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记忆

2020-07-14 08:22张明军
速读·上旬 2020年1期

西风烈,童年儿时环境劣,

环境劣、少青年代霜晨月。

望未来、甩汗挥獗——

盼脱贫、雄关慢道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曙光初照423月后。

父老抬举春来报、阳光化雪,

今日长缨在手、改变南陈旧貌已决。

拆旧建新、天翻地覆慨而慷,

南陈新貌成略!

2010却任、轻装上阵心中悦,

来日提笔重叙、尔再阅。

一、简介

风风火火来人间,

吃苦受累没人见;

艰难困苦度半生,

不去奋斗真不中!

明军生于公元农历一九五八年七月初一晚九时左右(1958年8月15日),戌时,平地木命。出生地河南省孟县吉利乡吉利村午楼沟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张万岭,祖母李秀云,父亲张继贤,母亲张桂兰

我兄妹五人,大哥大军,属虎,一九五0年十一月初一生,长我7岁;三个妹妹,大妹明果,属龙,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日生,二妹西鸟,属羊,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生,小妹松枝,属狗,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兄妹团结,各家安康,经常相聚,时常电话联络,确有兄妹手足感情。

我三岁零一个月时,一九六一年八月初因父母生活困难要到外地务工,将我送到济源县坡头乡南陈村二队的姑家,姑父张吉祥,姑母张继华。

当时姑父张吉祥任坡头乡劳动教养队队长职务;当时本人很小,姑父姑母没有孩子,对我很娇,特别亲我。所以我就从1961年开始在我姑家南陈村生活、成长、发展,直至我今天的十口人之家。成员有我与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还有四个可爱的孙女。

因我到我姑家是独子,少年时济源县到学校收演员,我姑坚决不让去,说是古人讲:不说书不学戏,不学剃头刮毛意,这都是下九流的行为。青年时,北京市保卫毛主席仪仗队,升国旗的"8341"部队来收兵,看中我后我姑哭着不让我去当兵,结果泡汤,失去当兵的机会。可我现在已落了个对老人孝顺的好名儿。

我在农村人的团组织,在农村加入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大队团支部负责人,民兵排长职务,大队砖厂厂长,大队拉丝厂厂长职务。在农村干了13年村长兼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职务。5年党支部书记职务,同时兼任了8年的吉利区工商联合会副会长职务。

二、童年时代

1962年4月姑父已回到南陈村任党支部副书记兼治保主任。

我童年的时代家里缺吃没柴禾烧,做饭都是去地里拾的谷根,地边找的干草做饭,家家都是拾柴烧,哪有那么多的柴啊。就是让孩子们和干不动地里活的老人到处找柴,拾回家堆起来慢慢准备做饭烧火。记得一个深秋的下午,放学后我背一个箩筐就到村子西边的地里去拾柴烧。当我走到大柿树底下时,发现上边有干树枝,我就爬上了柿树,折了几枝干枝后,慢慢地往高处爬,计划折高处的干枝,不料头顶着了蚂蜂窝,当时哄的一声一群土蜂将我团团围住,头上、脸上、手上到处都是,我痛得从

五、六米高的树顶上就跳了下来。抱着头、捂着脸大哭,哭着哭着感到手、脸都肿了,眼睛剩了一条缝。但还坚持将地下的树枝装到箩筐里,哭着背着箩筐把柴禾送到家。我姑看到后也心痛地掉着泪,陪我到卫生所给抹了药水取了药片,一连好多大被蜂蜇的地方还很痛,眼睛也睁不开,但我还坚持上学。

记得有一大晚饭,我们吃的是杨树叶糊糊汤搅了一丁点儿玉米面,给我舀的很稠,菜很多,姑和伯的碗里很稀,没有馍,也不配菜。在煤油灯下吃完饭,我伯对我说:“明,你还是回吉利吧,我现在这样,对你有影响,我看见你总是低人一等。”我听后大哭,哽咽着说不出话,我姑也在一边大哭,我伯也开始哭了……就这样,俺三人哭了很长时间,我姑说:“我离不开俺儿啊,明要是去吉利了,我也活不成了,加上我常年有病,我真活不久了……”俺伯哭着说:“那样我自尽算了。”我当时拉着他俩的手说:“伯,姑,我不走,我一定和您俩生活在一起……”我当时哭的再也说不出话了……

三年级时班内的张孟来成绩差,我让他抄我作业,后结成好伙伴。

1968年,我已10岁了,这年的阳历10月份的一天早上,我和我哥一块用架子车去孟县拉煤。我去的原因是装上煤后,回来到上坡时可以帮助我哥推推车,加一把气力,好让架子车能上去坡。去时空车,我坐在车厢里,我大哥拉着我,当下去店上村的大坡,快上干溝桥村的长坡时,碰到我大舅骑自行车去县城上班,我哥就说:

“大舅,你能给明带走吗?”我大舅答应后让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边,把我带到城边的一个路口处让我下来等我哥。

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晌午也没有等到我哥,饿的我在路边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哭了起来,记得哭了很久,来一辆马车,赶马车的大叔从马上下来,大叔问我:

“小家伙,你是哪儿哩,在这儿哭得这么可怜?”

我回答说:“是吉利公社吉利村第10队的,俺爹叫张继贤。”

大叔问:“你咋一个人来了这么远?”

我说:“是同俺哥一块儿来拉煤,俺大舅骑自行车带我,让我在这儿等我哥,我也等不着我哥,也不知道我大舅在城哪儿上班,我可饥了,呜呜呜……”

大叔又问道:

“你大舅为啥把你一个人放这儿了?他不是你亲舅吧?”

我哭着说:

“是我亲舅,可我小时候去俺姑家了,所以俺大舅就不亲我,过年夏俺大舅给俺哥一块钱,只给我一毛钱。”

这时,不懂事的我哭的更加伤心了。这时,大叔从他的馍包里给我取一个馍送到我手里说:

“吃吧孩子,坐我车上,我是岭上哩,我回去给你送到你家。”

当时我很饥,就大口大口地吃着馍,坐到那位大叔的马车上。当我们快到西陆村时,我哥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找到了我,这时一见我哥,我委屈地大哭一场。唉,真不懂事的我,至今回想这段故事时不觉有点好笑,但从心里还是非常非常感谢那位不知姓名和地址的大叔,只能说:好人一生平安!大叔您的大恩大德我明军至今难忘。

1969年冬的一天,因水渠也常到孟来家,久而久之,我们也结成了伙计,后来又结交了大应,我们经常上学一路,下学拔草、拾柴禾。

少年时的我也有很大的抱负和理想,第一理想是当医生。因为我姑常年身体不好,需去医院看医生,因医生少,而医生都非常牛,还得看着人家的脸说好听话,所以我立志长大当个医生,家人方便,还能改变当时的医德,也继承我们家的祖传,我老爷、我爷、我二伯、我四哥都是医生,同时也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第二理想是演员。说句夸海口的话,当时在本年级乃至全学校也算一名帅小哥,红扑扑的脸蛋,人长得机灵而又利索,正好这年春天,济源县豫剧团来学校收学生,当时的校长是张绍厚,他就让学校的宣传队全部集合,每人唱一段歌曲,完后,剧团的人就把我叫到校长的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意去戏校学习,将来可以留到剧团工作,我不加思索地说:“愿意。”人家让我回家问下家长后直接告诉校长,可是到家后将此事一说,我姑就说:

“不中,老人常说:不学吹手不学戏,不学剃头刮毛意。那不是好事,咱不学。”

我再三说,总是不中,所以去戏校的事就这样泡汤了。

有一年我去吉利,在前院时大我六岁的堂侄应祥送给我一支他玩掉的一把木头手枪。我把它拿回来后,将木头手枪放在一个木板上,用铅笔画好,就用镰刀慢慢一点一点的削,功夫不负下力人,我终于复制了两支,分别给孟来一支,水渠一支。当我们去地拔草时发现一队的水车井边挂一个瓶,瓶里装有黑色的东西,我们就往木头手枪上抹一层,拿回去挂到院里晒了一个星期,总是明光光的,再也晒不干,然后用旧布搓搓,别到腰里,后来发现裤子、布衫都是油乎乎的,以后才知道那是废机油。

每当送庄村古会时,中午下学加班去送庄村赶会,可我真知道家里没钱啊!不懂事的我还是向我姑张口要钱去赶会,我看着我姑去门口别人家借钱给我五分钱,我就去会场用2分钱喝点肉丸,用2分钱买点弹弓皮,再用一分钱买两个熟螃蟹,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跑。不用说,每年二月初九南陈会,自己村会就更不用说了,大人不等要就狠狠心给1毛钱,那么这次最少买5分钱肉丸,再买点肉什么的,非把钱花完心里才美。

1969年,我正在本村读五年级,每夜上自习,我时常下夜自习后去初中毕业班的教室外等大我4岁的小社哥。因为那个年代村里没有路灯,并且还是很窄的街道,泥泞黄土路面,一旦下雨,就许多天穿着胶鞋上学,冬大冻得脚很痛,而且发肿,回家的路上很害怕有坏人,更害怕的是人们常说的鬼,虽然从没有见过,但年龄很小的我还是最害怕鬼了。当我和小社哥结伴走过他家后,剩我一人回我家时,我还得大声唱着学校学来的歌,并跑着唱着,给自己壮胆,待到街门口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这样的情况除星期日不上自习外大大如此。

