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婕[香港城市大学,香港]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法律篇》和《理想国》中对家庭进行了界定,即家庭以血缘为本质,强调父慈子孝以及家庭权利由血缘亲疏分配。柏拉图基于家邦关系肯定了家庭“实质上是城邦的公共法律体系的内在构成部分”,由此建构了以家为地理坐标的家园空间。而这一时期的家园空间主要是为了城邦服务。基督教宣扬上帝,“认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女,所有人都是兄弟姊妹”。基督教淡化家庭观念,认为所有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国际联盟,人类之上必然有一个自给自足自启自成的上帝”。基督教站在上帝的角度宣扬人们要谨遵教会、听从上帝,从而削弱了家庭对个人的影响,突出个人。这种重视个人的思想影响了家园空间的权威性,打破了家园空间的封闭性。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纷纷竖起人文主义的大旗,家庭与城邦、国家、上帝的对抗开始转移到婚姻、爱情等个人事务之中。家庭成了婚姻的结果,人们对于家庭的理解开始慢慢缩小,成为一种个人事件。此时的家园空间相较于柏拉图时期的家园空间,其中心点发生位移,从家邦关系滑向个体关系,又再一次形成以人为核心的封闭性。20世纪的西方,高举后现代大旗,对自身的理性、科学等形成新一轮的反叛,从空间入手的理论家有福柯、列斐伏尔、索亚和迈克·克朗,他们纷纷试图找出空间被构建的证据,以历史的、后现代的观念进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