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中白象

凌岚

每次在长岛495公路上开车，我心里都升起温柔的悲凉，这次也是。

驾车去冷水街看我爸，起因是东卵镇的警官梁彼得给我打电话，“你爸拖欠银行的房贷，还拿枪威胁警察。”梁彼得过去曾是我的高中同学，初恋男友。听完电话后我也不可能上班了，立刻请假，开车去长岛。

东卵在长岛南汉普顿郡的最东端，地图上是一个很长的印第安土著语的名字，但人人都叫它东卵。495高速进了那块地界立刻就像进了荒岛，路的两边连加油站都少见。公路的不远处就是海，海与路之间隔着一条灰蒙蒙慢吞吞的大河——鹈鹕河。河岸上长满密密的杂树，白色的鹭鸶和海鸥自树顶飞起来。冬天时那些河两岸的树落尽叶子，从海里吹来的风呜呜地穿过褐色的树林，吹到高速公路上带起白色的积雪和灰尘。

鹈鹕河贯穿大半个岛最后流进大西洋。入海的地方叫鹈鹕湾，那里有个人迹罕至的海滩，布满大大小小滚圆的鹅卵石。从无锡移民到纽约的最初几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周末总来鹈鹕湾，那里有海滩，停车不要钱，沙滩上的椅子免费……是度过夏天最便宜的去处。多年以后，鹈鹕湾是我开车去冷水街看我爸的必经之路。

我老爸年近七旬，我想象他在冷水街那栋小屋前，右肩背一把雷明顿步枪，穿着深色黑不黑蓝不蓝的旧卫衣，瘦腿微微罗圈着，裤子皱皱巴巴，腰里别着卷尺，翻毛靴上尽是白漆和洋灰……这副老年打工者的样子法拉盛遍地都是，他这样还想跟警察对峙？

自从小陈的事以后，他身边一直带着枪， 而且不止一把。一开始没有拥枪执照，后来也补办了，这么多年一直都很太平。纽约州有一半人口都拥有枪，我爸只是纽约合法拥枪居民的多少万分之一……他在移民前在国内当过兵，虽然是运输兵但学会打枪也会修车。这两样看家本领在中年移民后变成了挣钱的职业，但携武器威胁警察？这还是我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不走运的老爸吗？

我爸在东卵镇的房子是冷水湖的度假别墅，是千禧年长岛地产泡沫时盖的。冷水湖过去有重污染的历史，冷水湖边一直树着牌子，提醒人不要吃湖里钓到的鱼，也不要游泳。我爸的小屋，小小的木结构的房子，盖在湖岸北向的高地上，每栋差不多大小，都是两卧两卫，间距不过十尺，跟联排公寓差不多，很便宜，也很少有人，房主大部分都是想借翻房赚一笔的投资人。

他打工，有时搞装修，有时修车，因为没有执照，现金流并不稳定，但这不是问题，因为照法拉盛华人极度节俭的过法，再不稳定的小工作都会有存款，加上这房子便宜，加上长岛的地皮税，每个月要还的房贷并不高。但我爸不一样，他喜欢去赌场玩，他能赌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我爸并不希望我去看他，我也尽量不去。美国日历上有几个固定的家庭团圆的节日，感恩节和圣诞节，国殇纪念节，劳动节。我择其中两个日子前往，跟他小聚。去多了也不行，他并不喜欢，但他不好意思明说，问完我工作以后，就没有太多的话。上一次去看他，是大半年前了。我给他带了一瓶加勒比海地区出产的朗姆酒，一瓶五粮液。我们围着冷水湖转了一圈，湖边一个人都没有。暖冬，几对没有南飞的绿头鸭在不远处的水边浅摊里打转。我爸得意地指给我看外墙上一道修补过的裂纹，从屋顶一直延伸下来。湖边的地潮湿，尤其在多雨的秋天，木头屋靠近地基的地方会长出蘑菇。

“你知道这个怎么修吗？”老爸问，说着弯腰去拍那个新补好的外墙，那一块的木头还没有上漆，露出青绿的防水处理后实木的颜色。我摇头说不知道。

“要把木头全部拆下来，换上新的。木头上长蘑菇是因为里面都烂了，黑的。光是重新油漆是不行的。下雨时里面会继续烂，还会长蘑菇……”