因为当时盖房需要一大笔资金,我们穷的盖不起房子,就在村子的北边打一个半成品的窑院,往家去需要上个80多度1米67宽90多米长的坡,再穿过一个2.5米宽3米左右高的坑道,再过一个涵洞,然后是一个7字型的院,里边打了两空窑洞,院的地面距窑院的上沿有4~5米高,主窑洞2.5米宽,2.5米高,不足6米深,东边的副窑洞2米宽,2.3米高,4米多深,当时我和我姑、我伯都在主窑洞住,我同我姑睡在一个1.2米宽,用木头做的四条腿两个帮六根橧、上边铺上树枝的木床上,我伯睡在一个破烂的架子车改修后,下边用旧砖块垒成两个腿,然后将破烂的架子车梯放上,只有60多公分宽,这也是一张床。记得这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在我姑的脚头睡的正香,突然感到耳朵边有掉土的响声,把我惊醒,我一边晃着我姑的脚说:“姑,快点灯。”同时我已坐了起来,不由分说,我就听到“咚”的一声,空气中充满了极大的灰土呛人而有些上不来气的味道,当我姑战栗发抖的将灯点着后,我的枕头已被一块象桌子面一样大的土块压住,而且床腿也折了一根,床橧折了两根,可把我的一家三口人吓坏了。要不是我坐起的及时,头也会砸扁。第二天早上我伯用平车推了几车的土。

1973年春天,本人得肺炎在坡头公社卫生院住院治疗15大,回到家后又休息了一个星期,因时间过长没有上学,怕赶不上学习课程,被迫留级重新学习。

三、少年时代

1974年到吉利公社上高中。

在校时,虽然我成绩不差,可条件不佳。因当时的上高中和现在上大学一样,很难,农村靠贫下中农推荐,然后大队革命委员会研究,本人这两条是过不去的,因姑父老實,不会去找人说好话。没有办法。当时上高中是我嫂子刘素针从月山铁路高级中学开来一张转学证明才去上的吉利公社高中。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嫂子恩情了。

1974年冬到吉利高中17班学习,梁永谋是班主任,到一九七五年开学后秦克文老师任班主任,我一直和班主任保持很要好的师生关系。

在校期间,学校种高粱,种水稻,晚上去水稻田看护柴油机、水泵;在稻田睡觉,每两周轮到一次。男生两个人一班去看稻田。

高中的朋友:张正法,张十,张国西。

记得1975年冬的一个星期日晚上,我在家吃过饭大已全部黑下,我骑着我一年前在洛阳老城寄卖所105元买的一辆折过梁的旧加重红旗自行车去冶戌高中时,骑到权庄村对面,不料马路右边放一辆装满木头而没有人的架子车,我的前方来一辆开灯的汽车,我只管靠右边用力骑车赶路,不防一下子撞到架子车的木头上,将我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约有二十分钟动弹不得,到处都是疼的,周围没有一人。待我能动时,我慢慢爬起来,发现腿、手、脚都是被柏油马路的地面给磨破了,血糊糊的都是红肉芽,而且还流着血,再去将自行车弄起,自行车的前轮已不会转圈了。这时我哭着背着自行车一瘸一拐的往家回,到家后我姑大吃一惊,心痛的也掉了泪,并说先不去学吧。我当时想,第一没请假,第二怕影响学习,就犟着跑路也要去学,无奈,我姑让我伯送我,当我伯将我送到村子的西大坡上后,我不让他送了,他就站在大坡的一边,望着我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才离开回去。当我到达我们住的治戌村园头自然村,我们租住的地方时,同学们都已躺在地上的麦草上睡着了。

当时我在上高中时的生活还是很艰苦,早饭是玉米面糊,学校卖有麦面馍和玉米面馍,都是二两不够量,我们学生都嫌吃亏,没办法才买,多数都是吃自己带去的干馍;中午是糊涂面条,下午是咸玉米面糊涂,每顿每次都是一碗,因为自己知道家里粮食很少,也不敢多吃。

1976年7月10日在高中学习两年,当时本入学习成绩也不差,还是文艺宣传队队员呢,唱京剧、拉二胡、手风琴,好开心。每周不定哪一天下午下学后去吉利村让我妈给捞干面吃,可是星期天总在吉利村六队参加劳动,挣工分、拾麦子等,主要是心里美,吉利的自己家人多,护员也大,感觉仗义。

四、青年时代

毕业后我回到南陈村生产队,当时的队长张成义对我较为关心,派我看管养红薯苗。张庆实任大队团支书,三队大妞任副支书,他们对待本人不错,1977年我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后任团支部委员、团支部副书记,我也在村内的剧团上唱戏,挣个长期工分吧。

在村里我伯不愿多与人交往,也不喜欢多说话,所以外号叫“别折炮杆”,没有伙计、兄弟一人,自己家的人给我们也不近,而且也没有近自己家人,我们家的处境是农村的下层状况。再说我们住在很高较远的窑院内,队内打钟分菜听不到,也没有人叫或告诉我家,所以经常分不到菜,也形成我家经常没有菜吃,吃饭多数是去野外地勾的杨树叶,去土沟里捋的鬼柳条叶,开水煮后晒干,做饭当主食再搅些面进去。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但我从没有说过不吃这、不吃那,我从心里打算:长大以后非干上南陈村的一把手,扬眉吐气为我姑、为我伯争气,我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

1978年我任南陈村团支委员、副书记、基干民兵、二排排长职务,发一杆半自动步枪,有五发子弹,每大晚上值班,巡逻站岗,当时张建忠任民兵营长。

那时我清楚地明自我已19岁了,长成大人了,目睹我家这样贫穷,住的地方还是烂窑洞,街门是两扇用许多烂薄木板订的,每当开门或关门时,还得用两手抬着门开或关,而且门的下角还是磨着地面,发出“吱……”的响声。门口的两边和门口的上沿都是用大土坷垃垒成的门口墙,然后用泥巴给土坷垃的缝之间糊糊,进去院内就上小坡,到烂窑洞门口才有两张床大小面积的平地,窑门也是两扇烂门。门两边是捡2队砖瓦窑出罢窑后,人家不要的而没烧熟的半生砖,把五个、四个咯一起,一趟一趟从500米以外的砖窑搬到我们住的窑院上边,再从窑院上边一块一块投下去,待够用时给门边垒垒,还算是砖墙吧。

所以我感到我已长大了,有责任改变这个贫穷的家,我拼命地去挣工分,小队内重的活、累的活,我抢着干,比如除牛圈,一个下午要将3米宽8米长,有60公分厚的很硬的垫土牛粪用铁锹把它裝到平车上,再给它推到外边的粪堆上,约15立方左右。每平车能装3~4寸,需要推40~50车,然后还得再推进去5~6车净土给牛圈垫上一层,总共要有50车左右,自己装,自己卸,非常掏力,干完后裤子和上衣全被汗水湿透了,能挣10分,即半个劳动日,约5~6毛钱人民币。

往地拉灰土粪、牲口粪用的是平车,一个轮上磅过称,一般每车能拉900~1000多斤,能挣工分3分,约人民币2毛钱。一晌能拉3~4车,很累,一个人高低拉不动,真没有办法,还是坚持着要干,决心要改变贫穷家庭的面貌,必须出大力,流大汗!

我们队上边南凹地每行是一亩地,我也和成年人一样带上三张镰刀换着使用,一个早上割三行即3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两条腿硬得很,能拿60分,即s元钱。经过我拼命地干,由原来我家每年底要欠队内300~500元,而变成能分到队内的“红”100多元,那年我仅19岁。

经过奋斗、卖力、勤恳地拼搏,我家终于由原来的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从原来的欠队债,变成了分“红”户。到了夏大,去地一般是在中午3点以后出工,我常利用这段时间给我家住的窑院地面平整多余的土,及扩大院的面积,装平车往院外推,倒到坡下,让其它用土的人拉走。这些加班活,我的同龄人他们是不会去出这个力的,因为人家的条件比我家好,而且也没有那些闲活。

后来我感到光这样加班太慢,我又问一些在砖厂干活的山东民工,承包给他们,让他们帮助我将院内扩大扩大,把多余的土往坡下推推,给人家些钱。平时我们从未改善过生活,没有吃过肉,可我也真想吃肉啊,再进入现实一想,穷的如此,想吃肉的念头也就消了。

在农村干活真是很累,不舍吃还得大干,大干要出大力气,要吃苦,生活各种条件很差,从来没有多花一分钱,最终将我家的两孔窑洞的窑门用新砖问匠人重新地圈圈,80年春又在我院的东边盖了两间一坡虎座瓦房,81年我结婚时就是这个13平米的瓦房做了洞房。按当时我家的经济状况,还真算不错,我已经很满足了。

1978年冬因二排新购一台24马力的拖拉机,排长张小学开拖拉机去了。本人被民兵营任命为二排排长。1979年深秋的一大夜里,我在上地看场开拖拉机在倒车时将车倒翻。车翻后我去关油门,没料到把油门关反,使油门更大了,从排气筒里喷出了火星,导致地下的柴油燃着了火。我当时也不顾手伤,用流着血的手代替铁锨将路边的炉灰和土往火苗上扬,大约有十多分钟,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很快将火扑灭了。我当时才发现右手手背上烂了有八公分长的一道血口,我找到队长张成义说:

“成义叔,拖拉机翻了,咋办?”

