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赤峰游记{1}

2020-07-14 17:10滨田青陵孙宁李彦朴李俊义
关键词:赤峰

滨田青陵 孙宁 李彦朴 李俊义

摘 要:此文系滨田耕作(号庆陵)主持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的考古发掘结束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夏季讲习会的课外演讲草稿的基础上改削订补而成。作者介绍了热河赤峰之旅的目的、行程,以及此次在赤峰进行调查发掘的大体情况。

关键词:赤峰;史前遗迹;滨田耕作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4-0019-06

笔者自今年五月末起,历时月余,游历了“满洲国”的热河省,遂获得在赤峰进行考古发掘的机会。接下来,笔者想介绍一下此次在赤峰进行调查发掘的大体情况。事实上,由于此次发掘清理出的遗物,几经辗转才运抵日本,{2}我们还未来得及对这批遗物进行细致的研究。因此,笔者下面所谈之内容可能会更多地涉及游记,尚请诸位包涵。

笔者这次旅行,目的是考察赤峰史前遗迹,以古墓的调查为重点,并得到了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科研资助。除东亚考古学会岛村孝三郎先生之外,还集合了东京、京都的年轻学生数人,即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讲师三宅宗悦君,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君,满蒙文化研究所三上次男君,受东亚考古学会委派正在北京留学、目前在归国途中的赤堀英三君,以及关东州旅顺博物馆主事岛田贞彦君。这些人与笔者共同从事发掘工作。可是出行伊始,笔者与岛村君先行出发,从大连到新京,{3}经过各种磋商之后,又踏上去吉林的旅程,再返回奉天之时,已经是五月末了。正好在奉天听说召开日满文化协会的评议员会议,列席了新成立的“满洲国立博物馆”的开馆仪式。根据日满关系协会的意愿,我们先赴热河省省会承德视察。此次旅行中,除东京的市村、{4}白鸟{5}两位老师,池内{6}博士、原田{7}君以外,与京都大学的羽田{8}博士等亦会合在一处。能够与曾在东京受教的两位先生一起成行,真是一次热闹欢快之旅,恰如同窗会踏青远足一般的愉快旅程。

直到近年为止,热河省首先是作为内蒙古一部分的特别地区,对于外国人来说,在交通上或者是匪贼聚点以及其他方面,皆为非常艰难不便的旅行之地。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较容易接近,是因为“满洲国”的建设;还有接下来的数年,把热河省完全划入其版图之事。此外,近一两年铁路建设蓬勃发展,势头非常,而且发展了飞机的航线。不仅是年年,而是月月都有新的交通工程竣工,交通变得更加发达。由于新的文明恩泽,而今进入这个神秘的境地,正如旅行热河省的大部分地区不再像从前那样探险一般,旅行变得容易了许多。距今两三年前,以德永{9}博士为首的热河探险队一行,调查历时两个月,全程都用卡车运载才能抵达,这在其报告书中可以体会得到。现在去承德,只需花费数小时乘坐火车即可抵达;即便是去赤峰,从本月开始铁路已经试运行。火车可以抵达,此举使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铁路与我们日本同类地方的铁路比较,差异还是相当大的。经由锦州抵达朝阳,这一带以往因盗贼出没而闻名,火车无法在夜间行走。我们在朝阳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出发去平泉,又住了一宿。这次从朝阳出发,经过凌源,在去往平泉的沿途,还可以得到鱼类化石等等各种见闻,回忆在旅馆的往事。但我还是急着赶路,早上从平泉乘坐巴士出发,约三小时许抵达承德。在此地参观了著名的行宫和喇嘛庙的古建筑之后(省略),我们赤峰发掘队一行决定:与其他学者分别后,再次原路返回朝阳。当然,还有一条路线,即从承德乘坐公共汽车,经过围场,{10}两天之内到达赤峰。但是由于下雨,導致这条道路泥泞且路况不明。因此我们决定,仍然按照原定路线,从朝阳向北行进。我们再次夜宿于平泉,然后折返到朝阳。但是第二天,当我们早餐之后正准备离开时,得知昨夜的降雨,导致路况恶劣,公共汽车未能正常发车,我们遂陷入令人失望的深渊。一想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仍需滞留在刚刚参观完毕的脏乱不堪的朝阳,我们的心情骤然变得压抑起来。我们听说,有不少准备前往赤峰的旅客已在平泉滞留了五六天。于是,水野{11}君等人前往关帝庙拓印辽代碑刻,以此来消磨时光。至于笔者,则意外地观看了一场来此巡演的少女歌剧——这令笔者甚是欣慰。