除了给我看他修的房子，我们见面后的固定节目是他帮我的车换机油。总之见面的时候尽量找些事做，避免说话，避免提到我去世的妈妈。

小木屋的车库只容一辆车，他会先把自己的车开出去，把地方清空，然后我把车开进车库。冬天就得关上车库门。先用千斤顶把我的那辆小福特悬空架起来，把换机油固定用的几块砖头垫在架高的车盘底下，四面都垫好，然后把一只两百瓦的手提大照灯塞到车盘下，人随后钻进去。关了车门以后车库昏暗，唯一的亮光来自那个车盘下的大射灯，从下往上照，沿着福特车的轮廓照出一个光边，在黑暗的车库里像一个发光的巨坑，我爸就躺在坑里，见不到人，只听到他的声音。我站在车边，脚在“坑”的余光里，上身在昏暗中，偶尔给他递一两件工具，其余的时间就是听他从车盘底发出声音，跟我说几句固定的话：“你真的不需要特意跑这里来，杰西，我过得还挺好的。”我会說并不麻烦，顺路来看看，诸如此类的理由。从小到大我陪他换油陪了很多次，闭着眼睛都知道他要拿哪些工具。有的时候，他什么都不需要我拿，只要我站在那里，帮他端着一瓶开了罐的百威啤酒。

换完机油，晚饭照例是我带他去在“丹尼”快餐馆吃。在等炸鸡和土豆泥送来之前，老爸避开我的眼睛，看着窗外的高速公路上飞驰而逝的汽车，一边静静地喝着啤酒。在丹尼门口告别，我们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一年两次见面，总算又熬过去了。我从冷水街回来，需要好长时间心里才能平静。

来纽约之前我们住在无锡。他出去时我才一岁多一点，等到我们母女拿到签证飞到纽约跟他团聚，整整六年过去了。在肯尼迪机场见到我，听我怯怯地叫他爸爸，他愣在那里，好半天没有反应。

我和妈妈到纽约的时候，我爸在纽约打工已经好多年了，修车，也搞装修。为了迎接我们，他用五分之一的积蓄，买了一辆七年新的丰田车。取车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里面，我和妈妈都兴奋地说你开啊，一直开到天边去。于是爸爸就上了495高速，一脚踩紧油门，一路向东，开啊开啊！路边的风景越来越荒凉，一眼望过去连加油站都没有，农田接着农田，农田后是蓝色的不变的大海，最后495由三排道变成一排道，高速公路变成小镇的马路，到达的地方就是鹈鹕湾。那是我和妈妈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大海。

时值七月盛夏，鹈鹕湾的海滩上还有游海的人，钓鱼的人。海水被晒得温热，大太阳照得海滩明晃晃的，我们一家人没有穿游泳裤，反正这里人也不多，没有人管，爸爸穿着卡其短裤就走进了海浪里。我和妈妈把裙子扎在腰下部也踏进海里。妈妈两条圆滚滚的腿，皮肤很白，站在黄色的沙滩和蓝绿色的海水之间，胖胖的她像一只白色的小象。不多一会儿，她赤裸的皮肤就被太阳晒红了，蒸熟的龙虾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带了泳衣，防晒霜，洋伞这些沙滩活动的东西。老爸带着全家再次飙车到了鹈鹕湾。我和爸爸水性很好，立刻下海游。妈妈穿了泳衣，戴着遮阳帽，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她不会游泳但很享受海浪，海浪冲过来，她就惊讶地尖叫着背过身去。我和爸爸在她的白象腿边游过来游过去，用手指挠她泡在海水里的肉腿。妈妈开始以为是水里的鱼在碰她，不停地踢腿，想把鱼赶开。后来她终于意识到是我们在捣鬼，伸手来抓我们，我们飞快地游开去，她跟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在海水里想追上我们，最后海水淹没到胸口，她不得不停下来，我们游到更远的地方。回头看，她还是站在那里，举起胖手臂朝我们招手，让我们回去，海浪高高低低，风把她的声音带走，但我可以清楚地看得清她脸上的笑意，在阳光下。

我妈妈去世后，每次她入我梦，情景都是在海滩上。她穿着泳衣，四肢赤裸在阳光下，大笑着对我招手。好像她变成了鬼，都是一个白白胖胖，没心没肺，开开心心的鬼。我爸不是这样，他性格孤僻，整天非常严肃，到家就看电视，也不怎么跟我们说话。