成义叔说:“没事,我安排人给车弄好,你快去包扎吧!”

这时已是夜里11点多,我叫上小来叔一路跑到送庄村住的铁路十五局卫生所,找到他们房东的主人,让海堂姑带我去找卫生员,卫生员一看说:

“哎呀,伤这么重,我们这里没有麻药,而且伤口这么大,骨头和筋都露了出来,需要缝十多针呢,咋弄?”

我说:“没事,只管缝吧,我能坚持住。”

当时的女卫生员犹豫一会儿,就开始用双氧水消毒,然后缝了13针,她不断问疼不疼,我说没事。当过了七大去拆线时,前拆后开,还是一道很长的伤口,一看里面有许多煤渣,然后卫生员说:

“里边已有死肉,需要剪去死肉,重新缝合,可是我这里没有麻药,你还是去坡头卫生院吧。”

为了想省点钱,我回答她:“没事,你该剪就剪吧,没有麻针就不用打,我能受得了。”

就这样,她拿着不锈钢剪刀将死肉剪去,直至出血为止,重新又缝了15针,至今右手背上还有一道很长的疤痕。

五、壮年的时代

将拖拉机开翻后我认为没面子,而不想在生产队干了,要求到大队机砖厂去,张成义队长当时不同意我走,很想让我给他帮忙拉套,经我再三要求,他才同意我辞去副队长和民兵排长职务,到大队砖厂去上班。到砖厂后,开始干杂活,因表现突出,被当时的厂长张世贤分配到砖机切坯台工作,半年后又分配去烧窑。

1980年春,我被分配到机修组,郑改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1980年夏天被安排为机砖厂出纳兼开票。

1981年任砖厂记工员、出纳、团支部负责人,当时我伯张吉祥在村农业科研组。1982年春张庆本从玻璃厂回村当支书,要求一家不许有两个长期工,我们家一人在砖厂,一人在科研组,必须回去一人妻,所以必须让我回生产队去。

当时虽然我们家很穷,不断有介绍对象的口,我决心找一个南陈村的姑娘,因我是从吉利来我姑家的,我们自己家没有近人。同时我也想找有兄弟、哥哥的姑娘,好有事让他们帮帮忙或干点活什么的。所以1980年在融支书张朝英、砖厂副厂长张升汉的介绍下我和本村5队的王巧云订了婚,经过一年的往来,家大人看好时间定于一九八一年腊月十九结婚,当时的年代妻子巧云只要六件做衣服的布料,最好的是一块“的卡”布,一块“的确良”布,其它的是花平布,共计400多块钱。我好胜心强,不爱求人,有钻研好学的特点,巧云她娘家陪的嫁妆有大立柜、小立柜、梳妆台、两把椅子,全是我自己油的漆,并且我在家具上画有竹子、牡丹,看着和真的一样,省了几百元的匠人工钱,还赢得了老丈母一个劲地夸我“画得给真哩一样,真能!”

结婚那大是改朝叔引的礼,那边陪巧云的是她兰英婶,去时我和改朝叔每人推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待回来时,我和巧云每人推一辆自行车,有人放着小鞭炮,从村东头出发到村西头我家,也算排场,我当时在家里装了个收、放、录三用机,院内放一个大口的高音喇叭,是我自己操作的,亲们吃饭时放着唢呐的欢庆“过街调和百鸟朝凤”,待饭后,她娘家人走时,我提前录的“送客了……”这些礼貌、欢庆语音已通过大喇叭播放了出来,很不错,当时的环境与社会条件还算可以。我们农村当时谁家有红、自喜事,需要待客时,全是挨户去借盘、碗、醋千、条盘、小勺、锅和板凳等等一些餐具与用具。

我从学校毕业进入农村那大起,就慢慢一点一点准备这些席桌餐具,每到赶会或去集镇时就一点一点地买些备在那里,以备以后自己用或行好。在我结婚时除借三张方桌外,所用的一切餐具全是我自己的,結婚那天我没时间亲自主厨,以后的“送馍”“送十五”“生孩子吃面”全是我做的“水席”,我先后给世中家的宝强结婚,小来叔家的妹妹出嫁,他儿子结婚,以及我三个内弟的结婚、送馍、孩子吃面均是我主厨做的水席,并给门口的街坊也是如此,自带餐具,免费主厨,很小就听大人说:“行好不见好,终久跑不了。”意思就是,办点好事,将来会有好报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三晚11时30分长子出生,取名彦彦,意思是有学问,德行好的意思,辈别“世”,大名张世彦。

1982年春,我们夫妇俩人率先在权庄村口,我们南陈大队的三间房内开个杂货店。

在开商店时,我从吉利区跑到洛阳市再到济源县,多方周折,将权庄口设了一个长途公共汽车站,这样似乎可以增加入的流量而多买点货。我用架子车上边装一个大水桶去孟县金山寺农场拉了350斤酱油,因店小,人流量少,三个月还没有卖完。我就骑着自行车带上两个桶去坡头以西连地村周围卖酱油。经过十多天的下村叫卖,酱油终于卖完了。

我联系送庄砖厂的驻马店包工队工头叫朱贵喜,与他交朋友使他们包工队的用品,如:布鞋、咸菜、酱油等在我店里进,开始也给钱,后来慢慢地欠下了帐。为了讨好他,在他要求下帮他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是我写信给银川我二叔,让他帮忙在银川以125元购一辆加重红旗自行车。我帮他从洛阳火车东站提出给他,他答应近日砖厂给他们工资后,再来给我清帐。我也认为是一个用户,也不太在意。一直欠到近2000元,还不给结帐。老朱多大不来了,我认为他没钱付我而不好意思来,又过了十多大,他还不来。我去送庄大队机砖厂一问,才知道他早跑了。我一气之下,全嘴的上下牙全部活动了,万分生气!不能吃饭,后去医院住了15天,才得以治愈。

1983年村内公开承包砖厂时,我大胆地和王雨、庆功、王庄、庆茂5人承包了砖厂。当时大队的支书是张吉永,大队长王有功。承包砖厂后我被推荐为厂长,共干三年,因承包金高,两年来经常下雨,产量上不去,也没有挣到钱。

我家住在很高的窑院内,交通不方便,吃水困难,我申请大队多次,后按搬迁户给我方了一所宅基地。1984年冬我盖的房,算是南陈村第一家楼房户吧。当上预制板时,问一公司的吊车来上的水泥板,当时村里就没来过吊车,有不少老年人就没见过吊车,村内很多闲人都来看吊车上板,人可多了。

1984年8月2日,我亲爱的奶奶,因得脑血栓医治无效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她老人家生前一贯关心我、爱护我、疼我,在我上中学时她老人家还常常带我到冶戌老集市国营食堂给我买鸡蛋汤,在我上高中时,将她仅有的四块银圆分别给我,让我以每块10块钱卖给银行补充我上学的开支费用。因我爷爷下世早,她一生也受了许许多多罪,我也没有很好地报答她老人家,我至今想起都是两眼含泪,喉咙发紧,真想痛哭、高叫一声“我的奶奶啊,我没有很好地回报您啊,奶啊奶啊,请再让我叫声奶奶啊……我经常经常思念您……”

1985年,我除干家的几亩地活外,经常干些能挣钱的活儿,记的我用架子车,从留庄火车站往炼油厂北仓库拉圆木,一根圆木长6米,直径300多公分。因孩子小,妻子在家看孩子,我一个人去拉,当时上送庄桥坡时,在两个脚尖点着地用劲往上拉的情况下,还得用手扒着马路面,否则平车不但上不去坡,而且还有退下去的可能,真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上去坡时张着大嘴喘着粗气,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一样,心里还庆兴的说:“谢谢老大爷,可上来了。”每趟仅挣10块钱运费。

1986年在自家分的4亩责任田种西瓜,从西瓜种下到压秧、拔草,给每个西瓜下脆20次都不止。因没有经验,瓜小,品种不好,不挣钱,但没少流汗。

1987年再次包地种西瓜、种大葱。当时每大大不亮就起床,天很黑了才回家吃饭,劳动量非常大,人晒的很黑、很瘦。

虽然我已30岁,但胆子还很小,下午刨的大葱堆放一地,必须得看护,我也不忍心说让我伯去看,所以我就仗着胆,自己带着被子去地看葱。地里有许多老坟,猫头鹰不断地发出:“咕咕咕咕喵,咕咕喵”,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在我正胆怯的时候,我伯也抱着被子来和我做伴了,我从心里感激。他总是不爱说话,但对我还是非常好的。

1987年冬,我和妻子巧云又到冶戍村北十字路口开二间专卖瓷盘、瓷碗的批发店。刚开始是在济源土产公司用小拖拉机进货,利润较低,后我发现瓷碗的碗底上打有“湘潭”字样,所以我就向在土产公司当保管的吉胜叔打听湘潭瓷厂的进货渠道。吉胜叔告诉我说,人家厂里只对公不对私,而且还要进货证,还说人家不收现金,只收汇票。再说人家最少是从铁路上发一个集装箱,害怕你个人进不成吧。