这天夜里,天空中聚起了一团积雨云,北方的天边则打起闪电。这样看来,第二天早上公共汽车能否发车仍然难以预料。于是,笔者亲自前往平泉的国铁公共汽车办事处。在笔者的催促甚至是哀求下,办事处的人员给赤峰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得知赤峰方面的公共汽车队列已经出发,所以这边的车队也将发车,只不过需要比往常晚一个小时,即上午十点钟左右发车。听到这一情况,笔者顿感安心。但是,就在临出发前,装载着我们行李的那辆卡车突然被军队征用了,于是行李被卸了下来,需要明天才能送达——我们对此一筹莫展。而这种情况的发生乃是华北局势突变导致的结果,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乘坐的公共汽车队列由四辆汽车组成。编成这一车队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应付遭遇土匪劫掠的突发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在诸如渡河等情形中,假设有一辆车遇险,其他车辆可以帮助其脱险。这一做法恰好与穿梭于沙漠中的骆驼商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我们的这个车队,每辆汽车上都载有三名左右的持枪乘警。

朝阳城区内的路况十分糟糕,但是当离开城区后,路况就变得非常之好。当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行驶在荒漠化的高原上时,道路两侧的景致实在是独一无二的。回望车内,来自日本和“满洲国”的男男女女们裹挟着行李,一同拥挤在额定载客量为二十人的汽车中,而在乘车的日本女性中,还可见到怀抱着婴儿的少妇。当车队来到一个名叫“老虎山”的地方,乘务人员将此前停放在附近的一辆发生故障的公共汽车修好后,再加上原有的四辆汽车,共计五辆汽车行驶。车队在脏乱的建平短暂休息过后,又渡过污浊的黑水。这时,我们发现在道路的左侧,远方耸立着一座奇异的黑色石山,它在植被的覆盖下,一直绵延至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赤峰。据此来看,这座黑色的石山应该就是我们即将展开发掘调查的红山。就这样,刚过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承蒙赤峰电灯厂吉田{12}君的深情厚谊,我们一行人在电灯厂内安顿下来。

赤峰目前是热河省北部的一座拥有约三万人口的大城市,同时也是一座街道宽阔、相对发达的城市。在领事馆、县公署、宪兵队、守备队及满铁有关人员,特别是赤峰电灯厂方面的特别关照下,我们一行人自抵达赤峰的次日起,即着手在红山的山脚下展开发掘,并最终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果——对此,我们需要向上述各部门深表感荷之情!

在介绍此次发掘调查的相关情况之前,首先要介绍一下红山。红山位于赤峰郊外东北约三华里处,西邻西路嘎河,是一座低矮的石山。因其岩石呈红色,遂得名“乌兰哈达”(红山),而“赤峰”一名亦由此而来。红山的东侧现已变成沙地,然而在这座石山的山脚和山腰的沙地上,却留有史前时期的人们居住生活的遗迹以及墓葬。因此,笔者认为,称此处为史前时期的赤峰是恰如其分的。说到红山附近发现史前遗迹之经过,源自任职于领事馆的牟田{13}先生从老百姓手中收集了一批他们在采掘甘草过程中发现的遗物,并且在几年前将这批遗物寄赠京都大学。与此同时,德永{14}博士一行人中的八幡{15}君曾来此探访,而法国的桑志华{16}神甫此前亦曾来此探访。在此背景下,我们此行的目的可谓是要专心致志地在这里展开一场带有学术性质的发掘调查。

