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在现场”
——2019年度青年诗歌创作观察

⊙赵目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深圳文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55］

抛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宏观看法，不去讨论新诗在当代具有了何种优越的地位，也许是个明智选择。但具有了一百年历史的新诗，多少有了些“优越感”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境遇中，新诗更是多了一层与“一代文学”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来看所谓的“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代新诗诗人，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正是他们表现强烈个性精神、袒露诗歌生命密码的关键时期。从时间的进程上看，这当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然而从历史记录和诠释的角度看，却又具有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性。诗人袁翔在诗中说：“历史正在现场”（《在普希金博物馆》），的确如此，但诗歌的历史如何选择现场呢？也许只能以诗人的文本来做出回答。

一、现实者：将现实与文学相联系

诗人批评家唐晓渡曾指出，对纯诗的追求，“也不应导致与现实（包括政治）无关的现象”。这与当年雅斯贝斯强调“哲学思维的最终问题，还是追求现实的问题”（《生存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暂且搁置对纯诗在美学上的讨论，仅就新诗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考量，也能够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能够见出一个诗人是否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意识，是否在其作品中真正敞开了走向具有时代感的艺术的大门，是否在保持现场感的前提下有处理经验以传达历史感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