廷音乐。同时,唐代的歌舞大曲在宋代宫廷中已然呈衰败之势。

在宋代音乐中,音乐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宋代音乐机构中比较重要的有太常寺、教坊、大昇府等。此外,还有云韶部、钧容直等等。这些机构同宋代的音乐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宋代的音乐机构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管辖雅乐的机构,二是管辖燕乐的机构。雅乐主要用于祭祀祖先和神灵,而燕乐则用于娱人。宋代的燕乐机构同音乐文学的联系颇为密切,燕乐机构中,影响最大的是教坊。教坊是当时负责燕乐演出的最高行政机构,人才聚集,音乐设施、设备精良,在音乐生活中起著重要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宋代教坊对音乐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文主要对宋代教坊的情况做简单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宋代音乐机构教坊对宋代音乐文学的影响。

一、宋代教坊的概况

探讨教坊对宋代音乐文学的影响,首先应整体了解宋代教坊机构。

教坊是唐、宋、元、明时期,管理、传授和学习宫廷俗乐的机构,是宋代宫廷燕乐的行政管理机构,其它同类机构还有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等。这些音乐机构的职能、规模等在宋代的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宋代的教坊设立于公元960年,也就是大宋政权建立的那一年。当时的教坊分为4部。随着不断地征战并取胜,宋王朝的宫廷里也不断地吸纳了各地的优秀乐工。据史书记载,如从荆南获得乐工32人、西川获得乐工139人、江南获得乐工16人等。 此外,藩臣有时也会给宫廷敬献乐工。因此,宋太宗时期,教坊的人数大大增加,教坊音乐的质量也大大提高。北宋教坊共持续了190年。靖康劫难之时随着北宋的灭亡而消失。

赵构在公元1127年于临安建立了南宋王朝,由于政权初建,经济力量薄弱,面临各种困难,没有建立教坊。后来于绍兴十四年(1144)宋金签订合约后,南宋宫廷里又设置了教坊。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人又大举侵宋,宋王朝不得不撤销了教坊机构,其中的乐工大部分被调到地方机构“临安府衙前乐”中继续当乐工,还有一部分优秀者,被安排到宋高宗退位修养的德寿宫中,充当“使臣”。

宋·赵升《朝野类要》(1236)卷一载:

本朝增为东西两教坊。……中兴以来亦有之。绍兴末,台臣王十朋上章省罢之。后有名伶达伎,皆留充德寿宫使臣,自余多隶临安府前乐。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数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辈。

上述记载描述了教坊乐工及教坊解散后的一些情况。教坊存在的时候,每当有大型音乐活动时,宫廷里的乐工便不足用,需要临时抽调民间乐工和一些孩子参加活动。后来,教坊机构名存实亡,仅仅保留了名称,而不再拥有乐工。有大型活动需要使用燕乐时,就由修内司教乐所临时召集乐工和小孩子来参与。一般集中练习20天,再临时表演。所召集的人员有临安府衙前乐自有的乐工、旧时钧容直中的乐工、过去在德寿宫充当使臣的教坊乐工、过去临安府衙前乐的教坊乐工,还有民间的音乐高手等,甚至包括一些优秀的路歧人。

北宋时期教坊的内部组织不断地发展变化。据笔者查证,目前还缺少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记载,近知道10世纪末的教坊,分为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四部。

大曲部演奏的乐曲是属于18个不同宫调的46首乐曲;法曲部演奏的乐曲属2个不同宫调的2首乐曲;龟兹部演奏的乐曲是属于同一个宫调的2首乐曲;鼓笛部演奏的乐曲宫调未能见到记载。四部所用的乐器分别如下。

大曲部:琵琶、箜篌、五弦琴、筝、笙、筚篥、笛、方响、羯鼓、杖鼓、拍鼓。

法曲部:琵琶、箜篌、五弦琴、筝、笙、筚篥、方响、拍板。

龟兹部:筚篥、笛、羯鼓、拍板、腰鼓、揩鼓、鸡娄鼓、鼗鼓。

鼓笛部:三色笛、杖鼓、拍板。

其中每个乐部有自己的固定的人员,这有利于提高乐工的技艺,也有利于提高音乐的水平。但宫廷里的乐工人员也有吃紧的情况,同时所演奏的乐曲曲目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根据实际的需要,后来的教坊取消了四部的划分。根据乐工的特长重新进行分配,划分为十三个部: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