如果站在赤峰城区内眺望,红山仿佛触手可及一般——二者之间的距离仅为两里左右。但是,如果乘坐带顶篷的马车前往,则需要近两个小时才能抵达。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一行人需要乘坐卡车并搭载若干名苦力一同前往。这样一来,就必须一来一回两次渡河。有一天,雨过天晴之后,河水水位上涨,卡车陷在水中无法开动。我们只好一边用绳子拖拽车身,一边用工具将车轮从泥潭中挖出。在花费数小时之久,眼看就要成功之际,污浊的河水眨眼之间又将车轮吞没——这样凄惨的景象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事实上,大多数人一想到热河的土匪是何等猖獗时,会不由自主地担心土匪劫掠。然而在我们看来,比起遇到土匪,最令人担心的是遇到下雨天。一旦下雨,交通断绝,汽车就會陷入河水中。据说,去年就有好几辆汽车沉没在黑水中。即便是无惧土匪的日本人,在雨和水的面前也只好迅速地避而远之。往常那条缓缓流淌的浅浅河流,会一夜之间河水暴涨,而平日里低缓绵延的丘陵,会顷刻之间沙尘蔽日——渺小的人类在其面前只能匍匐,完全无能为力。历时一个月的热河之旅,教会了笔者一个道理:平日里大自然总是摆出一副温和的面孔,然而当它发起怒时,犹如千军万马在怒吼嘶鸣,其威力着实令人惊惧。对于大自然,我们必须崇敬之、畏惧之。正如此前京都发生的水灾一样,这正是人类因过度蔑视大自然所遭受的报复——笔者为此深感痛心。当然,就像对待出征的士兵那样,我们也必须向同如此可怕的大自然做斗争的人们致以最衷心的谢意!

言归正传,我们探测出,在红山山腰位置上的一片平缓沙地中埋藏着墓葬,遂展开清理发掘。我们首先掘出一条小的探沟,如果发现石棺墓,就进一步对其展开清理发掘。这批墓葬分布于地下二三尺左右的位置上,加之这一带是沙地,因而发掘过程十分轻松,每座墓葬花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清理就足够了。就这样,我们最终得以对二十余座墓葬实施发掘。

出土的石棺由花岗岩或玄武岩材质的不规则石板拼合而成,长六尺,宽二尺,基本上按东西方向摆放,棺内的死者头朝东安葬。当揭开石棺盖后,发现棺内虽已被沙土填埋,但人体骨骸基本保存完好且呈直肢葬式。有近半数的墓葬内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在剩下的墓葬中,有些墓葬在死者头部附近放有陶器、颈部附近放有小玉环(有时则是带孔石斧和骨簇),有些石棺在死者头部附近放有圆形铜饰件、在上肢部位佩戴铜臂钗,还有一些墓葬则以贝币之类的贝类制品作为随葬品。墓葬中出土石斧的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仍然处于使用石器的年代。虽然我们没有在这里见到一座墓葬中同时出土铜器和石器的例子,但这一时期无疑是兼用铜器和石器的年代,而出土铜斧之铸模的事实也表明,这些出土铜器是也是在这里制作的。有鉴于此,我们大体将这批墓葬的所属年代定位到铜石并用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为红黑色的素烧陶,器形以壶类居多,当然亦不乏鬲形陶器。带孔石斧和鬲形陶器、贝币形贝器等随葬品为我们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浓郁的中原文化色彩。那么,这种被定位到铜石并用时期的文化类型究竟属于什么年代,创造这一文化类型的人群又属于什么样的种族——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试图需要去了解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探知这一地区文化层面的历史。

