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格蒙特·鲍曼眼中的“新穷人”

摘 要：社会底层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是齐格蒙特·鲍曼自始至终所关注的。 “新穷人”概念最早出于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注意到，西方社会已经逐渐从生产型社会过渡到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生产社会中，穷人物质产品匮乏、基本生活难以为继。而消费社会里，鲍曼认为穷人是“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既非贫穷也不富有，承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研究鲍曼“新穷人”思想内涵，分析新穷人的生存境遇及其表现，对未来社会发展中“新穷人”命运的解决方案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齐格蒙特·鲍曼;消费社会;新穷人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研究领域中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穷人问题”在前现代、现代以及当今消费社会中影响甚远。那么如何不被视为和成为“新穷人”，鲍曼主要从现实历史角度及理论角度两方面引入“新穷人”提出的思想背景，并探讨“新穷人”所面临的生存境况及其表现，试图针对未来社会发展下“新穷人”的命运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一、“新穷人”思想的提出

尝试从现实社会历史背景下分析鲍曼的新穷人思想。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大机器生产迅速，工人劳动扮演了重要的甚至是核心角色，此时剩余劳动力微乎其微。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组织结构不断优化精简，生产体系日益机械化、信息化，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出现大量作为个体和群体的剩余劳动力，社会职位短缺，工人阶级失去了稳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分散。鲍曼把这些剩余劳动力称为“剩余人口”、“剩余品”。第二，巨大的生产力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他们通过符号消费来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认同。二十世纪后期，跨国公司遍及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全球化趨势明显，资本开始脱离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选择劳动力。而本地劳动力却仍然受地域限制，资本与劳动力实现分离，那些从事简单作业的劳动力则有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基于该现实，鲍曼在其专著《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资本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对新穷人的影响。他将新穷人视为缺乏“流动性”的、被束缚于地区性的群体，并认为消费主义的大肆泛滥，社会已经从生产型转变成为“消费型”社会。

“新穷人”思想的提出也受其理论背景的支撑。首先，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通过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运动的分析，鲍曼认为新穷人的产生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引进使得社会贫穷问题日益凸显，消费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鲍曼指出：“所有的消费都要占用时间，事实上，这是社会的毒瘤，也是商品推销商主要的担忧。”[1]其次，受到鲍德里亚消费批判理论的影响。鲍德里亚认为，当下的西方社会已经完全被物物消费包围，商品的消耗堆积以及广告商精彩的营销，都足以表明消费社会的到来。鲍曼把消费社会当作新穷人产生的社会，从而揭示“新穷人”的“新”的涵义——不合格的消费者。鲍德里亚还认为，商品与物都是一种符号，人们无法仅通过日常生活品消费来实现平等，在其之外娱乐、教育、艺术欣赏等精神层面的消费，也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2]除此之外，鲍曼的“新穷人”思想还受到齐美尔“陌生人”理论的深刻影响。在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他认为，犹太人是齐美尔陌生人的影子，新穷人扮演了陌生人的角色，他们与消费社会格格不入，被消费社会溅上污点与罪名，无法正常生活，只有面临被屠杀的危机。[3]

鲍曼将“新穷人”看作是当今社会中十分不稳定的一个集体，他们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不充足，是不合时宜的一类消费者。他们处在消费社会的底层，无法触及到中产和精英阶层，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忍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自尊心受到了破坏，会产生羞耻感与自卑感，甚至可能出现暴力、自虐等怨恨心理。[4]

二、“消费社会”中“新穷人”的生存境遇及其表现

工作伦理被看作是生产社会中评判穷人个人社会地位和尊严的主要道德标准，而当今消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引入使大量学历低下、能力不强的劳动生产者被社会淘汰，社会制定新的策略促使更多的消费者出现，使他们在消费活动中体验到选择自由的感觉，相较于工作中的压迫感以及包括穷人在内的社会成员来说，他们更乐于投身于消费活动。

鲍曼揭示了“新穷人”的消费虚假性，认为他们的消费范围往往被市场所圈限，审美标准也常常受广告所定型。他们的社会角色正逐渐弱化，沦落为“低端人口”，无法自由肆意地选择自己青睐的商品，必须屈服于商品价牌上的数字。他们迷恋于广告幻象，却时常被自己微薄的消费能力所打败，有时还会产生愤懑与羞愧之感。鲍曼还认为，所消费的商品标识了在社会中的地位。个人即使所属的社会阶层不高，但如果具备可消费能力，也将会拥有与上层阶级同等的社会认可度，从而获得愉悦与成就感。但对于生活在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来说，较低的消费能力无法建构出高贵的社会身份，因此他们无法通过消费自由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此外，精神消费成为人们释放心情、满足欲望的渠道，人们时常会沉溺于新鲜商品带来的瞬间感官快乐之中，以得到情感上的需要。鲍曼指出，“只有当一个令人烦恼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快乐，但事后的无聊感立即侵入”[5]消费自由在一步步诱惑，使只能通过不断购买和消费新的商品获得激情。“新穷人”受“新消费模式”的引导，感受到的不仅是物质贫乏的失落，还有对社会的不适应，对无法追随即时消费的压抑与沉闷。他们在社会发展浪潮中失去自我定位，始终无法找寻适合自己的社会角色，无法产生幸福感。