回来后我想了许多,就打算亲自去试试,如果能行,利润也就大了些。

所以我就准备了些地方特产:小米、芝麻、绿豆,总共备有40-50斤的东西就去湖南的湘潭县。坐火车、倒汽车、再乘船,几经周折,终于到达湖南省的湘潭,并好不容易地找到他们的厂长,说明情况,将土产品送到他家,他答应给我发集装箱。以后我先汇款,然后打电报告诉他发什么样的货,不需要我去他厂就可以将货发到洛阳零担货场,而我再雇车从零担货场的集装箱把瓷货提来商店出售。

因我直接從厂里进的货,价格比冶戍供销社的价位还低,生意很好。收破烂的小平车每天都排着队来我店购瓷盘、瓷碗,然后他们下乡去换废铁一类东西,而后他们重卖掉换钱,总之这样做收破烂也能挣不少的钱。

当时最远的住在孟县和住在孟津扣马以及住在洛阳唐寺门的收破烂都来我这里批发盘、碗。当结完帐时,我再重新送他们两块钱,说:“去吃碗烩面,欢迎下次再来。”他们很高兴。如果不忙时,我还将住的很远的人用我的黄河牌250摩托车,让他坐上去拽着平车,给他们送到孟县的店上村口或送过去黄河桥,所以他们将货卖完后就又来我这里进货了。

1988年农历九月十七下午6时,我们又添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叫琼琼,属龙。他哥世彦,让他随他哥一个“彦”字,大名琼彦。

1989年春节,送庄的三姨要求接我的商店,当时我也想来村里发展就转让给了她。一九八九年五月份买了一台山东维房产的12马力小四轮拖拉机,每大给人拉砖,去济源拉自灰,去济源拉煤给饭店送。拉煤、拉自灰,总是半夜去,天不明回来。冬大下霜,出的气都结冰,眼睫毛、眼眉、头发全是自的,一摸感觉要折了一样嚓嚓发响,一趟毛挣30块钱。

1989年冬,我开小拖拉机拉砖,从送庄大队砖厂、北陈村十三队砖厂往炼油厂送砖,和张吉国、张风雷、郑宣一路,人家都是夫妻两口装一个车,我因妻子身体不佳,孩子小,没让她去帮助,我总是一个人装,一个人卸,当人家的车装满时,我的车也即将装满或者卸完,因为出力挣钱不能让人家帮忙,可一路的伙伴们也常说:“帮帮你吧?”而我总是一口谢绝。

冬大从炼油厂院内清涧西村张尾巴承包的建筑垃圾,人家都是两个人一个小拖,我是一个人一辆车,自装自卸,可总保持给他们一样车数。建筑垃圾难装,难卸,我总是一人用脊梁扛着车斗往上抬,用尽吃奶劲,两手用力狠劲往后背,必须连打

三、四个号,车斗才能抬起,然后再倒车,这样小拖拉机头顶着车斗才能卸完车上的建筑垃圾。

当时我嫂在火车站工作,我哥在孟县第二化肥厂工作,不时让我去押运火车皮。记的一次从留庄火车站押10节碳氨运往湖北省黄石火车站,每节50元。说是到站给押运费,去时我只带130元,从家带些摸,带一个水壶。饿了吃馍,渴了喝水,水喝完后,到哪个站去装上水,待用。当时已是深秋,我带了一件十多年前自己做的绿色大衣,晚上穿上大衣,坐在火车皮的一个角落的化肥坑里。有两三大连续下雨,我把化肥袋搬垒一个大坑,上边用帆布棚盖上,我就蹲在那个坑里。化肥的碳味呛的我上不来气,只好用旧大衣捂着嘴和鼻子,呛的眼里流着泪,流着鼻子,真是无法形容当时的场景。想到那时,就有浑身发冷想晕的感觉。可是受了十天的罪,到站时找不到货主,经多方联系,也没人付押运费。回来后才知道,化肥厂受了大骗,我受了小骗,我是钱也没挣到,自受几天罪。

1990年在村内我已向党支部交了人党申请书,申请书上盖的是血印,决心很大。

1990年冬吉永当支书时我已被列人党员考查对象。

我在农村受的苦太多了,决心不让孩子们在农村受苦,我就给两个儿子每人买个非农户口。尽管省吃省用,出力不闲,钱还不够,就给吉利我妈借了3000元,加上我攒的9000元,合计12000元。

我记的我正用平车套个驴给炼油厂拉砖,带上12000元,去时捎趟砖。当砖快卸完时,已开始下雨,有两分钟后,雷电齐鸣,倾盆大雨,将我的衣服全部淋湿,我如同水鸡一般。这时已是下午快要下班时分,我为了不耽误明天干活时间,就冒着大雨,打着毛驴,跑着赶到公社大院门口,将驴拴好。到吉利公社派出所的办公地,一次性给俩儿子买了两个非农业户口,以打算让他们长大到城里有个工作,不再像我一样在农村吃苦受罪。

1991年我开始学杀猪卖肉,农历七月初二去北陈村张德禄家看杀猪两个下午,第三天下午帮他给猪退毛,第四天学翻猪肠。当时是个体经济,每天只能卖一头猪肉,卖肉的有十几家,买肉人也不多。到农历七月初六下午我给自己家喂的一头150斤左右的自猪给杀了,赶上七月七早上卖肉,肉卖的很快,从那天开始我便学会了杀猪卖肉,以后每天下午去收猪,起早将猪杀了用自行车拖着架子车到市场去卖肉。后来我一人不行,先后雇二队其祥、小平帮忙,杀一头猪给他们10块钱,并帮忙收猪、杀猪、卖肉,整整干了一年多。

时年我力气很大,二百多斤重的猪我一把就能给它放一翻,再一把能将一头猪给抓起来放到大锅的热水里,退完猪毛后,一个人将猪挂起来,开膛、劈开,那时我32岁。

1994年,这时我的长子彦彦已开始上五年级,每当暑假、寒假,我都请家教辅导儿子学习。当时我用小拖拉机去宏力化工厂拉货,听北陈村的几个装车工说,石庄公社耿庄村有一个叫耿老师,教孩子很优秀,而且有相当好的经验,口碑很好,所以,我就骑着自行车连跑三次,多方打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耿老师,并给人家带去一些礼物,出高工资让他来我家辅导我儿子彦彦学习。当时的彦彦很听话,学习也用功,耿老师很喜欢他,耿老师回家亲手给彦彦做了一把木头大刀,每当我外出时总给儿子带吃东西回来。他很听话对我也特有感情,凡是有点不舒服时,总是等我回来时,对我说:“爸,我××可不美了。”我就及时地去给他看医生。我和他妈都很喜欢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彦彦已上初中,当时我就出钱让学校的张金山老师辅导他数学,郝菊芳老师辅导英语。每天早上,在学校未上早操前就到郝老师家学习英语半小时,该上早操前10分钟到校。因他妈身体不好,人睡不好,自大头痛。所以,我每大早上提前起床,给孩子做好饭,舀上一碗,用勺从这碗饭中舀一勺倒到另外一个碗里,看着孩子吃饭,我用勺在另个碗里翻着饭,待他快吃完时,赶快再从这个碗里往他的饭碗里添一勺,直至他吃够一碗为止。那样做第一让饭凉快点,第二让孩子看着碗里的饭并不多,如果他看着一碗饭,他会说:“太多,我吃不完。”但我总是想他多吃点,所以才从这个碗里往那个碗里一勺一勺的给他倒。然后我帮他背上书包,给他送到郝老师家门口,这只是早上;到晚上去张金山老师家学习时,我给他送到张老師家门口,待下课时,我已在张老师的门口等候,一块回来。天天如此,星期大也不间断,一直坚持三年。

1997年彦彦初中毕业时。学校的校长及班主任都对彦彦的上学非常关心。中招时考的也不错,高于中招分数线,我决定让他上中专,这样可以早毕业,早安排工作。我们当时报两个志愿,其中一个是河南省气象学校,后被录取。到郑州市上河南省气象学校时,我和他妈每周去郑州看他一次,并陪他在街上吃顿饭。

话题拉远了,拐回来说1992年我被支部书记张吉永安排到村拉丝厂干推销员,我非常尽力,后来生意也特别好,1993年2月1日被吸收为正式共产党员。从1992年春到1993年8月份在拉丝厂,工资每月150元,因丁资低我就辞职了。

村内的拉丝厂因我不干而倒闭,吉永书记先后两次找我让回村担任拉丝厂厂长一事,经过再三谈话,我也同意了,大队安排张庆中、常保生、张建国三人,其中常保生任会计,其他二人任副厂长,大队提供厂房、电、生产设备、安排人员,每年上交50000元,我答应后,我们四个人到一起开个会,大家都表态听我安排,叫干啥就干啥,不推不让,不讲价钱。我也很满意,就这样接任了厂长职务,我们经营用心,团结一致,除完成年上交任务外,每人每年含工资可分5000元。

六、成年时代的点点滴滴

我村1982年以前称吉利人民公社南陈大队,1982年以后叫吉利乡南陈村。

1993年7月5日,南陈村支书张吉永,村长王有功,副支书张建忠,会计张东振他们集体辞职,村内的领导班子解散了。

1993年7月23日晚,由乡政府副书记梁银海带队到我村让党员无记名投票选举后,我、王路、张东风我们三人被选举成为党支部成员。7月25日乡党委书记王大忠把我叫去乡政府谈话,说:

“经过了解,你在村里评价很好,这次你被选人支部,说明党员们有眼光,信任你,你说你想担任啥职务?”

