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视野下乱世英雄的历史书写

聂茂

摘 要：作为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非虚构是以“忠于事实，还原真实”为准则讲述原生态故事，完全支持创作者以个人化视角进行独立自主的叙事行为。朱日复长篇小说《伍子胥》既重温了历史上那个激荡人心、风云变幻的乱世时代，也聚焦、发掘和展示了创作者对于特定语境下不一样的历史演绎与深层解读。作者以生动的人物塑造和内在张力的娴熟技巧再现了春秋末年楚、吴、越三个诸侯国之间的较量与角逐。文本既追求众声喧哗的艺术效果和复调结构的充分展示，又强化人物之间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彰显了作品的针对性和现实批判性，是非虚构叙事在历史人物创作领域的新收获。

关键词：非虚构;《伍子胥》;时代语境;英雄叙事

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在国内外文坛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少非虚构文学作品也逐渐崭露头角，甚至获得重量级的文学荣誉。例如，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就以非虚构作品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国际文坛对非虚构文学的一次极大肯定。对于此次诺奖颁给非虚构文学作家，著名文学批评家李炳银认为且不论内容倾向，阿列克谢维奇获奖是顺应了文学发展的趋势：“非虚构文学，或者说纪实文学，关注人生，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变革，能十分直接地引起社会的关注”。①

究竟何为“非虚构文学”？该概念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与“虚构”相对，是一种边界宽泛的文体概念，这种文体以“忠于事实，还原真实”为准则讲述原生态故事，故事的讲述手法可以用小說、戏剧等文学性很强的表现形式。如今，非虚构写作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文学领域，其概念在实践中不断被扩大，从最初的新闻特稿、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开始，逐渐扩展为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但是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相比，非虚构写作更强调支持作者以个人化视角进行完全独立自主的书写行为，认为这一写作行为不应依附或服从于任何写作以外的（包括政治）因素。以《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等非虚构作品而闻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认为：“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②

事实上，我国文学史上一直有着非虚构文学的传统。著名报告文学家何建明认为，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可上溯至司马迁的《史记》，堪称“难以逾越的高峰”;而现代以来，无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夏衍、瞿秋白，还是五十年代魏巍创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七十年代的《焦裕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作品，再加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这方面的众多作品，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一直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大国，只不过我们有自己的称呼——“报告文学”。他认为，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将随着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被强力促动，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将有再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③

应该看到，非虚构文学经过《人民文学》等杂志的大力倡导，发表了一大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取得了瞩目的文学成就。但是，李炳银仍然愿意将非虚构文学形容成一种“危险的文体”，他认为在进行非虚构文学创作时，“一方面你必须写得完全真实，一旦失实就有遭遇非议的危险;另一方面，你的观点要客观，不能被主观判断所左右。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亲眼所看见的‘真相，往往不是真相本身。这要求报告文学家具有对生活观察、洞悉的能力。”④

对于近年来非虚构文学的长足发展，我们不禁思考，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新文体有何独特的文学力量与创作吸引力？何建明认为“铭记”是其关键因素：“我发现人会很快忘记苦难的记忆，天津爆炸区的现场一封锁，什么都看不到了，据说还马上要修一个公园，过两年说不定边上还要盖房子。经历的人不会忘记，看热闹的人马上就忘记了。”何建明说，“非虚构文学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减缓这个遗忘的过程，让人永远记住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灾难，不要让它再发生。”⑤

近日有幸拜读朱日复先生的历史人物小说《伍子胥》⑥，收获颇多。该小说以春秋末年的乱世时代为历史背景，以吴国名相伍子胥为故事主角，大力描写了他雄才韬略、忠义为国的英雄本色。作品以伍子胥的人生际遇和思想性格的发展为线索，以忠君爱国贯穿始终。伍子胥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父兄被害，从楚国出逃，投奔吴国，助吴王阖闾取得王位，设谋破楚，报家族之仇，南平越国，施威诸侯，协吴为春秋一霸。然而，如此辉煌的一生，即便十分忠君，却仍旧逃不过帝王的猜疑与昏庸，最终身首异处，令人扼腕长叹。