关于这种文化类型属于什么种族的问题,尚有待日后对出土人骨进行研究后才能够断定。不过,就笔者自身的直觉而言,其种族应该属于中国历史上被称作“东胡”或其支系——“鲜卑”“乌桓”之类的北方少数民族。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通过对这批人骨展开研究,就可以弄清鲜卑等民族的本质特征——这一点令人感到振奋。并且我们坚信,通过比对这批出土遗物,应该可以将该文化的所属年代上溯到中国历史上的汉代甚至更早以前。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鲜卑族,自古以来居于塞北,它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北亚细亚文化与中国南方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到了慕容氏、拓跋氏时代,鲜卑族通过大力汲取中原文化,最终建立了北魏政权,进而融入中国。现今中国的历史面貌,正是在此次发掘所获成果这一“骨架”基础上,再蒙覆上述历史事实的“皮”与“肉”,才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在发掘墓葬期间,当众人还在被晒得滚烫的沙土山上奔波忙碌时,岛村{17}君为我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在红山东麓发现了一片彩陶散落地。他所发现的彩陶,以红色胎质上描绘黑色纹样者居多,当然亦不乏土黄色的胎体上施褐色者。虽然在未及整理分类的情况下,还无法做出确切判断,但是笔者认为,其中应包含壶、碗一类的器形。这些彩陶与安特生{18}在甘肃、河南等地获得的彩陶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它们无疑都是西方人类文化的产物。安特生此前在锦州省锦西沙锅屯的洞穴内也发现与此一模一样的彩陶。这就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尾声阶段,在广阔的中国境内,这种彩陶文化是由西域逐渐向东方扩展传播。另外,尽管目前尚未在甘肃与热河之间找到这种彩陶文化的相关遗址,但我们深信,在二者之间的各个地区,必定存在这种彩陶文化的传播节点。在此之前,我们一行人中的水野君和赤堀君曾分别在林西和赤峰以西的大庙{19}也发现了相关遗迹。{20}虽然我们既没有对红山东麓的这片彩陶散落地实施发掘,也没有发现像安特生所说的那种墓葬,但是却探测出,在这片彩陶散落地的地表以下约两尺深的位置,存在遗物非常丰厚的包含层。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两处地点发现了有可能是炉子的石质组件,以及随处可见的墙土被烧裂的痕迹——至于更多的情况,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通过对红山东麓的这片陶器散布地展开发掘,我们了解到,与彩陶一同存在的还包括弧线纹陶器及其他一些有纹饰或者无纹饰的单色陶器,同时也得以确认有贝镯、带孔石斧、磨制石斧、石锄头,尤其是细石器伴存——这些情况令人记忆深刻。在红山东麓的这个地方,地表上同样散落着一些细石器及其他石器,但是这些石器同红山北侧墓葬群附近的陶器、石器相比,在性质上略显不同。因此我们断定,这里应该是一处相比红山北侧之墓葬群年代略微久远的居住遗址。不难想象,在红山东麓留下这些遗址的人们,与红山北侧墓葬群中的死者属于同一种族。

继在红山东麓发现伴有彩陶的居住遗址之后,我们又在红山北侧的墓葬群附近搜寻起建造这些墓葬的人们在此居住生活过的遗迹。就在我们挖掘一条长探沟的过程中,意外地清理出两三处有可能是房屋室内地面的地点。我們在其中一处地点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陶器,它与前文所述墓葬中随葬的陶器完全相同。我觉得,最好应该将这种陶器视作墓葬中的死者们生前生活场景中的一部分。

此次对红山地区所展开的发掘调查,仅仅局限于极其微小的方面,因而谈不上是一场详尽充分的发掘调查。但是通过此次发掘,还算是为有关塞外历史文化和族群的研究做了一层铺垫——这完全要拜谢同行的诸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于异国他乡齐心协力、倾尽心血所赐。当然,我们此行还调查了位于赤峰西南约十里的辽代石窟寺{21}等地,具体情况在此先按下不表。在那之后,还没有等到楚楚可人的白色鲜花盛开的季节,我就先离开了团队,于六月十八日只身一人乘坐飞机从赤峰前往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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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本文原稿系日文,载于《考古学》1935年8月第6卷第8期.337-346.

{2}关于这批自赤峰红山发掘清理的遗物的运输经过,《文教部公函第六二号(“康德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有云:“迳启者:案准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呈称“拟将在赤峰县红山附近之发掘物品,全部经由大连运往日本研究,请转函免税通关”等情,前来。查此项物品,既系以研究学术为目的,自与普通货物不同,相应函请贵部查照.单开各项,转饬大连税关验单放行,并免于征收输出税,实纫公谊。此致财政部大臣。附单一件.文教部大臣阮振铎。计开:寄送之目的:为研究考古学。二、寄送物品:赤色良质土器、赤色及黑褐色粗质土器、青铜器、骨镞、小玉类、贝环、石器、石皿及贝轮破片等,共装麦酒箱十六个.三、寄送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四、寄送人: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五、经由税关:大连.备考:查前项寄送之物品,仍为“满洲国”所有,归文教部管理之.俟研究报告书完成后(豫定报告书完成于昭和十年三月),此项物品应听受文教部意见处置”参见《文教月报》1935年第1期,55-56.上文中所说“豫定报告书完成于昭和十年三月”有误。昭和十年三月,即1935年3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尚未对赤峰红山附近遗址实施考古发掘.1935年(昭和十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滨田耕作的带领下,“对‘满洲国热河省赤峰县红山后的史前遗迹实施了调查,并发掘了铜石并用时代的居住遗址和墓地,以及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居住遗址”.直至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出版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书——《赤峰红山后:“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职是之故,此处“昭和十年三月”疑为“昭和十一年三月”或“昭和十二年三月”或“昭和十三年三月”之误.