我说:“领导安排,叫干啥就干啥呗。”

当时的王大忠书记说:“你干村长,兼党支部副书记,有权也有退路,现在王路他腿折还不能工作,你主持村里全面工作,也是一种锻炼,有问题能解决的你力争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还有书记,你看如何?”

我说:“中。”

于是,在8月3日晚乡政府耿登山乡长亲自来我村会议室宣读了乡党委文件:任命王路担任南陈村党支部书记,张明军任南陈村村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张东风任党支部委员。后来经我和王路研究,让张细雨担任副村长,代建国担任村委会计职务,吴长英担任村妇女联合会主任兼计划生育专干。8月4日我找他们谈话,于8月5日晚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在会议上由我宣布村两委班子的任职情况如下:

南陈村党支部班子:

党支部书记:王路

党支部副书记:张明军

党支部委员:张东风

南陈村民委员会班子:

村长:张明军

副村长:张细雨

会计:代建国

计生专干:吴长英

成立了新的村两委班子。

所以,我从1993年8月3日一2005年8月25日之间一直连任村长兼党支部副书记职务,中间分别全民选举过三次,我一直连任13年村长职务。

1995年冬,我村先后上了几家药用玻璃安瓶厂,多数是在村内的闲院中生产,我时任村长兼党支部副书记之职,我就找支书王路商量,给他们办企业的人解决生产厂地,我俩一拍即合,我们通过当时在我村驻队的乡政府副乡长何先礼,他也支持,我们就到土地局申请,当时土地局说不能办,但从语气上也没有听出来有坚决不行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让乡政府给加盖个公章,我村就给建厂用地的企业解决了厂地。同时,我也随着这批建厂人在我岳父的责任田占了两亩,每年给他2000元地租,到2001年村委调整土地时,我也将这块地调整到我们队而落实到我本人的名下了,这样名正言顺,我也不再付地租款了。

1995年,伙同我内弟王科、王志立、王志学四人也开办了一家洛阳市吉利区飞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我任董事长,王志立任厂长,王科任会计,王志学管生产,经过两年半,因经营不善,管理不到位,成本高,销售不畅,于1997年停产关门。

到1998年冬,经过一年的闲滞,当时的大院内是土地面,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茅草,老鼠成群,各个门窗上到处是鸟屎,我就找三个内弟商量,建议将厂处理掉吧。经商量他们也同意,并找姑父做中人,最终把机器设备号价,又将厂房做了价,并将纸条上写上所处理的东西,最后我抓住了厂房,当时作价8000元,后我们按四份平分后我拿出了我应出的部分,因此这个厂房和大院归我所有了。而后我又出钱办了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等相关手续。

1995年5月份,我报了河南大学的成人高等自学《公共关系》《市场营销》《法律》三门专科课程,买回来厚厚的7本书,开始自学,以读、记为主,并参阅有关资料,写了一些笔记,每一个季度去洛阳十五中考试一次。我每次考试全部及格。

到1998年底,我报考的《公共关系》《市场营销》《法律》全部合格,准予毕业,发了三本大专毕业证书,我当时很高兴。这时乡政府出台政策:村干部必须达到大专以上学历,否则必须参加吉利区委党校学习,以取得大专文凭。我就把我的毕业证书和档案拿到了乡党委让办公室看,时任副书记的张松梅看后,当场就说:“好,明军这个学历是硬邦邦的,档案放到乡里吧,毕业证你保管好。”所以,此后在村干部的学历上我成为吉利乡第一名大专学历的村干部。

我有了“法律”大专学历,就到吉利区司法局,找当时的司法局徐局长,按有关要求规定,给我上报到洛阳市司法局。1999年5月20日,由河南省司法厅颁发了“法律工作者”证书,并在吉利区法律服务中心给我安排了办公席位,享受各种待遇。我主要在村里干村长工作,这个行业是兼职,但我也开始接一些打官司的案件,因为我用心、下劲,每代理一个案件,保证让它胜诉。这时我也开始学习更深的法律知识,为考“律师”而奋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学习,数次到洛阳市司法局的会议厅和洛阳市的十六中教室考试,终于在2002年6月20日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证书。

当律师一次挣最多的是20000元。原告:郑州铁路局车辆段,被告:河南省新密市兴源化工厂,原因是:被告租用原告的火车皮,租用时间为一年。可被告仅用半年就不用了,并且也没有给原告的车皮洗净而发送到了原告的车站。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洛阳石化销售公司认识了郑州车辆段的业务人员,说起此案后,我告诉他能打赢此官司,他说:“怕不行吧,咱也没拿人家钱,而且人家已将车皮返到我单位。”我问他开玩笑吗?他说是认真的!后他又向他单位打电话汇报后说,上级同意,让他回单位给我办理了全权委托书。就这样,我就开始代理这个案件。经过半年多的程序进行,终于原告胜诉,并通过法院将被告的存款帐户查封,如数执行完毕。原告当场付了我20000元酬金。

我先后替坡头镇留庄村的齐朋朋当律师,在济源开庭,胜诉。给金鹅村的贾年中当律师,在吉利法院打胜。对方败诉后,又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张东风和他妻哥再三找我,让我再次替他代理此案,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经过开庭审理、辩护而再次胜诉。像这样的经济、民事案件我先后代理过500余起,100%胜诉;经过这么多的律师代理案件,总结二点:①理由充足,事实明自;②要有一定的技巧;③要取得法官的好感。

我曾经被聘请为吉利区交通局汽车站、吉利区工程塑料厂、吉利区坡底村委、吉利区北陈村委、吉利区金鹅村委等常年法律顾问。

1999年我三妹夫吴伟建议我开办个洗澡堂,并带我去孟县西虢村参观工程公司的澡堂,所以回来后就抓紧备料改造,最终建造一所洛阳市吉利区劳动服务公司健康服务中心。当时知道的人很少,我印些传单,让人到各村散发,用红条幅从坡底往吉利区的中原路、河阳路都挂上澡堂的广告。经过一段时间,生意由差变好,每到春节前的十大时间,洗澡排队,形成洗澡也开后门的紧张状况。当时澡票价格是每人1.5元,包间5一8元。冬天我也时常帮锅炉工烧锅炉,换人家休息,也去打扫卫生、抽水、清理澡堂内的下水道。记得一大晚上,男澡堂的下水不通了,找了不少工具也沒有将水通利,没办法,我就下手去掏,谁知里面是解的大便,弄了我一手,好恶心啊!但我也只有使劲地洗洗。这充分证明了挣钱的不容易。

从建澡堂之日,我就把爱心献给了南陈村的老人,前三年是70岁以上老人洗澡免费,以后降到60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妻子也非常支持,也算是我们夫妻对老年人的一种孝意吧!随着澡堂热的风暴,吉利区连续上了数家,加上各家各户慢慢都装上了太阳能,洗澡的人逐渐减少,最后只好把澡堂的生意停了下来。

我姑张继华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属兔,一生务农。常年身体软差,时常给医疗所打交道,但是待我却是掏心掏肺,可我总是对她说的话不大听,直到现在想起,还总想掉泪悔过!我姑于1998年冬得了脑血栓,经过认真细致的治疗,虽然保住了生命,却落下了瘫痪,我常给姑擦屎端尿、打针、喂饭,时任村长的我工作很忙,曾先后雇了几任护理人员,妻子巧云也尽心地做饭照顾。但最辛苦、出力最大的还是我伯,我姑瘫痪的两年里要不是我伯帮我照顾,我的担子会更重。-000年八月二十我姑离开了我们,享年72岁。

我们一家当时在上边浴池院内住,办丧事时家里用品用具不全,老家的前后街成年人全都去帮忙,并且都是各人从各人家带用品,没有一个人问我,让我去借东西。当时我对吉国叔说:

“大家对我这么好,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啊!”