读完整部小说，我们既重温了那个激荡人心的风云变幻年代，也体验和发现作者不一样的历史演绎与生动解读。作者以充满艺术张力的形式再现了春秋末年楚、吴、越三个诸侯国之间的较量与角逐，让历史人物一个个鱼贯而出，“你方唱罢我登场”，且形象鲜活，各展风采。小说以伍子胥、文种和孙武为代表，展示了他们的智勇双全、扭转乾坤的正气与谋略，同时以楚平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诸位帝王之间尔虞我诈、争夺厮杀作为辅线，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叙述特色给读者带来了与一般历史读物不一样的感受。本文主要从追求众声喧哗的艺术效果、复调结构的娴熟运用以及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彰显作品的批判性三个维度进行阐释，分析作品的文学成就，以求教于方家。

一、追求众声喧哗的艺术效果

非虚构文学对于事件情节的表达，不只是通过对事件的概括和总结来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往往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场景来展现情节的推动与发展，设置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让人物形象在社会场域中生动鲜活地呈现。同时为还原故事的本来状态，让各种人物充分发声，生动展示人物对话，让故事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在对话中得到自然化的再现，以人物对话的形式推动故事的向前发展，塑造出立体化的复杂的人物形象来，以达到还原“有温度的历史”之创作诉求。

朱日复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小说创作有自己的理念和设想。在这部小说中，他对于人物形象的描写，没有过多的环境渲染、场景铺垫和内心独白等描写，而是直接以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展现各个角色的性格特征与心理活动。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性格，理所当然有不同的措辞和语态。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让人物特点在言行中自然流露，比起单纯的说明和传统的叙事更加简洁和生动有力。例如小说的第一章，楚国设盛宴款待鲁昭公的来访，从各个人物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出场角色鲜明的性格特征。开篇写楚国大夫伍奢接待鲁昭公，对其介绍沿途的景色就挺有意思：

“明公请看这边，这是敝国的特种花：红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各种杜鹃花开得正盛，十亩锦绣，它们在霏霏细雨中更显娇媚，这个景点叫‘杜鹃喜雨。”

“明公再请看这边……这个景点叫做‘夏荷弄日。”

“明公再请看看这边：……这个景点叫做‘红梅冷艳。”

我们再看看鲁昭公的回应：

“北国哪有这等的美景啊！”

“甚美！甚美！”

“此名果然不虚！”

受到巫师的祝福时，鲁昭公微微屈腿：“愧受，愧受！”

在这一来二往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两人的心理状态与处事风格。楚国此时正国力强盛，威霸四方，面对从北方来示好的鲁国，伍奢心中自是充满自豪，介绍本国景色时当然不只是单纯介绍景点，言语之间尽显楚国的物阜民丰、山水秀丽。热情洋溢的介绍不仅显示了楚国的礼仪好客，更是借机向鲁国展示了国家的实力。但作为一国之相，温恭懂礼的伍奢对鲁昭公还是带着该有的尊重与敬意，“敝国”“请”等词汇态度真诚，用词谦逊、谨慎。而从鲁昭公简短的回答中可以看到，作为国力稍逊的一方，他自然是要收起锋芒，做出迎合的姿态，以博得好大喜功的楚平王的好感，消除他的戒备。同时这也是鲁昭公本身性格的体现。历史上的鲁昭公事实上是一个懦弱无能、贪生怕事的君主，面对如此强大的楚国，他也只能擺出力不如人、自甘矮化的样子。两人看似简单的对话，却是关乎两国外交的博弈，言谈间充满语言的智慧，人物形象生动鲜活，画面感极强。

作为该书的一大特色，朱日复在该书的跋中也谈道，小说由电视剧剧本改编而来，因此该作品不免带有些许戏剧的余味。人物对话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读者在进行文本阅读时与角色有着一定的互动性，戏剧化效果明显。