495东段白天不堵，我很快就开到了冷水街。小区门口已经摆上几盆秋天的花，万寿菊，小叶菊，紫色的包菜花，还有几个大南瓜，几堆稻草，旁边插一个稻草人。车开进小区的门，老远就看到红蓝色的警灯在闪，停的位置就是老爸那栋小木屋。车里坐着两个警察，一个在看报纸，一个在打瞌睡。看报纸的那个注意到我的车，他立刻放下报纸，推开车门，探身朝我作了一个手势，让我原地站住。然后他跨出车，一手按住右边的手枪，岔开腿向我走来，一边走一边习惯性地微微晃着肩膀，就像二流警匪片里的样子。若不是他先给我电话，我知道彼得在这里，我绝对认不出这就是我青春期曾经的初恋，梁彼得。彼得发胖了，那身警服把他过长的上躯装得满满的，像包着一个粽子。

“请问我怎么能帮到您？这里被警察封锁了。”他问，冷冷地朝我抬了抬下巴。片刻他认出我来。眼睛里发出光来。

“嗨彼得，你好吗？”

彼得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跟他记忆中的人对比。然后他咧开嘴，露齿而笑，笑的时候眼角堆出细纹。他冲我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紧握住，摇了几下才放下，“好久啦！毕业后就没有见过你！但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大名。”

岁月让彼得的脸棱角分明，他的眼睛比以前更窄，好像总是眯着眼睛的模样。他的五官唯一没有尺寸变化的，是他的嘴唇，下唇厚而曲线饱满，是高中女生喜欢的性感样子。那嘴唇让我很不好意思又怀旧地想起我们曾经有过的亲热，也让我立刻确认面前的中年汉子是梁彼得。

“我进去看看我爸爸，劝劝他，希望事态到此为止”我说。

“他知道你来吗？”

我摇头，电话不通。

彼得点头，说：“我现在得搜查你，这是例行惯例，请理解。”说着他上前一步，完全挡在我前面。

“搜身？！你开什么玩笑？这里住着我的亲生父亲，我又没有犯法。”

“我知道，但他有枪，还举枪威胁警察。”

“全纽约州超过一半人口都拥枪啊！”我冲他嚷嚷，但他表情已经恢复到几分钟前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目光也不跟我对接， 他对我做了一个手势，我举起双手，让他近身来搜查。

彼得弯腰蹲下，仔细地拍过我的裤腿，连大腿内侧都仔细摸过。他搜我的时候，他头低下。那个样子像高中时，他把头亲密地贴在我的胸前。我比他略高，这时这张曾熟悉的脑袋上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几根灰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光。搜查上身时，他的手灵巧地躲过我的胸部。忍住这一通拍啊摸啊，我无聊地尽量看着不远处冷水街四周，那里立了两台小推土机，推土机不远处插着一个什么建筑公司的牌子。这种即将大兴土木的样子，跟刚才一路上在495上看到的光景类似，看来经济起飞的翅膀已经飞到了这里，冷水湖的地又要开发了。

他搜查完我，点点头，说你进去吧，我们也撤了。说着掏出一张名片和笔，在名片后写了几个字递给我，还努努嘴示意，那眼神里的内容很多。我们在高中走廊里遇到时会心领神会地一瞥一笑。进车前彼得说：“你好好劝劝吧，不要让事态再恶化，尽早搬离。买地的开发商现在催命似地催我们动手呢。”

“要是他不听我的，不肯搬怎么办？”

“有办法让他搬的。”

“什么办法？”

“扔两颗烟幕弹。”

“别啊！千万不要！我爸都快70岁了！“

说完他坐进车，将车打开，车一调头，绝尘而去。

整个冷水街就我一个人，我把手里的名片翻过来，后面写着一个手机号，是他个人号码。还有一行小字：“灯塔山坡”，东卵大街16号，下午5点半。我把名片胡乱塞进手提袋里，急忙忙朝那个熟悉的14号前门走去，没走几步，就听到窗户啪地推开一道缝，一管黑漆漆的枪口伸了出来。

“别开枪！爸爸，是我，杰西！”

就听到哗啦一声，步枪的保险档解锁的声音。随即门开了一条缝儿，让我钻了进去，门立刻关上。门里我爸一手扶着枪，一手跟我致意，让我朝厨房走，那里是他的“宿舍”。

老爸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常年做装修或者修车这些体力活儿，他皮肤黝黑，身材精瘦，给我开门时腰板挺得笔直。我跟在老爸后面往廚房走，房里跟我上次圣诞来时一模一样，连门厅里花架上的吊兰，客厅里的飘窗上窗帘的挂法，甚至空气清新剂的香味儿，都没有变化。这个房子整洁得不像有人住，更像售楼部的样板间。老爸为了卖好价钱，基本舍不得用，自住的生活空间集中在厨房和旁边的小浴室里，整个房子保持着崭新状态，“买家随时可以拎包入住。”