吉国叔回答说:“哈哈,平时你青风都刮过了,现在是细雨来了。”

那时我任村长职务,加上与乡邻关系相处的好,每次回家,或在门口坐会儿,开车回上边浴池住处时,所有人都站起来,挥着手,等我车过去他们才坐下。每路过一堆人堆时,人们看到我的普桑车来了,都站起来,给我挥手。我很感动,但心里特美,这是乡亲们对我认可,对我的敬意。

1997年6月份,我时任村长、支部副书记、大队拉丝厂厂长职务,区政府任命我为洛阳市吉利区工商联合会副会长职务。当时的会长为董秀良,副会长本人和李敬福、郝太平、苗学、权登科。至2004年,已干了8年的副会长,我认为当个商会副会长也没啥意思,多开几个会,所以辞职,并推荐我村安瓶厂的周备国接任我副商会长的职务。

農村所说的“老总”,就是谁家的老人去世后,请个问事人叫做“老总”,是总负责的意思。从我任村干部至今,就时常被请去当“老总”,我后给改称为“理事”,我觉得“老总”的称呼太大了,“理事”就是帮助人家给事情打理打理吧。

我的个性就是爱排场,办事快,义气,设身处地的给当事人办事,并力争给人家节约,而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同时也有相当的威信,在用人与安排活方面,老少爷们基本上都满意而愿意尽力,不推诿,不讲价钱。

首先我被请去以后,就先给他们写一张执事单:理事的后边写上我的名字,下边是库房、折祭、下菜、礼桌、大厨、帮厨、管火、掌条盘、拾馍、接亲、洗涮、放水、抬重等,具体如下:两名折祭,两名外礼桌,一名下菜,安排三到五名接亲的人,有男有女,男的接东西,女的要搀扶哭路的女客,还要安排两名掌盘的人,拾馍人一名,做饭二到三名,洗碗两名,担水一名,最后在所有人员中,每人再要重复有一种工作——“抬重”。抬重人需要两班,每班需要四人。安排一到二名开三轮车的,主要是拉纸扎或拉女孝子,还要安排带十多把铁锨,在半路上招呼女婿和外甥出来帮助抬一会儿,到地还要让他们干点杂活。老总去地时要带上篮,内装写有“东、西、南、北、中”字样的石头,放一块瓦,由风水先生事先写上字样,并且还得带一个小桶,内装香米、面、汤,需要封墓后让孝子提着装香米茶面的水围老坟转三圈的量。当封完墓后,将带去坟地的所有纸扎和自纸全部堆到一起,点燃后,叫烧哭,当孝子们下跪,亲友们行四鞠躬礼后,这场事就基本告一段落。然后让帮忙人都重新到当事人的家门口,将准备好的一个脸盆放上水,水中放一把菜刀,洗一下手,翻一下刀,这叫有鬼不跟人。

任村长的第三年,我在双委会上建议村里要在渔业上发展,经大家同意后,将西上滩的60亩地规划成四份鱼塘,我和张建国、常保生、张红伟四人每人承包了一份。我就推鱼塘、盖房、下鱼苗,后让我内弟王科去鱼塘管理,我给他开工资,一年后他承包了下来,总体也没有挣到钱,因西霞院水库占地被征用。

在2005年再次开始选举时,张东平委托曾经和我一块玩勾机的张庄找我说:

“明军,你干十几年了,歇歇吧,东平想干哩,你让他干吧,让他给你表示表示。”

我当时也真有点不想干了,说:“中,不干就不干,不必要让他表示啥。”

并写了退出候选人申请,交村选举委员会张庆建一份,交乡选举委员会雷世英一份。记得一天晚上乡党委书记王国安打手机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一进门,他就骂到:

“你笨哩,有不少人咋选也选不进候选人的圈内,而你写申请退出候选人?干的好好的,为啥不想干了?”

我很诚恳地告诉他说:“老哥,我干年数不少了,换个新人干干也中啊。对不起,我真不想干了。”

经过耐心地解释,并举了不少的例子,他也答应了,又在他办公室聊了很久,当我从他办公室走时,已是晚上11:40分了。当时虽退出选举村委主任的申请,但还担任着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

次子张琼彦出生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七,下午六点,属龙。从他入学我就是村长职务,直到他毕业我一直担任村干部。次子不论在哪个学校上学,从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高看我一眼,先后在本村小学、吉利二中、石化中学,后又去洛阳机车工厂子弟中学。记得他刚去洛阳机车厂中学读书时,因为没有出过远门,我和他妈开我的普桑轿车上午给他送到洛阳,下午他又打电话,哭着说想我和他妈,我立刻开车和他妈赶到学校去见他,给他说说话,待他同意让我们走时,我们才回吉利。

2004年7月份,当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同大哥一道在8月23日将琼琼送到“河北廊坊航空干部管理学院”学习。坐的硬座车,车票每人175元,到达后给学校交15550元,又给琼存2000元。我哥俩于8月25日晚买上返程车票,26日中午到达洛阳火车站。这趟我哥俩从车票、住宿、吃饭,共开支1250元。

2006年5月份,琼来电话说班主任老师可以按当年应届毕业生给介绍安排飞机场工作。他安排2006年6月11日到广州自云机场上班,分到自云机场车辆管理公司,上班时间不长,琼打电话说住的地方太热,他要求到外面租房。于是我6月22日乘飞机从洛阳飞到白云机场,给他的住处买一台空调挂机装上,并教他做捞面条、汤面条、大米饭、炒两个菜的简单饭菜。我于6月25日从广州乘飞机下午回到了洛阳。

当年的9月28日,我长子和儿媳万瑞又专程从洛阳飞到广州去看望他弟琼琼,他们于10月3日从广州回来,当时次子琼琼在商场给我买条裤子让他哥给我带回,是广州产的。琼琼并打电话给我说:“爸,让我哥给带回一件衣服,你养我这么大,对我这么好,是我孝敬您的。”

当时我虽说不必花钱,我有衣服,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美味,非常开心、高兴。

养子育儿有责任,

待人良心不能昧;

先当儿来后当父,

父母养儿下苦心;

父盼我儿报我恩,

父辈子辈心换心。

我伯张吉祥,属牛,生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六。一生吃苦耐劳,受苦受难,兄弟一人,解放前逃荒要饭,做长工,打短工,要饭时逃到山西被抓壮丁,在国民党阎锡山的队伍里干了五个月,因挂彩回来老家。参加土地改革,在农村人的党,先后干过教养队队长、信用社主任、治保主任、村支部书记。后在大队科研组种地,到生产队喂牲口。82年单干后和我一块种责任田,人个儿不高,1.7米左右,很瘦弱,但很精神,很老实,不爱说话,不求人办事,不会靠近领导,外人送名:“别折炮杆。”

从我姑去世后,我们一起生活,后我伯也向往敬老院的生活,我和妻子巧云商量后,给我伯送去当时吉利区条件最好的李竹青办的个体老年公寓生活。

当时我任村干部,自己和张庄、向阳、二妹夫立军四人合伙买一台挖掘机,也常在外施工,我们哥四人以我为首,在外包活,每月算一次帐,每当算帐时,都在我住的地方弄几个小菜,每人喝上个半斤四两白酒,合作的很好,很和睦,也很友谊。每当一有空闲时,就同妻子巧云,有时带上孩子去老年公寓看望我伯,他也很高兴。

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早上,李竹青打电话说:

“明军,你伯有点不舒服,你快来一趟。”

我赶紧同妻子巧云赶到老年公寓,一看我伯很没有精神,就马上让他坐我的车到区医院就诊,到了下午两点就进了抢救室,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他闭上了眼睛,享年81岁。我请区医院的救护车把我伯送回来家里。

在我的多年的努力、团结与自己家的互助支持,鼎力援助他们,我们的自己家人、门口人都去了很多人帮忙,在家停放五天。安葬那天,全是门口人帮忙,村内双委干部、全体党员、各生产队队长、老年协会参加给我伯开了一个追悼会,我读的悼词。当时在场人(包括做饭人)没有一人不掉泪痛哭的。事后不少人说我写的悼词生动,扣人心弦,让听者痛心。

因当时我的次子琼琼在广州上班,我伯去世没有告诉他。后来琼琼知道后还痛哭了一场,不断怪怨我当时没告诉他,使他没能最后再看看他爷爷。

后来到2013年我请了砌墙师傅,给我姑、我伯老坟用蓝砖包了包,我不想让老坟上长的杂草太多,同时也用水泥给老坟的顶部给预制了个盖,并在砌墙时给立了一块碑。

张吉祥,乳名连胜,生于1925年10月16日。

1950年—1956年任送庄乡政府秘书;1953年1月由张同兴、张庆龙介绍人党;1956年—1957年任高级社治保委员;1957年—1958年任南陈村党支部书记;1958年11月—1959年12月任济源钢铁厂治保主任;1960年—1962年3月任坡头公社教养队队长; 1962年4月—1966年3月任南陈村副支书兼治保主任;1966年4月—1969年12月任南陈村党支部书记;以后务农,于2005年11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故于吉利区医院,享年81岁。

张继花,乳名,琴,生于1927年8月10日,一生务农,待人热情,勤劳多病,于2000年9月17日病故,享年72岁。

因我们四人买的挖掘机已旧,活少,不挣钱,所以开会研究决定出卖,后来我让关林施工的一个人来看,人家出25万,我的合伙人庄哥说:

“我身体不好,也没事干,少10000元给我吧,我承你们的情,只当照顾我哩。”

当时我首先表态说:

“中。”

所以我妹夫张立军、堂弟张向阳分别也说同意,就这样勾机就让给了庄哥。

2005年冬,因当时没有生意,我就开创一家《正兴隆砂锅居》,地点在区交警队斜对面。开业时声势很大,光送的花篮就有二十多个,我又挂了十几条横幅,从二楼房顶拉到下边,很引入注目。2007年春,因我办了沙石厂,饭店没有人经营,就转让了出去。

2006年4月7日下午党支部换届选举,要求选出三人,成立党支部班子。我村实有党员69人,参加选举67人,选出明军47票,王路45票,王庄39票,安智34票,西振33票,第一轮正式选举明军、王路二人胜出,西振被淘汰。第二轮王庄和安智他俩差额选举,产生王庄。下午7点全部选举结束,选举结果:张明军、王路、王庄三人。按选举的票数和与乡党委的关系,以此申请党委下派一名临时书记,所以7月22日乡党委任命下派吉利乡干部张广生任南陈村党支部书记,委员三名:张明军、王路、王庄,不设副书记,由张明军抓党建工作,协助书记张广生工作。”

长子彦彦于二00六年八月初六结的婚,我时任党支部书记。在石化千禧堂办的婚礼,从洛阳请来了男女两名司仪,均为高中教师,气质高雅,语言流利,谈笑风生,场面特别活跃,婚礼宏大,亲朋很多。大媳妇万瑞聪明伶俐,举止大方,平时很会过日子。可喜的是,我老张家在2009年正月初二下午三点半添了一个“千金”宝贝,取名乐乐,大名张子默,属牛。

2007年春我伙同代东合开办一沙石厂,我们以拾万多元在济源市坡头镇马住村买一套旧沙石机设备,我们四份,每人投资10万元。由我找现场,跑手续,架高压电路;东合在场内负责安装建设,到南陈村古会开始试车,一举投产。以后我打外围,东合管理厂内,我们合作的比较顺利。

2006年4月27日乡党委任命:

免去张广生南陈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抽回乡内工作,由张明军接任南陈村党支部书记职务。

没有设副书记。

支部委员:王庄、王路。任命张安智为增设党支部委员职务。

2007年10月25日上午,我突然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说:

“明,你快来,你爹他跌没气了,快点!”