鲍曼阐述道，资本的全球范围性流动，使消费社会中的穷人被要求禁止迁徙而被束缚于一地，也因贫穷缺乏消费流动。这些“新穷人”是消费社会里的“低端”群众，被看作是中产阶级产生自身压力和危机的隐患存在，被视为社会的负担。“在历史上，穷人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了让人担忧的人、让人讨厌的人。”[6]他们没有角色，对生活贡献甚少，社会责任感薄弱。鲍曼认为，“新穷人”已经超出了阶级而在等级制度之外，与消费社会格格不入，成为消费社会的陌生人。但另一方面打压穷人、废弃穷人却成为消费者构建的反面教材，消费社会又需要新穷人群体的存在。鲍曼说：“即使没有穷人，也要创造出穷人。”[7]可见，消费社会对待新穷人的态度显然是矛盾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以实施。

三、未来社会发展中“新穷人”命运的解决方案

穷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对穷人是惧怕与讨厌，另一方面是怜悯与同情。在探析“新穷人”命运问题上，鲍曼的解释相对略少，也略带悲观。首先，他并没有从无产阶级的视角去理解新穷人的阶级分属，忽略了新穷人的能动性，将新穷人看作是受社会压迫的被动角色。再者，鲍曼在分析新穷人内涵时对生产概念的阐述过于模糊，如若仅仅认为消费能力不足的群体就是这个社会的“新穷人”，这显然与鲍曼所表达的原意不符。另外，鲍曼对消费社会贫穷问题的解决陷入了改良主義，认为“工艺道德会重新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8]他赞成工作与劳动力脱节，但又认为这一方法的成功实施是令人担忧的，既无信心又鼓励着人们要有改变的勇气以及相信乌托邦信念。鲍曼能够看到“新穷人”对自己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但又为他们身心遭受的不平等感到绝望。汪晖在《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中提到，“新穷人”的阶级身份似乎更不确定，其身上的政治潜力有待进一步探索。[9]刘昕亭分析说：“消费社会的‘新穷人，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意味着具有羞耻感和负罪感。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10]

对现实个人而言，尽管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月光族”、“蚁族”等群体，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却拿着不高的工资“假装”过着“富人生活”，在消费市场的不断诱惑下，塑造自己从“穷人”到“富人”的假象以掩盖内心的自卑与痛苦，可以说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新穷人”。那么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怎样才能使自己摆脱列入“新穷人”行列，一是要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不应该依据自身原生贫穷因素而自暴自弃。二是要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尽快脱离“病态消费心理”，应根据自己现实经济状况制定消费开支计划。三是要追求良好的社交环境，发掘身边的优秀人才，从生产学习转变为技术学习。四是要对生活充满自信，减少抱怨与忧伤，在面对消费社会的纸醉金迷时，应适度消费，从简消费，以减少因自己消费能力不足产生的自卑羞愧感。最后也要具备一定的理财理念，给未来积累一份财力保障，量入为出，理性消费。

对现实社会而言，这个时代里，“新穷人”、新工人的政治将是历史变动的重要力量。那么“新穷人”思想在何种意义上能给当今社会发展提供启发与思考呢？基于对鲍曼“新穷人”的研究，从现实维度出发，或许为研究穷人问题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提供更有价值的思考路径，同时为当前我国频繁出现的社会暴力现象、反社会情绪提供一些解决方案。首先，社会应积极投入，找出影响“新穷人”产生的一系列消费行为与消费心理因素，并解读这些新穷人“超前消费”背后蕴藏的深层次社会文化动因，揭露出消费社会留给消费者们的陷阱。其次，由于人作为真实存在的客体被在消费社会的生存空间中质疑后，人的主体性丧失，他们的尊严和价值最终被客体控制而陷入主体性困境走向衰落，消费文化隐射下的消费行为也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新穷人”只能通过无止境的消费来彰显个人追求与身份定位。因此社会应当增强人的主体意识，提升人的主体价值，防止人与物本末倒置的病态关系，这样“新穷人”才能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最后，社会还应该为未来发展中的“新穷人”提供更多机遇，使他们不断适应这个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66.

[2]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

[3] 参见[德]齐美尔.陌生人[A].林荣远编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41-348.

[4]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8.

[5]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87.

[6]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88.

[7]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48.

[8]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202.

[9]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J].中国图书评论，2012（04）：25-26.

[10] 刘昕亭.新穷人·新工作·新政治[J].中国图书评论，2012（04）：39-46.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人文社科项目（项目号：19SKY75）。

作者简介：商晓菲（1994- ），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