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玉走后怎样
——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中的放弃与坚守

⊙伍一荻［湖北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62］

一、出走

（一）家庭空间

家本该是人的精神家园与坚实后盾，但对于少时的苏明玉而言，家即地狱。其原生家庭当中，实行着类同于男权制社会秩序的家庭秩序。在以赵美兰为权力中心的家庭中，苏明玉一直被她操控与支配。赵美兰为给长子苏明哲凑齐出国的费用，未与女儿商量便将其卧室出售，而在苏明玉顺利通过高考，准备报考清华时，其母更以师范免费为由，强行篡改其志愿。赵美兰虽身为女性，却一直压迫同为女性的小女儿，她深受男权制的荼毒，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男权制的统治下，“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军事领域，还是在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赵美兰在这样的氛围中浸润多年，已经完全认可男权制的秩序，在她的话语霸权下，苏大强自身难保，而苏明哲、苏明成却因其男性的身份“从小就可以不凭任何本事凌驾于女性之上”。大哥苏明哲主要享受了教育资源，二哥苏明成主要享受经济资源，而苏明玉应当享有的权利与资源在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中被挤压至无。逼仄的家庭空间让苏明玉早早萌生了出走的念头。上大学之后，她与母亲彻底闹翻，从此不得不靠打工赚取生活费，也因此与原生家庭斩断联系。出走实属无奈之举，但也是自我救赎的唯一手段。暂时摆脱原生家庭的桎梏后，又不得不因琐屑的家庭事务重回苏家。她的确出走，但在现实的种种限制之下却无法将出走进行到底。

（二）公共空间

“沃尔碧把性别体制分为私人父权关系的家务体制和公共父权关系的公共体制，她认为：‘家务性别体制奠基于家户生产，这是女性工作劳动以及剥削女性劳动和性欲的主要位置，同时也将女性排除在公共之外为基础。公共性别体制不是奠基于排除女性于公共之外，而是奠基于女人在受薪工作与国家结构以及文化、性欲特质和暴力的隔离和附属地位。’”在家庭形式里主要的父权策略是排他性的，即女人是被排除在公共场所之外的，并且是被禁锢在家务劳动和家庭空间中的。苏明玉在成长时期要承担许多家务劳动，与公共空间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高考之后，苏明玉在空间上从原生家庭中走出，开始接触外部世界。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她不得不走向社会，与公共空间进一步发生联系。在一次发传单的工作中认识了蒙总，蒙总为其指明方向并提供机会，使她暂时不必堕落，也不必回家。公共空间不一定能够为所有从父权制出走的女性提供谋生的可能，但是，如果女性一直处在自家屋檐之下，最后也只能被迫缠绕在琐屑的家务活中，失去与外部世界、公共空间进一步交流的可能，实现平等与独立的愿望只能落空。如果苏明玉没有遇到蒙总，因阅历有限，难有长远且高回报的发展，极有可能在经济回报不高的劳动之间来回选择，于是生活艰难，最后被迫堕落或回家。但是，《都挺好》中的她确实迎来了蒙总，也因此让她的出走从一开始就走上正道。

二、走后怎样

（一）家庭空间

赵美兰去世后，原有的家庭结构就此解体。苏明哲留在美国，与吴非育有一个女儿；苏明成与朱丽组成家庭，照顾苏大强的饮食起居；苏明玉任职于众诚集团，并与石天冬交往。以赵美兰为权利中心的大家庭被拆分成三个小家。苏明哲与苏明成作为男权制家庭中的受益者，看不到男权制的弊端，于是自然地把这种权力结构带到自己的小家中去。当苏家兄弟试图在自己的家庭中建立男权制的秩序时，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也被迫做出让步与妥协。吴非在苏明哲多次不考虑自己的意见，无视经济实力一味为苏家付出后，拿起了婚姻中最后的武器，提出了离婚。朱丽在苏明成对自己施暴后，同样采取了离婚的手段。她们不会为了所谓的家庭美满而出让自己的权利，一旦发现丈夫把自己放置在“他者”的地位抑或是将自己视为苏家的附属品并提出过分要求时，就会奋起抗争。苏家兄弟把母亲对待妹妹的方式视为对待女性的常态，并从她那里继承了与女性的相处之道，殊不知这些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并不适用，于是二人的婚姻双双亮起红灯。苏明玉与石天冬在法律上虽然不是婚姻关系，但事实上，石天冬已经全方位地进入了苏明玉的生活并参与到苏家的家务事当中。苏明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职场，将家庭琐事交由石天冬处理，是为“女主外，男主内”的相处模式。两人既互相扶持，又各自保持独立。

原生家庭随着母亲赵美兰的去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兄弟们的小家也在社会思潮的变迁中碰到了难以维持的问题。家庭在空间的破碎、秩序的打乱后，苏明玉在不知不觉中又卷入到曾经摆脱的家庭当中，她对于家庭的看法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二）公共空间