{3}即今长春.

{4}即市村瓒次郎.

{5}即白鸟库.

{6}即池内宏.

{7}即原田淑人.

{8}即羽田亨.

{9}即德永重康.

{10}日文原稿“围场”误作“围城”.

{11}即水野清一.

{12}即吉田信.

{13}即牟田哲二.

{14}即德永重康.

{15}即八幡一郎.

{16}上文中的桑志华(Père Emile Licent,全名作“皮埃尔·埃米尔·里萨”),日文作“ェミレル”,汉名作“桑志华”.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生于1876年.1914年,他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牧师的身份来到中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二十五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五万多公里,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达几十万件,创建了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1923年夏天,他和德日进从天津出发,联袂北上,发现和发掘了水洞沟遗址,使之成为中国最早发现、发掘和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贡献。桑志华著有《中国东北的山区造林》《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1938年回国,1952年在法国逝世.

{17}即岛村孝三郎

{18}有关安特生之生平及其相关著作,详见裴文中:《安特生(J.G.Andersson)先生年谱初稿》,载于《辽海引年集》(此集是金静庵(金毓黻)先生友人为庆祝他六十岁生辰而编写的),1947年7月17日印行,第358-361页.[瑞典]安特生著,袁复礼译:《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列为《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中华民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年4月印行.[瑞典]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列为《摘印地质汇报》第五号,中华民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年印行.[瑞典]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后附[英国]步达生译,李济译:《甘肃史前人种说略》,列为《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中华民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6月印行.[瑞典]安特生著、刘竞文译:《西宁朱家寨遗址》,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另参见[英国]步达生著,李济撮译:《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列为《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三册,中华民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6月印行.安志敏:《沙锅屯洞穴层位之研究》(附英文摘要),载于《燕京学报》1949年第36期,第71-86,第341-342页.

{19}日文原稿“大庙”误作“太庙”.

{20}详见水野清一:《林西史前遗迹踏查记》,载于《东方学报》1946年1月第15卷第2期,第261-270页.赤堀英三、三上次男:《大庙:热河西北部的史前遗迹》,载于《考古学杂志》1937年5月第27卷第5期,第281-303页.