教坊里的乐曲主要由乐工们所创作并表演。但是北宋的两位皇帝宋太宗和宋仁宗出于对音乐的兴趣,亲自加入到创作燕乐的队伍当中。据史书记载,宋太宗(939—997)曾创作九弦琴曲5首、五弦阮曲4首,改编九弦琴曲156首、五弦阮曲148首。他还曾创作过大曲18首、曲破29首、琵琶独弹曲破15首、小曲271首,改编旧曲57首。宋太宗共创作燕乐乐曲342首,改编361首,两者共计703首。宋仁宗通晓乐律、喜爱音乐,并积极参与教坊活动。有时,他将创作了乐曲交给教坊演奏;还有时,他让教坊创作了新曲之后交给他审定。经过他创作和审定的乐曲有54首。

二、教坊对宋代音乐文学的影响

探讨音乐机构与音乐文学的关系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注教坊对于宋代音乐文学的影响问题。其余的音乐机构虽然对音乐文学也有一定影响,但在影响力方面均比不上教坊。同时,其它一些音乐机构对于音乐文学的影响,也可以教坊之影响作为一个参照。

宋代教坊对音乐文学的影响力同其在宋代的燕乐系统当中的崇高地位紧密相关。宋代的教坊汇聚了一批当时最杰出的音乐家,他们能够代表当时音乐艺术的最高水准。教坊中的音乐家都是在全国范围内优中选优选拔出来的音乐人才,也正是由于汇集了大量高端的音乐人才,教坊因此而成为当时重要的音乐评价机构。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曾经记述了朱维被任命为大昇府典乐一事。宋徽宗曾经在教坊乐工的帮助之下对精通乐律的朱维进行过一次测评。教坊乐工对他赞许有加,宋徽宗因此而任命他为大昇府典乐。 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当时教坊在音乐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教坊乐工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宋代教坊对当时音乐文学发生重大影响的基础。

在朝廷制定燕乐政策的过程中,教坊乐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朝廷在制定律吕政策之际,往往会征求教坊乐工,尤其是一些有名望的音乐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在新乐制成之后,这些音乐家也往往作为新乐成败与否的重要的评判者。律吕制度在音乐创作中事关重大,教坊乐工对于律吕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新的律吕制度可以催生新的曲目,教坊乐工对于音乐制度、音乐政策制定的参与就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音乐文学。

教坊是宋代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阵地之一,教坊乐工的音乐创作促进了当时音乐文学的发展。教坊担负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为王朝庆典编撰歌乐词。在各类文献当中,有关此方面的记载有很多。比如《宋史》卷一百四十二当中记载:“太平兴国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闻鸡唱,殿前都虞候崔翰问之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即法其聲,制曲曰《鸡叫子》。”

宋词的繁荣同其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音乐性有很大的关联。“伶工之词”更是因为其音乐上的成就和歌词的生动、通俗而对当时的音乐文学有所推动。

《碧鸡漫志》卷二中有如下记载:“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  可见,周美成在宋词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江南某氏的善解音律。的确,宋词的成功离不开音乐和唱词(即音乐文学)两个方面的珠联璧合。宋词涌现了大量的优秀词家和无法胜数的佳作名篇离不开词、曲作者的共同努力。宋代的一些优秀词人往往和教坊乐工有所交往,音乐和文学上切磋交流,共同促进了宋代词调音乐和宋词文学的繁荣发展。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教坊乐工史某非常爱惜他的才华,也对其穷困潦倒的生活境况十分同情。当教坊乐工创作了新曲子《醉蓬莱》,史某乘着仁宗比较开心之时,推荐柳永为其填词,柳永于是创作出词调《醉蓬莱慢》。《醉蓬莱慢》成为当时的流行词调,广为传唱。

宋代教坊乐工花日新也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他曾经创作过一首词调音乐《小重山》,李之仪、贺铸、张先、秦观等词人都曾经为其填词。此外,孝宗朝乾淳乐部的教坊大使田正德也同姜夔有过密切的往来。

宋代的教坊乐工同词人的艺术交流,成为宋代词调音乐和宋词文学创作的一种实践形式,大大地促进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

宋代教坊乐工参与宋词的创作是教坊对于音乐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教坊乐工参与宋词创作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参与词曲(即词调音乐)的创作;二是参加词的创作;三是为没有曲的词谱曲;四是对原来的音乐文学作品进行加工改造,使其以新的风貌展示于世人。

正是由于教坊乐工积极地、多种形式地加入到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活动当中,使得教坊对宋代文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教坊的艺术美学观念也对宋代文学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进而形成了教坊风格。