二、复调结构的娴熟运用

文学创作中的复调结构强调多种声音，多种唱腔，多种音调，认为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特想法，都可以直抒己见，都应尊重“他人意识”，人人得到充分表现。而非虚构文学也认为观察角度的多元化、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更有助于推动文本的发展。通过除却主角以外的其他人物的一些观点和叙事的展示，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趣味，使读者了解主人公丰富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的多种特征。朱日复的《伍子胥》就在对此进行实践，彰显了作者丰沛的艺术创作力与真实大胆的新颖想象，不仅展现了伍子胥智勇超群、刚毅果敢的英豪本色，更同时塑造出诸多鲜明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所有次要人物的生动呈现都是为了更好地丰富、发展和成功塑造出主要人物。

伍子胥、勾践、夫差等角色作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与他们相关的故事我们多多少少也有了解。除了世人所普遍赞叹或批判的人物性格品质，作者不是人云亦云的复写，而是通过自己的话语解读与艺术加工，为读者重新展示了许多面目一新的人物形象、个性特色、风土人情和历史典故。

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吴国，协助阖闾攻破楚国，为报父兄之仇，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这是他为人狠决果断的一面;入吴后再无二心，辅佐两代君王，为吴国成就霸业立下汗马功劳，这是他有能力、有谋略、忠义奉献的一面。最终他却死于谗言，令人唏嘘，是其愚忠和软弱或历史局限的一面。这些性格特征原本是后人对伍子胥的普遍看法，并无太多异议。但朱日复独辟蹊径，看到了伍子胥思想深处可贵的“新质”：当吴王夫差不听劝阻，任用小人，看不清危急时势时，伍子胥不惧以下犯上的罪名，以臣伐君，痛斥夫差，敢于向专制王权挑战。作者认为这是我国古代民主思想真正的滥觞，开启了后来孟子等“民贵君轻”思想的发扬，是伍子胥的治国理政才干中最光辉耀眼的创造，他是时代的先行者和乱世的真英雄。

越王勾践的面目也有新的塑造。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历史流传可谓家喻户晓，对于勾践，历史上多以正面评价。《史记》记载：“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深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在这里，司马迁将勾践与华夏民族之始祖禹相提并论，认为勾践是禹的后裔，他灭吴称霸后的伟业和禹当年定九州有同样深远的意义，大为赞赏勾践有禹之遗风，这可谓是对勾践极高的评价了。忍辱负重、心志坚定有毅力、卧薪尝胆终破吴、隐忍而不发，不惧怕失败和屈辱、敢于拼搏、善于纳谏，后人对于勾践也多是溢美之词。

可是朱日复却认为勾践是一个自私至极、忘恩负义、不守诚信的失败君主。越国灭掉楚国之后，勾践的本性就逐渐暴露。范蠡想出美人计蛊惑夫差，致使他贪恋美色、昏庸误国，这是越国能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步。西施等数十位民间女子为国大义而牺牲自我，深入虎穴委身于吴王。待胜利之后，她们不但没有收到应有的奖赏，反倒被勾践当作国之耻辱和祸害系上巨石投入太湖。更让人觉得震惊的是，勾践早已准备好巨石，可见此人心机与城府之深。范蠡早就预言过：“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勾践心口不一，阴阳两面，在忧患时竭诚以待下，言听计从，得志时便纵情以傲物，过河拆桥，唯我独尊，没有诚信。胜利后更是将如何表彰英勋、奖励恤葬等事抛诸脑后，失信于众将士。范蠡请辞，勾践内心窃喜，表面却又装出留恋不舍的样子，虚伪可憎。最后，为越国鞠躬尽瘁的文种竟也得到了和伍子胥一样的下场，被勾践赐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种自刎的剑正是当年夫差赠给伍子胥自刭的那一把。

在小说里，作者将西施和范蠡的故事结局也进行了再度改编与重新加工。前面也已经谈到过，西施最后没有和范蠡远走高飞，游于人间，而是被投入太湖冤沉湖底。作为国家功臣之一，不但没有得到嘉奖，反而惨死。西施在临死时的表现颇有几分女英雄的本色。意识到勾践的背信弃义之后，西施破口大骂：“勾践昏王！你会不得好死！你还不如吴王，吴王还有诚实的一面，吴王是受了你的骗，中了你的诡计！你才是天底下最狠毒、最阴险、最无耻的小人！你不配做一国之君！”在即将被投入湖中之时，西施依然毫无惧色，不断挣扎表示不服，怒目瞪视勾践。西施身上所表现出的反抗不屈的精神让整个人物形象得到了升华。

