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甩锅，成都市长毙命

吕雪萱

1940年12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操纵粮价，囤积居奇，经军法审讯，判处死刑，已于昨晨在市郊军法执行总监部刑场执行枪决。”接着，各报纸又把这条新闻以及军事委员会的布告全文在显著位置刊出，全国为之轰动。因杨全宇是当时继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后第二个被枪毙的官员，照公布的罪状看，杨全宇简直成了操纵粮价的罪魁祸首，死有余辜。

杨全宇，四川西充人。早年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与CC系挂上了钩，于1928年10月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兼训练部长，协助由蒋介石任命的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向传义“清共”。1935年，刘湘当上四川省主席后，杨全宇因与刘湘集团中的师长王缵绪有同乡之谊，经王保荐，杨全宇又当上了四川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由党而政，声望大增。刘湘死后，投靠蒋介石的王缵绪接任了四川省主席，杨全宇跟着官运亨通，于1938年8月21日登上了成都市长的宝座。杨全宇官运虽佳，但官场手腕却未操练好，不久就栽倒在老谋深算的贺国光手下。

1939年9月，王缵绪当上省主席后，因毫无建树，遭到在野軍阀的强烈反对，蒋介石只好示意王缵绪“请缨出川杀敌”，借此下台。四川省主席一职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同时任命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为省府委员兼秘书长。

很明显，蒋介石只挂个虚名，实权操在贺国光手上。书生气十足的杨全宇，还未意识到失去靠山后的危险处境，竞因粮食供应问题与贺国光闹翻，惹下大祸。

起因是当时政局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上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粮食本就供应紧张，而一些人又趁火打劫，囤积居奇，使成都发生了严重的粮荒。1940年3月13日，在成都南门外甚至发生了“抢米事件”。这无异给刚任职不久的“蒋兼主席”脸上抹黑，让他下不了台。

由于事件发生在成都，身为市长的杨全宇，自然难辞其咎。贺国光借机责怪他无能。贺国光是别有一番用心的：一方面是找个“替死鬼”;另一方面，他企图趁机设立一个机构来垄断全市粮食供应，从中大捞一把。于是，贺国光以“成都市长无能”为由，将新设的“成都市平价米销售处”收归省政府管，委任贺的一个侄儿当处长。卖平价米是假，捞票儿才是真。但很快就露出“马脚”。供应的平价米，暗中掺入不少泥沙杂物，借以增加重量，从中贪污。市民怨声四起，都以为是市长杨全宇搞的鬼，纷纷骂他丧尽天良。杨全宇自己一点油水沾不到，反而替贺国光叔侄背了黑锅，不禁火冒三丈。为了洗刷此事，他到处申辩叫屈，揭贺国光的底。

贺国光早就对王缵绪和杨全宇的桀骜不驯忌恨在心，于是借机编造了一份杨全宇如何借粮食问题唆使成都市民反对省政府，亦即是代表地方势力反对中央的报告，送给“蒋兼主席”。蒋介石大怒，于1940年9月10日由行政院决议“成都市长杨全宇另有任用，应予免职，遗缺简任余中英继任”。杨全宇明白这是贺国光捣的鬼，下定决心要以牙还牙，于是在10月1日将官印移交给余中英后，就赶往重庆，声言要去揭贺国光的“疮疤”，以泄心头之恨！

殊不知杨全宇又错走了一步。原来，贺国光早已收买杨全宇在德国留学的一个姓陈的同学，把他安排在行署搞特务活动，叮嘱陈某收集杨的言行具报。陈某遂以“老同学”身份，成为杨府的常客，同杨称兄道弟，暗地里却把杨全宇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录下来，交给了贺国光。其中最“钢鞭”的材料是一封重庆大川银行经理欧书元写给杨全宇的私信，说他已代杨在合川买了三百石小麦。

贺国光拿到杨全宇的把柄后，高兴异常，于是援引9月10日以“蒋兼主席”名义发布的《告全川同胞书》中所示“经这次告诫以后，如果还有囤积居奇或藏粮待价而不遵法令出售的，一定以妨害民生，扰乱社会论罪”等项，趁杨全宇刚到重庆还来不及活动，便将一份控告杨的状子呈送到“蒋委员长”面前。蒋介石当时正被粮食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杨全宇正好闯了“头煞”。于是蒋大笔一挥，将杨全宇批捕，送交军法总监部严办。

军法总监何成睿对卸任市长用军法审判，不以为然。理由有二：其一，杨全宇即使不在位，也是文官，犯了法，理应由地方法院审理，何况已是下台地方官，更不应军法从事;其二，杨全宇购囤的粮食为小麦三百石，不到一千石，又非主粮，还不够死刑的条款。

然而，形势的发展对杨全宇十分不利。粮价仍一涨再涨，囤积之风愈刮愈烈，蒋介石只好下令将在押的杨全宇以囤积粮食之罪处死，借人头以平粮乱，并大肆渲染，如前文所述，除在报上大登新闻外，还破例由军事委员会到处张贴布告，据称要以杨全宇为戒，如胆敢囤积居奇，定格杀勿论云云，让人对国民党产生了一种“励精图治”的错觉。然而，杨全宇的头并不那样值价，成都的粮荒局面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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