厨房里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空气里飘着“老干妈”辣豆豉的气味，灶台上半锅煮方便面的汤，酸辣的调理味重得就像工业废料。水池里堆着几只还没洗的碗筷。厨房一侧靠近暖气出气口的地方，摊着一张充气床，上面堆着枕头毯子被褥。在枕头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张我大学毕业的照片，除此以外，这就是一间单身宿舍。

他把步枪立在照片下的那面墙边，从吧台下拖出一个高脚凳，让我坐下。然后打开吊柜，从里面拿出几个番茄酱罐头：“你饿吗？就剩下这些老美吃的罐头汤了，方便面已经吃完了。”我想不出还能吃什么，罐头汤是可以的，我盯着那把步枪上的瞄准镜出神。

“我记得这把枪不带瞄准镜啊！”

“对的，这不是原来的那把。现在连沃尔玛卖的汽枪都带瞄准镜了，你知道吗？”说着他已经把热好的罐头汤端过来，顺手把厨房岛台上的垃圾广告邮件顺了顺，在我面前清出一小块地方。我爸对枪一直很热衷，到美国以后不久就被朋友带到宾州的枪展，他的第一把步枪，就是那里买的，一把二手的雷明顿步枪。

厨房岛台上有一叠五颜六色的广告邮件，最上面一张是手枪射击场的广告。我把那片纸捡起来看，那个地方我去过。我爸教过我打步枪，教我把枪搁在肩膀的哪个位置，能减小子弹发射后的后推力。我一边喝汤，一边看这些广告彩页，心里盘算着怎么劝固执的老爸搬出来。

这栋小小的度假别墅只有一层，一客厅一居室加两卧一浴一厕，我爸买入后在后院又加盖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前户主破产，被银行强制没收房子前，一气之下，把屋里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走，搬不走的统统用铁锤打烂，厨房里原有的冰箱和炉灶洗碗机都被前主人撬下来拉走，橱柜运不走就用榔头打破。厕所里的洗脸台子，抽水马桶都被卸下来拿走了，房子就剩下一个空壳子，跟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一样。

“八国联军洗劫”后，房子的估值再次压低，拍卖会上卖得一文不值。我爸跟着他的朋友翻房，从他搞装修时就开始了。他入手的小别墅只花了六万块美金，原价的一半都不到。先是借现金购入。购入后到银行作抵押借出贷款，拿出钱来装修。等房市升温了出手卖掉，就赚啦，然后你就可以买进第二栋房，装修，再卖出去，再买第三个房，再装修……这就叫“翻房”，这是老爸给自己设计的财富独立路线图，冷水街这栋房子的装修，的确是照“路线图”走的。

之前我爸翻一套房，赚了近十万块钱，这钱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飞来横财。所以冷水街的开发商破产，银行委托法院拍卖房子时，他毫不犹豫就买下了，以为装修了很快就能卖出去，一切都照计划进行，直到出了小陈的事故。

我妈到纽约以后一开始是做保姆，一年后盘下一家美甲店，很挣钱也很辛苦。每次从美甲店下班回来，她先要把所有的衣服换了，扔到洗衣房，然后从头到脚好好洗一个澡，把指甲油的化学气味洗掉，她有几套固定的去美甲店上班时穿的裙装，那些套装看起来很正式，其实是合成纤维的料子，可以放洗衣机里洗，不走形。套装配着百褶裙，很短，坐下以后露出膝盖上白腻的皮肤。妈妈坐下来以后，每次都用手按一按裙裾，那个动作很有女人味儿。

她虽然胖，但是丰满细白，加上会保养，一直是个美女——瓜子脸低头时露出浅浅的双下巴，挑得细细的眉毛下一双水杏眼，每天出门都勾眼线，嘴唇上涂着浅浅的口红，头发染过又烫过以后，再用酒红色塔夫绸的发圈扎成一个松松的马尾巴。我妈喜欢穿裙子，GAP店换季时打折得很厉害，连衣裙三四块美金就可以买一条，她看到喜欢的就买，回家后用缝纫机把腰改小，把裙子截短，胸口露出白白的皮肤，两条赤裸的玉臂，超短的裙裾下是一双白腿，夏天穿着一双半高跟的凉鞋，在法拉盛缅街上亭亭玉立地走过去，去买一把葱，几个桃子，一路上都有人回头看她。