《青箱杂记》卷五:“又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教坊格调,则婉媚风流;外道格调,则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甚焉。兹亦与文章相类。” 通过这一描述可见,从音乐的角度来看,教坊风格婉媚风流,外道风格则是粗野嘲哳。教坊诗喜欢描写富贵家的景色,体现出俗的特征,也就是鄙理从俗,这可以从一些文献记载中找到依据。如《梁溪漫志》卷九中载:“东坡御风骑气,下笔真神仙语,此等鄙俚猥俗之词殆是教坊倡优所为,虽东坡灶下老亦婢不作此语,而顾称誉若此,岂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误,后人不可以不辨。”  再比如《乐府指迷》中云:“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读唐诗多,故语雅澹。间有些俗气,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亦有起句不紧切处。”  后一条文献中说,有些俗气乃是染教坊之习所引起的。由此足见教坊音乐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乃是俗。教坊对宋代音乐文学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宋词文学风格的丰富有着积极的影响。

教坊中的乐工不仅创作宋词,同时教坊也是宋词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从根本上说,民间音乐是宫廷音乐的基础和来源,民间著名词人的作品会对教坊的曲词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容否定的。比如柳永的作品就对教坊的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一些著名词人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还会传入教坊内由教坊乐工来演唱。同时,宫廷音乐对民间音乐也具有反哺的作用。周邦彦的新作一诞生,便会在教坊当中广为传唱。如周氏所创作的的《兰陵王慢》原本是供教坊演出的,后来传出宫廷,在瓦肆、歌楼当中传唱。又如《撷芳词》就是从宫廷里传出,最远的地方传至蜀中地区。因教坊担负着为其它音乐机构进行乐工培训的职能,有时还会向其它机构输出乐工,这样势必使教坊实现传播音乐及音乐文学的功能。因此,教坊乐和民间音乐也就做到了互相影响的关系。

首先,教坊中的乐工,大部分是从民间乐人当中选拔出来的。这些乐工把各地不同的民间音乐引入到了宫廷燕乐当中。不同地区、不同技艺的乐工集中于宫廷,必然会互相交流和学习,促进了彼此技艺的提升。另外,当朝廷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遣散这些乐工时,这些乐工回到民间,又会将宫廷音乐传入到民间,从而促进了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交流,从而促进民间音乐的发展。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唯浔州平南县,系古龚州,有旧教坊乐,甚整异。时有以教坊得官,乱离至平南,教土人合乐。至今犹能传其声。”以上记载说的是如下事件。北宋末,因靖康劫难,有部分教坊乐工流落到广西省东南部的平南县,他们将自己在宫廷里习得的器乐合奏技术传授给当地人。这一地区的器乐合奏一直到南宋中期还保留着某些宫廷器乐的特征。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宫廷音乐对民间音乐的影响。因此,教坊对于宋代音乐文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也该视为教坊对于宋代音乐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由此可见,民间歌手、词人和教坊乐工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

教坊乐工在表演实践的基础上对声乐演唱技巧加以总结,由于其在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所总结的声乐技术标准常常为当时的音乐圈所遵循。比如《事林广记》庚集上《正字清浊》篇就对声乐演唱中的吐字、咬字的问题加以归纳。

昔之京语,今之浙音《广韵》、《玉篇》,不能详载,所以外路或未之知,粗用切音,为古今语脉,殊不知反成乡谈蛮字,贻笑于人。因循久远,讹舛无辩。至于言词赓唱,不协律调,皆由是也。今将教坊乐府呼吸字指,重叠异用,平侧通称,并附于此,以俟识者赏音。

《事林广记》把教坊里所归纳总结的“呼吸字指”刊印出版,使得教坊乐工声乐方面的经验得以在各地流传进而指导乐人们的声乐实践,并有很大的影响力。

宋代的教坊同前代的教坊一样也担负着搜集整理民间歌谣的重要任务。教坊的搜集整理工作对于传统音乐的保护有重要积极意义。同时对音乐文学的保护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此,笔者欣然发现,宋代的教坊与音乐文学有着一定的关系,教坊不但对宋代的音乐文学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其传播与发展同样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结 语

宋代的音乐机构虽然不及盛唐繁荣庞大,但得到了宫廷的高度重视,因而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不同的音乐机构,对于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宋词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宋代的音乐机构促进了宋代音乐文学的传播。音乐文学的传播,如果纯粹依靠民间而无政府支持,容易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而宋代音乐机构的存在使得音乐文学的传播更为频繁和有效。教坊对宋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促进了宋代音乐文学的传播,这主要由民间艺人、文人以及教坊乐工之间的相互交流所共同完成。同时,教坊肩负着搜集和整理民间歌曲的重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民间音乐文学的作用。

本篇责任编辑 何莲子

收稿日期:2019-11-13

作者简介:宋康(1982— ),男,硕士,四川音乐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21);

劉茜(1982— ),女,硕士,四川音乐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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