我立刻叫上妻子开车赶到吉利,见我爹还爬在门口的地上,我们急忙扶都没用了,知道他已离开了我们……我爹生前也受了许多的罪,吃了许多的苦;我童年时和我爹一起去石庄岭上卖豆腐换红薯片,我爹拉平车通过自坡渡船跑路去洛阳拉西红柿,拉到家吃了饭第二天天不明再拉平车往孟县城去卖,都是步行啊!我爹还让我陪着坐船去孟津县的南岭上卖羊肉,一同去孟县林场砍槐树枝拉回家当柴烧,同他一道去大队的水渠边砍桐树树枝,然后我俩用平车将树枝拉到孟县黄河大坝上去卖钱养家。我爹教我许多礼貌待人和处事的方式……今大他永远的离开了我,我好傷心啊,我的爹啊,他再也不能享受现在社会主义和子女、儿孙满堂的福气了……

在我爹将永远出门的时候,我给老爹写了送行文,三个妹妹再三要求让我读,我告诉她们还是让大哥读,最后在大哥的委托下我读的悼念词。也许是情节生动真实,老人家让人们不舍而思念的原因,整个场面无不痛哭流涕。

次子琼琼因在自云机场上班,自认为不舒服而辞职。2011年经介绍与东杨村卢莎莎认识,并于二0一二年正月初三由我操办,给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当时在石化惠康酒店办的喜事,因酒店没有安排下,又在石化千禧堂安排了12桌,办的很体面,东杨村亲家也很满意。莎莎很懂事,很听话,虽然话不多,但人很朴实,很忠厚,我和琼他妈都很喜欢她。

我家于二0一二年五月二十晚上九点五十分又添了一个孙女,我们这辈子没有女孩,到下代给我们送来了两个千金,我和妻子都高兴,我给取名叫笑笑,属龙,大名叫张子涵。但愿她长大成人后,有涵养、有作为吧。

七、南陈村的变迁

拆除老村建新村,

老少爷们真欢心;

好事转变成难事,

问题件件象刀刃;

我当书记抓全面,

打断牙齿肚里咽。

时年冬天,因西霞院水库蓄水以后地下水位不断上升,2007年11月3日二队张继鸿报告说:他院里有一眼原二队机井,机井的不足两米处还有一眼和井配套用的二级抽水放离芯水泵的副井眼,发现里面出水了,经几大观察,水位还在不断上升。这时五队张小明来报告说,他家的地面凸了起来,而且东屋墙也裂缝了。相继六队代守平的住屋墙体裂缝有3-4公分,六队周铁军来报他家的西屋墙有严重裂缝,等等,有十来家这样的情况。我及时带村两委干部察看,然后上报乡政府、区政府。乡政府、区政府分别来人察看,并通知小浪底建管局来现场勘查。经过论证,确实是因西霞院水库蓄水后,水位上升,因地下水流量过大,使地下主河上边的地表憋裂的原因。所以我就一大两三次跑乡里、区里、建管局找他们,让他们给老百姓赔偿。当时我是书记,张东平是村委主任。最终建管局同意给全村丈量,按各户的房屋占地面积给予赔偿,由區政府解决新村占地问题。区政府决定:用地手续由区政府办理,土地由南陈村解决。

实话说,当时只是个别家有此情况,我们也确实不想在大坡下面这个坑里住了,每当冬天下罢雪,小车总是上不来大坡,加上老村太旧,住房太烂。记得1999年3月份由乡政府组织在马洞村会议室召开新农村建设会议时,要求各村干部表态发言,轮到我发言时,我脑子一热随口来了一段宏伟设想:

“我们南陈村面貌目前虽然破旧,改造性不大,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建设成:

道路宽又直,

路边有花池;

楼房三丈高,

墙外瓷片包;

处处装修好,

家家有空调;

户户搬新居,

冰箱有肉鱼;

农业机械化,

旱涝都不怕的新南陈。

散会后乡办公室主任姜晓红叫住不让我走,非要我的发言稿,我说没有发言稿,他不相信,后来问问和我坐在一起的几名村干部,他们证实确实没有发言稿后,她非让我将刚才会上的顺口溜再给他说说,后来还登到了乡政府下发的学习资料上了。在我村整体搬迁建设新村时,我还是让它实现了我的设想与计划。可以说目前已变成现实的道路宽又直,路边有花池;楼房三丈高,墙外瓷片包;处处装修好,家家有空调;户户搬新居,冰箱有肉鱼;农业机械化,旱涝都不怕的南陈村。

话说远了,拐回来还说新村建设这方面。当时区政府让我村盖六层楼房,可老百姓大多数不同意,我思想上也挂不上勾。我就多次、数次找区主要干部,他们说是上边定的,所以我就带上村委主任张东平、会计代建国,写上申请报告,签了许多老百姓的名子,到市政府,又跑到省里住几大,先后找省有关领导和驻郑州的小浪底高层干部,将申请报告当面呈送后并用语言再三恳求。回来不多大,上级同意给我村200亩地,让给群众划宅基地、方院使用,由老百姓自己建房,村内统一图纸,村干部服务、管理新村建设。

从我担任书记以后,我的责任大,同时也更忙了,时任支部委员的某某人不满意,他处处找毛病,有意找茬吵架,总是这不对那不对,我也不答理他,有时也给他坐坐,我安排的事他处处看不惯。

2009年老村拆除已尽尾声,当时由区委安排,交通局、规划局、建设局、司法局、环卫局、土地局六个局委,由局长亲自带队下来我村解决个别不愿拆除一事,我给他们六个局长分6个生产小组,每组安排一个村干部负责协调,我负责全面工作,我没有包组。

在拆除即将完成时,还是有个别人找种种原因坚决不拆。

因此我将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双委干部、住村工作组成员集中到乡政府会议室,我坐在主席台上,待人员到齐后,我开始讲话。先用表扬的方式,分别表扬工作组、村干部和个别党员与代表,然后给每个干部、每个党员、每个代表一个一个地下达了任务,要求他们无条件必须按期完成任务,如果谁私下做反面工作,我将桌子一拍大声说:

“凡是谁说干不了的,现在声明,不论担任什么职务,立即免职,我现在就办,有不想干的请举手。”

我看着台下,160多号人鸦雀无声,静的地下掉根针都能听到。约五分钟,没有一人发言,我这时就放缓声调说:

“我相信每个人,我相信我们的这个组织,有能力拆除一个旧南陈村,建设一个新南陈村,在此我也谢谢大家了,散会!”

会后,工作组的成员都很高兴,他们都夸我工作有魄力,第二大,区委书记还打电话给我说:“真能干,好好干!”的表扬话。

确实有个别钉子户在拆迁工作中影响进度,无奈,我实施了强制措施。记得那大晚上,我组织下村住队的六个局长,到济源市的蓬莱阁洗澡吃自助餐,待到晚上11点钟,我打电话安排装载机,通知双委干部11.30分在老村西十字口集合,有紧急任务,到现场详细安排,待我和区里下来的六个局长到老村西十字口时,双委干部,装载机都在那里等候,我详细地给每个人分了工,亲自指挥,让干部和工作组成员把门弄开,把屋里的东西抬出来,照了相,我一声令下,装载机就将好好的顽固户房子给推成了一堆废虚。这是工作,不这样做真不行啊,上边有领导逼着,下边有大多数群众看着,工作进行不下去,第一是无能,第二是必须干,所以我的许多工作方式,村两委干部他们都还是非常佩服的,区乡领导对我看的很高。

被装载机晚上强行拆除的几户,第二大都找过来了,我安排哪一组的工作,由各组照脸谈,有解决不了的,我再出面处理,最后我只出面解决两户,他们最终都满意,没有半点敌意的存在。南陈村的拆除工作圆满完成。

拆除结束后,我也感到村内的事情难办,方院给的地少,安排不完,加上村干部队伍内个别人经常没事找事,我有不想再干的念头,因此在2010年4月6日我写一份辞职报告送到乡党委书记朱宏轩的办公室,朱书记看后说:

“我说不行!再说这样的事情应该归副书记杨辉榜负责,你交给他吧。”

我心里不想再干的念头很强,一大也不再想干了,就从书记办公室出来进了副书记杨辉榜的办公室,当时杨正在接电话,我听他在电话中说:

“来了,我会打发他的。”

他放下电话时,我将辞职报告交给他,他看也没看一眼,两把就给撕个粉碎,投到纸框里了。并说:

“你走吧,不批!该干啥干啥。”

当天晚上朱书记打電话让我把我的车开到康窑加油站等他,我开车到达时,他已在那里等我。并让加油站把我的轿车油箱内加满油,让我将车放一边,陪他在路上走走说说话。我们从加油站往西走到头,现在的自坡村口,往返三个来回,给我谈了许多,列举原来的区委书记与区长的关系,并举了两件例子,还比他和乡长马建民的相处等等。最终要求我还要好好干下去,给他争光,给老百姓办事,让群众相信,让领导放心。我只好答应再干两个月……

从2010年4月6日晚上我给了党委书记朱宏轩的谈话,答应再干两个月时间已到,我再次找朱书记辞职。

“朱书记,我真不干了,你安排人吧。”

这次他让区委书记于建庄通知我到会议中心区委办二楼的书记办公室去,我一进门,于书记坐在办公桌后边,李焦峰区长站在屋里。李区长给我打个招呼后,于书记就发言了:

“明军,听说你不准备继续干下去了?”