这么山清水秀地在街上走，曾经是我妈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杰西，跟我出去透口气好吗？”她喜欢这样邀请我，于是我欣然前往。每次上街转，她舍不得花太多钱，但最后我们都会到法拉盛中心的排挡摊吃一顿晚饭。妈妈一周六天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甲店里帮客人画指甲，在缅街上散步闲逛对她来说是奢侈，“不干活嘛，当然就是休息啦。”

我爸的装修公司有个老搭档小陈。小陈跟我们一样是靠亲戚移民来的。他不懂装修，但拉得到生意，因为他是温州人，法拉盛有一个盘根错节的温州帮。我爸这个小公司接的装修大单子，都是小陈介绍的。比如帮“新中国超市”装修地下二层的停车场，那就是小陈介绍的生意。因为这些关系，我爸很照顾小陈，知道他做不了重活，对建筑施工一窍不通，小陈开始时帮着开车接送工人，在午饭时帮他们买饭买饮料，其余的时间不干任何重活，只管打打电话拉客户。小陈负责拉生意让我爸来做就行了，照样分钱，到后来他们熟悉了，小陈连工地都不用去，由我爸新招的副手担任开皮卡接送工人。

不去工地，小陈白天有大把的时间在法拉盛缅街上晃，慢慢他就逛到我妈的店。若是中午，他会帮我妈带个外卖，肉炒双冬，水煎包，这样他们就成了朋友。我妈下班回来，喜欢让我在厨房的小桌上做功课，看书，陪着她，她在不远处一边做晚饭，一边说话。若是她提“小陈说……”，那我就知道那天小陈又去她店里了。

小陈单身，但有一个同屋。这种同屋形式在唐人街华人单身男女中很普遍，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分担租金和水电的室友，其实不是。小陈去妈妈的美甲店久了，就开始来家里吃晚饭。妈妈会提前下班，去中国超市买了新鲜蔬菜和鱼肉，回来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比如油炸黄鱼这种技术难度高一点的菜，假如小陈第二天准备来吃晚饭，我妈会在前一晚把鱼洗好，用盐抹上，再用筷子支起架子把鱼晾起来。做油炸类的菜，她用塑料浴帽把头发先严严实实地罩上，等菜端上桌以前，她会去浴室把浴帽除了，洗一洗，重新畫个妆什么的。小陈来吃饭的晚上，多半是我爸在外州做大的装修项目，晚上回不来。

小陈移民前是温州什么国营厂宣传科的公务员，他有一双修长白净的手，优雅地放在桌上，安静地等着我妈端菜盛饭。他的右手食指上套着一枚宽宽的白中泛紫的玉戒指，玉的两边镶着细细的金边——“翡翠之翡， 不是普通的白玉啰。”小陈纠正我，“这个叫扳指，是男人戴的戒指。”小陈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那天学校只上半天课，中午就放学了。小陈见我推门进家，客气地跟我打招呼，见我不吱声，他讨好地把扳指脱下来让我玩，又跟我絮絮叨叨，解释翡翠和玉的区别。他整个人和他那双手一样，也是修长白净，衬衣永远熨得整整齐齐。

饭桌放在厨房门外和客厅之间的一个小空间里，我和小陈就坐在那里，沐浴在厨房飘出的带葱姜蒜末香味的油烟里，静静地等我妈妈从浴室出来，衣服也换了，唇和眉都描过。然后再从厨房里变戏法一样，把菜端出来，摆在小陈面前。小陈的眼睛，不看菜，就看妈妈。妈妈对我说，等你爸爸回来，我们再做同样的好菜，补偿他一顿。她说这话，我就很兴奋，这么一来，那周可以大吃两顿啦。

小陈是一个讲究的人，带来的酒也很讲究。一次带的是意大利出的白葡萄酒，另一次带的是北方出产的带酒精的苹果汁，反正都是我和妈妈没有见识过的东西。这些酒都是起泡的，浅金色液体倒进杯子以后会在杯底翻腾着，像脱了地心引力的云朵一样不停地往上涌。我妈会不由自主地舔舔舌头，轻声细语“不用那么多，一点点就好，我容易醉。”