{21}滨田耕作所记“赤峰西南约十里的辽代石窟寺”有误,应为“赤峰西南约数十里的辽代石窟寺”.关于滨田耕作一行调查辽代石窟寺之详情,我们不得而知。幸运的是,1935年9月3日至21日,著名史学家、东北文献学家金毓黻曾调研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辽金元文物古迹,历时十九天,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物考古资料.1935年9月10日,金毓黻在赤峰县长王冷佛的打照之下,开始“往访松州故城及千佛洞遗迹,有杜君蕴生(一谔)同往,又有马警二人,赁二马车一具”.午后二时,先生一行“出县街西门,行十八里至干沟子,七里至西牛波罗,八里至北井,二里至古都河,八里至西道,二里至三岔口,十五里至桃来图,凡行六十里,已届五时,造一警察署而宿焉”9月11日,金毓黻一行“昧爽而起,发桃来图西行,八里至塔子,又五里至城子,即所谓松州故城也”是日9时许,金毓黻一行“离城子,逾一山梁,渡半只箭河,十里至喇嘛栅子,又十馀里自遮盖山西腰转至南面,即千佛洞之所在矣.居人云,城子距洞二十里,实则有三十里,盖纡曲而行,路为山阻故也”关于当时松州故城之情状,金毓黻有如下记述:“城作正方形,每面约三百步,周约三里.城内有十字路,盖有四门,遗址宛然,亦似有瓮城,城内碎砖瓦触处皆是.杜君云,每于雨后庐舍市井之迹宛然可寻,今已尽犁为田矣.城北倚山,西北山上有废塔遗址,隆然特起。其砖背有横纹,一如辽东诸塔之砖型,其为辽筑无疑.塔之北部,地亦微凸.居人云,此地掘得础石甚多,俱成列,一大寺基也.出城南门,即城子村所在,再南逾一废河,其地亦隆起如台,其左有数凸地,亦为古寺址,当有础石,已为人移去矣.地上瓦砾极多,有黄绿瓦,此寺规模尤大于北寺.余于摄影毕,造一王家姓家朝餐.王家之翁名焕章,县学生员,其子若孙皆以读书世业,亦杜君所识也.王翁年七十四,耳重听,据云先人传说,曾掘得一石额,镌‘松州城三字,盖城门额也.又言,南寺高台之畔得一佛首,颇大,上有贴金;又城中耕地尝得宋钱,馀则不甚知矣”关于遮盖山千佛洞当时之情状,金毓黻记曰:“洞在半山,依崖凿成,中洞成龛形,高约二丈,广袤四丈馀,中释迦佛,左右迦叶、阿难二尊者,皆高一丈,皆以石凿而成,其完整精工过于万佛堂造象.左右二壁各有佛造象三,平形粗具,顶上之右角镌佛像四,高约一尺,而左角无之,当为圮落或谓原石缺,未及凿,亦待考也.龛之左右各别辟一洞,深至龛后而通为一,其壁上小孔无数,导者云,每孔原造一象,共为千孔,后为人毁,故今无象,其言近是,惟造象于壁,必有迹可寻,细视每孔,无造象之迹,则像必另造而位于孔,故毁失至易也.洞内有明碑一通,清碑数通,外别辟一小穴,金碑即树其中.余至时已逾午,天复浓阴,洞内不易摄影,姑试为之,又在外略摄数影,又同杜君拓金碑之两面,忙碌特甚.”关于上文中提到的金碑,即《灵峰院千佛洞碑》,金毓黻考曰:“此碑在赤峰县西七十里遮盖山中,俗称洞山.热河、承德两志记载颇详,余已具录于前.碑云县之东南者,《承德府志》謂指即金之松山县,亦辽之松山州,元之松州也.惟碑记不见松山之名,诚为可怪,盖作者文笔既陋,又不识金石体例,于其要项竟尔忘载,不足怪也.金海陵王贞元元年,始改中京大定府为北京路,故熙宗皇统中犹称中京.《金史》大定府倚郭县曰大定,而长兴县不言倚郭,然据《承德府志》所考辽之长安县亦为倚郭,‘长安疑为‘长兴之误.此碑有长兴县乡贡进士杜彦臣之名,然不得据此以碑中所称之县为‘长兴,验之方位,考之故书,皆不合也.碑阴之姓名殊资研讨,奚与契丹为二大族,而用其族名为姓氏,由此可证.金代汉人多易称女真氏名,如王政一名南撒里,即其显例.碑中之六斤,众家奴大抵为女真人,然亦有汉人易称者.清代改辽金译名以‘奴为‘努,谓前代修史者故谥以恶名,不知当日流俗习用,以为故常,无所避忌,犹之称儿称狗,其译改者可谓多事矣”以上参见金毓黻:《潢南行记》手稿;另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校点本)卷八十六,辽沈书社1993年10月版,第3650-3674页.

(责任编辑 徐阳)

A Journey to Chifeng in Jehol Province

Seiryō Hamada1, SUN Ning2, LI Yan-pu3, LI Jun-yi4

(1.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Dongjing 6068501, Japan;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China; 3.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was revised and supplemented on the basis of a draft of an extra-curricular lecture at the Summer Seminar of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Japan on August 2, 1935, aft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prehistoric sites in Hung-shan-hou Chifeng, Jehol Province presided over by Kosaku Hamada(also called Seiryō Hamada). The author introduced the purpose, itinerary of the journey to Chifeng Jehol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 in Chifeng.

Keywords: Chifeng; Prehistoric Sites; Kosaku Ha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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