朱日复运用娴熟的复调技法结构，塑造出一大批有着自我个性和特点的人物形象。他还综合使用多种文学修辞和手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合理的改编，注入新的历史解读，增加了作品的复杂性，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

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彰显作品的批判性

非虚构文学善于运用矛盾来强化作品的戏剧性，推动作品纵深发展，以此彰显作品的批判意味。小说《伍子胥》本是由电视剧剧本改编而来，因此在具备小说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常常带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在一个好的剧本中，角色冲突是吸引观众的不二法门。这包括故事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冲突，角色和他自身价值观的冲突等。全剧必须围绕冲突展开情节。基本要求是，冲突展开要早，开门见宝;冲突发展要绕，出人意料;冲突高潮要饱，扣人心窍;结束冲突要巧，别没完没了。冲突每一次较量就是一个情节段落，而每一个段落的内部又有着各自的启、承、转、合。剧本创作中连贯的剧情是非常重要的，剧作一般有很多的伏笔，前面的伏笔为后面剧情的发展作好的铺垫。在剧本的创作中为了达到影片效果的吸引力，就需要制造紧张的场面情节，创造表面张力。

朱日复在小说中，也设置了一系列或隐或显的矛盾冲突。例如伍家父子与奸臣的斗争，父兄被杀之后伍子胥对楚平王的仇恨，吴王夫差和楚平王、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的矛盾，伍子胥和勾践的较量，伍子胥和夫差后期的误解与猜疑，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将整部小说组织串联起来，在一个个矛盾冲突的碰撞与摩擦中，推动故事情节的向前发展，塑造出了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这种戏剧化的结构安排使小说情节在起承转合中得到有力推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精心埋下的伏笔或设下的暗线。例如，伍子胥在从楚逃往吴的路上曾经被一农户所救，老人将自己的孙子江苇给伍子胥做义子，江苇跟随着伍子胥去了吴国。后来勾践使用离间计害了伍子胥，在故事的最后，江苇和要离之子一起打伤勾践，却又留了他一条活命让他继续接受煎熬，以遭天谴，勾践求死而不能，痛苦不堪。前后的情节相呼应，引人入胜，同时印证了中国人一直信奉的因果报应说。

小说最后的情节安排戏剧化效果非常浓厚，讽刺意味十足。文种的葬礼祭奠典礼时突然狂风大作，骤雨倾盆，早春时节雷声震人，乃不祥之兆。刚合拢的墓冢突然爆裂，文种驾着马车冲出，接着伍子胥驾着马车来接文种，两人一前一后，驰向东方大海。這一幕给勾践的内心造成极大的震动与恐慌。此时的勾践已经失信于百姓，百姓不愿亲近他，如避瘟神，将士也害怕他，连平日最亲近的王夫人也对他冷若冰霜。勾践老是梦见伍子胥和文种，内心充满空虚和恐惧，不得安宁，几乎疯狂。忠奸善恶，皆有所报，这种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使作品的批判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朱日复的《伍子胥》利用非虚构的表现手法，艺术地再现了春秋末年的风云变幻，充分展示出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争斗博弈、互相厮杀的历史长卷，文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用一个又一个精彩故事吸引读者去体验、感受和解读那一段历史，获得新的思考与认知，从而有了对历史人物进行二度创作的冲动，加深了人物的思想深度与文本的历史广度，是新时代传纪类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注释：

④李炳银：《以文学笔触展现四十年巨变》，《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1月11日。

②梁鸿：《非虚构文学仍然是文学，而不只是事件的流水账式记录》，凤凰网·文化读书2019年7月14日。

③⑤蒋肖斌：《何建明：中国非虚构文学应该问鼎诺贝尔奖》，《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28日。

⑥ 朱日复：《伍子胥》，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所引内容皆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本文系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道路选择研究”（项目编号：20JHQ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