那时我才8岁， 在一边也闹着要喝。我妈有时候会匀给我一小杯尝尝，不能多，饭后我就犯困。有时连作业都不写就上床睡觉。我们那时租住在罗斯福大道的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公寓的墙壁很薄，妈妈和小陈在隔壁说话，他们喜欢一边看电视剧一边说话。

我有次醒过来，屋里的灯已经熄了，身上已经盖着被子，从沙发里坐起来，卧室的门关着，里面透出灯光，传来电视剧的声音。我叫了一声妈，没有人答应，又叫了一声，还是没有人答应。只好继续躺下来，睡不着，闭着眼睛。卧室里电视开着，说明妈妈在家，于是我就不害怕了，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又有睡意袭来，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听到卧室的门吱呀一声打开。

“你别下楼了，我自己走，把门带上就好。”这是小陈的声音。

妈妈说：“好吧，小心走路。”她的声线很细，这时有点疲惫的嘶哑，娇滴滴的像小孩子，我从来没有听到她用这种声音说话。

我无缘无故突然很害羞，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几乎屏住呼吸，把眼睛闭紧，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还醒着。大门的撞锁咔哒响了一声，小陈的脚步声渐远，我才松口气。我妈以为我睡着了，她打开客厅里的一盏小台灯，走到浴室里洗澡，一边轻轻地哼着歌。等她出来，从浴室带进屋里一团香波的热气，那热气湿呼呼的，让我突然很生气，我一个打挺坐了起来，对她大喊：“我要睡觉！妈你真吵！讨厌你！”

她吓得一哆嗦，裹在身体的大浴巾啪地从手里落在地板上，妈妈全身赤裸地站着，长头发上的水滴在胸口，又滴到地板上。脸色煞白，呼哧呼哧急促地呼吸着，肥厚的乳房不停地起伏，她用手按着胸口，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两步，坐进长沙发的另一头里，把头埋进手里。我没有想到她会被吓成这样。我爬起来从地上捡起浴巾给她盖上，然后挨着她坐下，依偎着她，头靠在她的胸上。妈妈闭着眼睛沉默。

妈妈个子小，但胸很大，加上她过去一直在无锡纺织厂当女工，做体力活，胸肌很有力。过去我们在无锡的时候，我爸先到美国，好多年家里就剩下我们母女，晚上我喜欢跟她睡，睡之前总是隔着睡衣摸她的乳房，然后顺着往下一直摸到多肉隆起的肚皮。那时我几岁？3岁？5岁？好像都是。有时我玩得兴起了，索性爬到妈妈的胸口压着她。她一边嘴里喝斥我，但并不推我下来，用手紧紧搂住我，身体发出热力和好闻的香味，我慢慢睡着了。

无锡的家里没有浴室，洗澡需在房间里先搬一个木盆，烧了热水兑上自来水，坐在木盆里洗。为了省水，先让我洗，我洗完了，妈妈再脱下衣服站到木盆里洗。洗完澡，我就在一旁做作業，看着妈妈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然后小心地跨进水盆里。她浑身健壮的白肉，肥壮的两腿之间浓密黑色的毛发，我从小就习惯大人赤身裸体，不明白这次为什么她会惊吓成那个样子。

自从那次后，小陈就不再来吃饭了，至少我没有撞到过。经济起飞，装修项目多到做不过来，我爸在家得宝公司多雇了几个做短工的老墨，老墨人数雇得多了，需要小陈一起出车带他们去工地。小陈出事那次，是我爸带着他在宾州做一个办公楼的防寒抢修。那天除了修房顶的两个专业师傅，一共带去了六个老墨，他和小陈各开一个大皮卡载人装材料。

我爸突然后半夜回到家，把我和妈妈叫醒，告诉我们小陈正在医院里抢救，他从两层楼高的梯子上跌下来，最坏的情况可能下半身瘫痪，轻则双腿粉碎性骨折。我妈哇地一声大哭出来。我爸见状迟疑了片刻，过去用手轻拍着她的背，说“我们赔点医药费也是应该的。”那一刻，他想当然以为她就是被突如其来的事故吓住了。他扶着妈妈坐回到床上，帮她盖好被子。妈妈哭着，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背对我们面朝墙壁哭了一夜。