“公共形式的父权关系强调一种女性的附属地位和弱势地位，女性往往被隔离在高薪工作和高层之外，获取较差的报酬，同时强调男性统治制度，并且制定带有性别偏见的规则去规训女性。”很显然，苏明玉在《都挺好》中的表现与此相反。众诚集团中有着许多痼疾，其中最困扰蒙总的问题就是以蒙太为首的家族势力过于强盛，不利于集团的长远发展，苏明玉为公司解决了这一难题。最后，她以出色的工作能力，成为集团的总经理，颠覆了女性在公共父权体系当中的附属地位和弱势地位。

从原生家庭出走后，苏明玉在公共空间的表现称得上是可圈可点。在为蒙总清除家族势力一事中，涉事家属在苏明玉下班后拦截其车辆，企图实施暴力。后来，苏明玉从后备厢中取出棒球棍，挥斥之下众人才离开。车上常备自我防御的工具，可见职场女性的职业道路充满了心酸与不易；除了身体上的暴力、恐吓与威胁，苏明玉的晋升之路还遭到了言语暴力，不少人质疑她的销售业绩来历不明，甚至造谣苏明玉靠出卖身体提升业绩。这种带有明显性别歧视色彩的话语不仅是对苏明玉个人的恶意中伤，更是职场生态的真实体现。同样的销售业绩，舆论的导向在职场中的男性与女性间都会大不相同。尽管苏明玉出走之后在工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她需要承受的压力却要比处于同样位置的男性要多。

三、回家

（一）家庭空间

《都挺好》以苏明玉回归家庭结尾，她的回归是在家庭的转变下促成的。赵美兰的去世使得原有家庭解体，也意味着压迫苏明玉的力量随之消散，为她的回归提供可能。苏大强屡屡惹事、兄弟二人小家危机频频，而苏明玉几乎每次都能化解。总之，苏家三兄妹因赵美兰的去世、苏大强的多事以及苏家兄弟婚姻的失败而重新聚合在一起，构成了全新的家庭空间，也因为石天冬的加入，使得苏明玉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人维护。

回归以后，苏大强以一份遗嘱和解了整个家庭的矛盾，迎来了所谓的团圆结局。以回归家庭的名义，让苏明玉主动放弃了为自己争取到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的工作，这结局实在令人错愕不已。更不符合常理的是，苏明玉从精神上彻底认可了家，数十年的嫌隙与怨恨不免放下得有点太快，这与前面奋力抗争、极力摆脱原生家庭的她出入太大。作为当代娜拉，出走已然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了事实上的女性主义者，又怎会重新戴上镣铐，心甘情愿地回到曾经置她于“他者”地位的位置上？虽然家庭空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是家庭成员“男权制”的余毒未尽，苏明玉的回归，极有可能演变成为家庭的伟大牺牲，或走上母亲赵美兰的老路。苏明玉走后怎样？无法得知，但最后的深情回归，是对苏明玉出走后所付出努力的否定。

（二）公共空间

当苏明玉选择放弃事业回归家庭时，事实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放弃。她的放弃不仅会导致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更会为自己未来再次陷入“他者”地位增加风险。波伏娃认为：“把女人放在价值领域，赋予她的行为以自由。我相信，她能够在坚持超越和被异化为客体之间进行选择。她不是相互冲突的动力的牺牲品，她会根据道德法则找到各种排列组合的途径。”苏明玉最终放弃在价值领域实现个人价值与创造价值，意味着要承担被异化为客体的可能。

对于公共空间，苏明玉从“出走”到“走后怎样”采取的都是极力争取与坚守的态度，“回家”之后却毅然决然地放弃，这种选择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都挺好》的前半部分以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博取观众对主人公的同情，以都市女性毅然在公共空间闯出自己的天地人吸人眼球，以男性群像的无能，女性如吴非、朱丽与苏明玉的独立自信缔造了一个女性主义的盛世，仿佛平等平权的时代已经到来，最后以温情回归家庭的结局为《都挺好》点题。殊不知，戳破“都挺好”的泡泡，碎落一地的不过是关于平等与平权的幻想。以苏明玉的主动割让成就家庭的圆满，放弃追逐社会地位独立、经济独立而不被家庭束缚的坚守，再次把自己放置到深陷“他者”地位的巨大现实危险之中。这个当代娜拉出走的故事，最终结果仍是回来，不免令人唏嘘。

四、结论

家庭伦理剧《都挺好》的热播意味着大众对于当代女性在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取舍高度关注。令人遗憾的是，主人公苏明玉成功摆脱原生家庭的桎梏后，最终又主动地放弃了在公共空间取得的成就，彻底回归到家庭空间当中，这并不是值得称颂的做法。作为当代版娜拉出走的故事，其结局也未能逃脱预言，即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女性走向独立与保持独立之难不证自明。尽管《都挺好》的结局不尽人意，但它在整个社会引起的对于重男轻女原生家庭的讨论，对于职场女性命运的关注等，都具有积极意义。苏明玉的放弃与坚守，虽然有令人遗憾之处，却恰恰反映了现实的状况，引人深思。

①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英〕约翰·穆勒：《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低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③④ 鞠斐,王诚：《家庭伦理剧〈都挺好〉：新时代荧屏女性形象塑造》,《电影评介》2019年第8期，第91—95页。

⑤〔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