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婵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0631)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格,古而有之。在古希腊时期,它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说话艺术,是一种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矛盾的无所知1。直到16世纪,仍是作为不必要的修辞格而存在于文学史。随着德国浪漫主义的发展,“反讽”的意义开始扩充,如许莱格尔兄弟的“模棱”态度启发了新批评先驱。如今提起“反讽”,首先被提及的就是布鲁克斯的美学概念。
新批评家则大大扩充了“反讽”的概念。如T·S·艾略特在评价玄学诗的特点是“理趣与反讽”2,艾·阿·瑞恰慈则提出了诗歌必须经得起“反讽性观照”,诗歌的冲突能结合成稳定的状态3。威廉·燕卜荪的《含混七型》也提及到了一物双名的相关问题。约翰·克罗·兰色姆认为,诗歌的最大特点是隐喻,即“从表面论旨旁逸斜出”,通过语言的偶然性揉入古老的含义让词语完整,这种字面和实际意义冲突对举的修辞和反讽也有相似之处4。克林思·布鲁克斯也认为由于隐喻并不紧贴实物,有倾斜和冲突,认为“使用比喻也是在使用‘悖论’”5。布鲁克斯极大扩充了“反讽”的概念,认为它是“承受语境的压力”6。可见,“反讽”始终是贯穿新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新批评家对此的阐述各不相同。
要探索布鲁克斯反讽概念的独特性,需要先了解各位新批评家就反讽达成的共识。艾略特认为诗中的语言在作微小变动,词并置与新的、突兀的结合之中7。承接上文,瑞恰慈的关于反讽的观点是“反讽性关照”,认为“诗歌这一有机体是处于动态的,生机勃发的,其相反冲动的平衡”8,因此能够引发有价值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