小陈这个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物的人，怎么会举着重达几公斤的桶，爬上两层楼高的梯子，这一直是一个谜。事故时正是黄昏，他提着满满两罐封闭外墙用的硅胶坭子，给正在趴在房顶上修理的师傅送上去。我爸爸后来跟律师说，那天是寒潮来袭的前几天，必须抢在天黑前修好屋顶，修好才能回法拉盛。因为工程比原先预计的复杂，人手不够，连小陈都得去工地搭手帮忙。谁也没有注意梯子的下端缠着一根户外电线，电线蜿蜒着拖得很长，接到另一面墙上的电插头上。暮色里我爸推着小车经过梯子边，他根本看不见地上的电线。车轮绊在电线上，扯着拉动了整个梯子，梯子翻倒下来，梯子上站的人应声而落。

小陈家的亲戚请了律师要起诉我爸的公司。律师来向我父母作案情陈述。律师反复询问小陈跟我爸的工作细节，公司一年来的项目安排，想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的犯罪动机。小陈的家人强调他极少去工地，没有任何施工经验。问来问去，我妈妈跟小陈共度的那些时光，慢慢浮出水面。最后小陈家决定撤诉，我爸同意赔偿十几万美元的医疗费。刨去生活用度，人员开销，十五万美元是他这三年开装修公司的盈利，包括第一次翻房的战果。

事故以后，我爸虽然还跟我妈和我同住，但他基本不跟我妈说话。他也不再出门工作，尽量不见熟人。家里来电话，他尽量不接，一是怕原来相熟的朋友跟他打听小陈的事，二是怕老客户来电话，找他做装修上的小活。慢慢的，也就没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一开始他白天在家里，要么睡觉，要么看电视。我放学回来，常常看到我爸坐在客厅唯一的沙发上，双脚架在前面的一个茶色玻璃面的咖啡桌上， 盯着电视入神。他的脚下横七竖八地压着超市免费送的杂志以及几个月前的《世界日报》周刊。咖啡桌的一角是吃泡面后的脏碗加一杯喝剩的茶。我爸除了不穿比基尼，坐姿跟那些彩印旅行杂志封面上的模特一样，都是半躺半卧。那些模特坐在泳池边，手里举着一杯带冰的鸡尾酒，眼神迷茫地望着画面外。

那时我们家里没有签有线电视，电视里能播放的就只是三五个免费频道。我爸也不知怎么找到一个纽约交通台，反复放着纽约交通实况，间接掺插着抢劫枪击案的视频，一般都是发生在便利店或者快餐外卖店的半夜抢劫案， 连画面和犯罪分子都差不多——低分辨率的监视视频里，两三个穿套头卫衣和肥大牛仔裤的少年从门里冲进来，一手持枪指着店员的脑袋，一手提着自己的裤子，一叠声地要店员交出现金，店员一叠声地哀求，哗一声打开现金机……视频里的三人都带着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连最后的那一连串枪击声都凑着同样的节奏，好像模仿饶舌歌里的鼓点。

一开始我还怕看那些暴力画面，抱怨后我爸会把电视换到静音。但第二天回家，又是同样的视频和音量。慢慢我也习惯了，持枪少年的嚎叫，受害店员的哀求都已经失掉现实感，我在旁边做作业，甚至暗中期待枪击声响起，就像听着广播里放的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 期待着下一句歌词。

等我妈下班回来，我爸会立刻出门，或者躲进另外一间房间睡觉。他在卧室里摆了一架折叠床，晚上我若上大床休息，他就睡在旁边的折叠床上。我妈则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彼此互不干扰，也不吵架。在家里见到，从来不拿眼睛对视。我爸有什么事要交待，即便是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也是通过我——“小杰，跟你妈妈说，房东来催过房租了！”“跟你妈说，银行来了税单。”

我爸停止看电视，是因为公寓修理管道，那几个星期下午时间公寓停水停电，没有电视可看。这样我爸被迫转到室外。我坐校车回家，校车行到法拉盛最热闹的缅街，我在校车上看到我爸一动不动站在罗斯福大道和缅街交接的十字路口。街对面是一栋三层楼的旧楼，若干年后它被“新世界”地产公司以创记录的投标价格买去，推倒后盖了十二层楼高的新世界大厦，成为法拉盛的新地标，那是多年后的事了。我爸盯着看的是新世界大厦的前身，一栋三层楼高的旧砖楼。我也不明白他那么入迷地在看什么，问他，他支吾着，也说不清楚。看着看着，他会不由自主地眯起眼，举起手来，指指点点，目测街对面三层楼高的灰色小楼，口中还无声地念念有辞，像在跟人说话。就这样，他能消磨好久。而且时间越来越长，到后来他大半天都站在那里，呆呆望着，不肯回家。下午三点以后法拉盛缅街开始忙了，人潮汹涌，老爸是那个路口唯一静止不动的人。