我回答说:

“对,不想再干了。”

于书记说:

“你当村书记是党员选举的,是乡党委考察认可后才任命的,你现在干的挺不错,老村也拆完了,新村正在建设,省长李成玉认识你,副省长刘满仓给你谈过话,市委书记连维良当场表扬过你,你这一不干,上级领导来时,问起你,让我咋说?是你害怕有压力不敢干了?还是我给你撤了?”

我笑着回答:

“咋说都中,反正我不干了。”

这时于书记用很重的语气对我说:

“杨利伟上到神州六号上,想下来就下来哩?不行!回去继续工作下去,不但不能辞职还得给我干好!回去吧。”

李区长笑着说:

“回去吧,明军,你干的很不错,区委、区政府、乡党委、政府都看在眼里,老百姓对你评价不低,回去克服困难,继续工作。”

无奈我只好回去了。

在划宅基地方院时,经过干部讨论无数次,也拿不住一个好的方案,最终我决定让盖三层的,二层的,一层的户分别以各队报上来,然后每个层次根据各个小队所报户给几家,另外让各队长捻蛋排顺序。这个方案通过后,待到各户捻蛋时,我把干部以包队形势分下去工作,多数队都进行不下去,所以我就亲自去给群众开会解释,做思想工作,但也有个别无理取闹,强词夺理的人,我就针锋相对,最终我战胜对方,顺利将工作开展下去。但我晚上或改日找他谈心,我的工作方式深受上级领导的好评和村两委干部及大多数群众的认可。

这期间有不少没有条件方院的户不断利用这样和那样的方式找我要宅基地,干部队伍内有个别人没事找事,我确实有不愿继续干下去的严重想法。后坚持干到8月底,我关闭手机和妻子一起去休息了20大,算是辞去了支书职务。所以我支部书记职务担任到2010年8月底就告终了。

2009年7月14日我开始在金地花园付了首款,购了一套83.91平方面积的二楼住房,总房价147514元。2010年8月份开始装修,农历二0一0年十月二十六搬住金地花园,从装修添电器、装天然气和闭路、热水器。共计投资227525元。人住时让我妈也来我家住了许多日子,老人家很高兴,她和妻子及我的儿子们相处很好。晚上,由我和巧云搀扶我妈,提着凳子,带她到广场散步,看热闹,老人家很开心。八、接近老年的时代

我们现在经营的沙石厂,有人说生意没有成本,能挣钱。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难处真是多,而并非能挣多少钱。

2007年开始我们以10万元买了马住村老杨的一台旧设备,破碎机是反击破,成本高、产量低,用一班村里的人生产,只干自班,不干夜班,每月生产2000-3000方,全年生产40000方以下,每方利润不到2块钱。我多次要求换机器,伙计们不同意再出钱,就这样没有换成,我想全当在家种地,每年能收入万而八千的也中了。

2009年9月16日上午10点多,我们厂里的几个人用绳索捆着水泵往井里丢,我在指挥下泵的同时也在用劲拉着绳的最后头。这时,我发现乙烯塑料管已别着门框,不好往前走了,就一个人跑去用劲的往下按管子,这时放绳的人们也同时往下放绳,管子突然一弹,我怕伤着工人,就用劲地往下按,这时管子一甩将我甩了有两米远,甩到钢丝网底的钢丝头上,钢丝头一下子将我的右脚外侧刮了一个七、八公分长两、三公分深的血口。当时疼的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下,急忙用手按住了伤口。只见血顺着我的指头缝直往外流,我叫了工人振东骑他的摩托车带着我到自坡村医疗点,当时的李爱红一看说:

“哎呀!伤口太大了,快去医院吧!”

我当时只穿一条大裤头,光着膀子,赤着脚,满身是泥,两手和右脚都是血,我觉得往医院去一不方便,二又失形象。所以就对爱红说:

“你给处理吧!”

爱红说:“没有麻药呀!”

我接着就说:

“不怕,你尽管处理,我不怕疼的。”

所以她就准备了一会儿,开始缝合伤口。记得缝了九针,我只是咧咧嘴就完事了。

2010年7月份,我另俩伙计提出想退股,我当时真没有钱,就联络自坡石料厂的权次耐,动员让他将退股者的股买走,想让他经营数年,有经验,有经济实力的人加入,当时他犹豫了一个多月,决定不下,我反复做他工作。我给他讲了不少道理,并鼓励他放心地干,有我给他做人格担保。经过两个月的周折,他终于在2010年9月中旬将别人的两股以10万元一股收购,然后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

在次耐兄弟的引领下,我们于2010年10月份开始改、换设备,由原来租赁装载机,先后购置了两台新装载机,由原来的5T小油罐增添成了25T大油罐,没钱时,次耐负责借给厂里,待有钱时先还给人家。

2011年过完春节,改换后的新设備投入使用,也就是说从2011年整个沙石行业生意旺盛。原因是济源市、洛阳市关闭许多沙石行业,使我们的生意非常兴旺。所以厂内欠次耐兄弟的钱、赊欠装载机的钱一一付清。

可好,2011年以前,我们往河务局每年上交几千块钱,今年一下子要13万,并且还要再交5万元开采押金,土地局的矿产办也大幅地收钱,以前只有国税局让报税。2011年以后,地税局也开始征税了,交的税率高于国税局4~5倍,电业局下文件对我们的工矿加工企业电费涨了2毛钱,每年要向电业局交50~70万元的电费,安全评估也必须做,几万元的评估费,矿产评估也得7~8万元。

沙石厂每年需从河道内拉一次毛料,毛料是河里挖出来的,黄河每年的冬大水小,可以上毛料,上毛料时,我总是亲自接电,安装水泵,穿着皮衣皮裤下到河水里摆弄水泵管子,挖坑抽水,弄的浑身是泥,满脸沙土,全身湿淋淋的,手冻的通红,浑身发抖,上来时连路都走不成。

当时的沙石厂较多,建筑量不大,利润不高,每立方仅挣2~5元,虽然给工人数量年产9万~10万立方工资,因装车出入很大,实际销售量有8万立方以下,年利润在35万元左右,4份分,挣钱并不多,何况还有许多黄帐。因国家治理环保,沙石厂于2016年底,政府硬性政策关闭沙石厂,设备必须拆除,分文不赔,厂地自行平整。这下将我们这么多年的经营集储全赔里边了,当时购换设备、电器、投资有千把万元,一下子泡了汤。为此我们找过市领导,市委书记和区长,他们回答的均是:“政策是这样,我们也只有执行,赔偿这一块,上边没有资金,所以你们只有委屈求全了。”就此沙石厂拆除,企业就这样了结。沙石厂停干后,经常给两个儿子的经营帮忙,对他们的事我仅拿意见,努力帮助他们,帮他出谋划策,和他俩当成我的朋友加儿子对待。他们也时常带着我的十口之家到济源、洛阳、孟津等地吃些名吃和共同外出旅游玩耍。每当吃完饭付钱时,两个儿子和我都抢着付款买单。两个儿媳和四个孙女对我和她奶奶都很尊重孝顺。

今年我已61周岁,我时常还有想再上另一项目的想法,当我给孩子们和妻子商议时,总是遇到他们的不同形势反对!认为我的年龄和思想已赶不上形势的发展,生怕投入出去,收不回成本和劳累我的身体为由。我静下来想一想,他们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所以也就放弃这一想法和计划。

在孩子们和我讨论生意方面的事情时,我总告诉他们: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要珍惜时光,努力奋斗,不能虚度时光;要对朋友客气,抱着多吃亏的态度;对家庭抱着负责任的观念;对孩子要抱深爱而且严格的教育;对长辈要抱着敬重和爱待的常态。他们俩包括两个儿媳都很认同,分别向我保证照办,让我放心,并再三保证他们兄弟一定加强团结,互相关照和支持。

在此期间,我有了许多的空闲时间,时常去看望我88岁的老妈,也常带我的妻子外出旅游观光,孙女们经常结队到我的住处玩耍,我和她奶奶对她们都是掏心掏肺的爱待。

社会在发展,祖国在前进,科技在飞跃,环境在猛进,我的家也是随着社会的步伐不能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