几个月以后，在他迷惑伫立的街角，老爸遇到了在四川当运输兵时的战友老赵。老赵在长岛东卵郡有各种生意———餐馆，亚洲超市和修车行。老赵帮老爸搬出了法拉盛，离开了我和妈妈。老爸在老赵的车行里打工，晚上就住在那里。

妈妈是乳腺癌走的。那时我大三，在纽约读大学。最后那天在皇后区医院，我去看她，发现妈妈已经没有力气吞咽食物了，护士准备把一根长长的胶皮管从她的鼻子里伸进食道，然后通过管子把维他命和营养液的混合物压进她的胃里。我爸爸跟护士争辩，说这办法是变相折磨。护士坚决地摇头，“这是医院的治疗政策，必须插管！”

这时妈妈忽然从昏睡中醒来，睁开眼睛，我叫了她一声，她微微朝我的方向看一眼，从嘴里挤出几个字：“小妹头来了，好啊！”声音又薄又弱，像稀薄的纸袋里装着什么東西，随时都会裂开来。那装着的东西，就是她的命吧。妈妈比以前缩了一号，原来丰满的身体又小又干，双目深陷。她睁开眼睛往外看。医生说她视力不中用了，在光照下她只会对着光眨着眼睛，像乌龟一样，但不能聚焦。我去拉她的手，她手上的皮肤是这样的薄，膜一样撑在骨头上，摸上去骨头特别硬。没有生病前，她有一双雪白的胖手，每一个指关节上有一个小窝。

从医院出来，我知道妈妈就要死了。离开后不到两个小时，我决定返回医院，在7号线地铁上收到爸爸打来的电话，宣布噩耗。

自从妈妈去世，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就沉向大地——它没有消失，它往下，钻进土里， 每时每刻都往下走进地层深处。像秋天地里准备过冬的虫子，纤细的触角和爪子抓住泥土，努力地下行，朝地表之下，无边际的暗黑混沌。即便每天照常作息，在公司里，坐在电脑前，视频前开电话会议，坐地铁上班的路上，平静的日常，我都能感觉到那脆弱的肢体，在冰冷的泥石里深深划过。这些沉默的泥土，隔开了我和爸爸。

喝完罐头汤，老爸自己躲到客厅里看美式橄榄球赛。我无所事事，心里觉得很闷，借口出门帮他买东西，开车离开了冷水街。出了门，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时间过了下午五点，已经落日，西北处的天空现出粉红色和橘色的余晖，但整个天空在迅速地暗下来，路边堆的残雪在车灯下是脏脏的青白色，整个东卵的路上没有多少人在行走，整个大地被慢慢升起的阴影笼罩。

我开车转上东卵主街，一根两层楼高的红白两色的灯塔，塔身打着黑色的字母， Beacon Hill，Bar and Restuarant。不用说，那便是“灯塔山坡”。这就是我想来的地方吧，心心念念。

店门口没有停几辆车，看不出来哪辆车属于彼得梁。我进了灯塔店。吧台前坐了两三个男人同时抬头打量我。这几人肤色各异，却有几分相像，都长着圆中带方的胖脸，很高的发际线。彼得面前的啤酒已经喝了大半杯，他换下制服，现在穿着毛衣和牛仔裤。我在他身边坐下，也叫了啤酒。我注意到他盯着我握酒杯的左手看了一会儿，侦查我手指上有没有戴婚戒，然后抬眼打量我，微微笑着说：“你的‘画像先生呢？”

我愣了一下，想起来他说的是我曾经约会过的长岛本地一个著名作家。“著名作家”豪宅的客厅里挂着真人一比一的巨幅画像，所以也就得了这么一个绰号。我和“著名作家”火热约会的那年，他的一部小说入围“国家图书奖”的长名单，因为这个荣誉，他当选那年的拿骚郡年度人物。媒体到他家里采访，我也在，我们双双坐于巨幅画像下的照片上了本地报纸的头版——“勒内·史密斯和他同样是作家的女友杰西·王”。这段报道估计我们高中的同学都读到了。彼得的语气都带着醋意。

我耸耸肩，问：“那你的辛迪和孩子呢？”梁彼得结婚生子，在校友通讯录上有大字宣布，并附有多幅婚礼彩照，算是对我的“画像先生”扳回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