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梁建中序》与宋濂元明之际文学观念的变迁

2020-07-18 15:31左东岭
求是学刊 2020年3期
关键词:文学思想

左东岭

摘要:《赠梁建中序》是作者宋濂对自己作文经历的简练概括,它提供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其概括了文章的三种类型。一种是“措之于身心,见之于事业,秩然而不紊,灿然而可观者”的上等之文。第二种是“优柔于艺文之场,厌饫于今古之家,搴英而咀华,溯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则而效之,其害教者辟而绝之”的“明道”之文。第三种则是“张锦绣于庭,列珠贝于道”的辞章之文。这显然是宋濂衡量文章高低优劣的不同标准。二是他回顾了自己学文的经过。他讲自己的文章写作可划分为第一阶段的“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第二阶段的“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第三阶段的“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第四阶段的“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依照宋濂本人的概括,他的学文作文经历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但是如果以此为线索考察其经历,则呈现出易代之际纷繁多变、丰富复杂的文学思想内涵,同时这种文学思想也代表了浙东派元明之际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经世致用;明道之文;辞章之文;文学思想;浙东派

作者简介: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院院长(北京10004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3.013

关于浙东派的文学思想,一般将其分为元末或明初两个历史阶段。从以朝代为标志的传统文学史格局划分来说,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将元明之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此种划分就不免有粗疏之嫌。从该历史时期文学思想演变的过程看,显然需要更为具体而细致的梳理与定位。就浙东派自身看,也许宋濂文学观念的演变最具代表性。这不仅取决于其本人的文坛地位、创作水平与巨大影响,也是当时浙东派的共识。其前辈代表黄溍曾称赞他:“前者所睹诸文,皆雄浑可爱,不肖阅人多矣,后进求如此者未见其比,为之喜而不寐。吾乡文献,浙水东号为极盛,自惭驽劣不足负荷此事,后来继者,所望惟吾友尔。吾友以绝伦之识,济以精博之学,若更加工不已,驾风帆于大江之中,孰敢御之哉?” 1对此评价,该派成员殆无异议。其同代作家王袆也说:“吾友宋君景濂,早受业立夫氏,而私淑于吴氏、张氏,且久游柳、黄二公之门,间又因许氏门人以究夫道学之旨,其学渊源深而培植厚,故其为文富而不侈,核而不凿,衡从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无非以明夫理而未尝为无补之空言。茍即其文以观其学术,则知其足以继乡邦之诸贤,而自立于不朽者远矣。”2王袆从浙东传统之继承与创作水平之高超两个方面认可宋濂,显然是将其作为其师门的代表传人的。

由此出发,就有必要弄清宋濂的文学观念在元明之际到底经由了怎样的变化过程以及背后所潜藏的复杂原因。对此,宋濂本人曾经在《赠梁建中序》中有过具体的描述。为了保持其叙述的完整性,不妨在此全引该文,以作为讨论的依据: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嗜伊洛之學,而复有志于文辞之事,下笔滔滔数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观之,皆典雅可玩,一时大夫士皆称誉之。建中不自以为足,复来问文于余。余也赋质凡庸,有志弗强,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户庭,间尝出应时须,皆迫于势之不能自已者尔,当何以为建中告哉?虽然,窃尝闻之师矣。文,非学者之所急,昔之圣贤,初不暇于学文。措之于身心,见之于事业,秩然而不紊,灿然而可观者,即所谓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此上焉者之事也。优柔于艺文之场,厌饫于今古之家,搴英而咀华,溯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则而效之,其害教者辟而绝之,俟心与理涵,行与心一,然后笔之于书,无非以明道为务,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阅书也搜文而摘句,其执笔也厌常而务新,昼夜孜孜,日以学文为事,且曰:“古之文淡乎其无味也,我不可不加秾艳焉。古之文纯乎其敛藏也,我不可不加驰骋焉。”由是好胜之心生,夸多之习炽,务以悦人,惟日不足,纵如张锦绣于庭,列珠贝于道,佳则诚佳,其去道益远矣。此下焉者之事也。呜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见之,得见中焉者斯可矣。奈何中焉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见焉,而沦于下焉者又奚其纷纷而藉藉也?此无他,为人之念弘,为己之功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自以为七尺之躯,参于三才,而与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毁笔研,而游心于沂泗之滨矣。今吾建中孜孜缀文,思欲以明道为务,盖庶几无余之失者,而余犹为是强聒者,文之华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虽然,天地之间有全文焉,具之于五经,人能于此留神焉,不作则已,作则为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视迁、固,几若大鹏之于鹪鹩耳。建中尚勉之哉!建中尚勉之哉!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金华宋濂序。3

之所以说该文对于了解宋濂文学观念的演变至关紧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其概括了文章的三种类型。一种是“措之于身心,见之于事业,秩然而不紊,灿然而可观者”的上等之文。第二种是“优柔于艺文之场,厌饫于今古之家,搴英而咀华,溯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则而效之,其害教者辟而绝之”的“明道”之文。第三种则是“张锦绣于庭,列珠贝于道”的辞章之文。这显然是宋濂衡量文章高低优劣的不同标准。二是他回顾了自己学文的经过。他讲自己的文章写作可划分为第一阶段的“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第二阶段的“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第三阶段的“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第四阶段的“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宋濂该文自署为“洪武元年冬十一月”,此时他五十九岁。贯穿其为文各个阶段的乃是一个“悔”字,而由悔而导致的结果当然是其文章的由第三类型向第一类型的提升。因而,要理清宋濂元明之际文学观念的演变线索,就有必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予以考察,联系其具体的历史境遇,并综合其文论主张与文章创作实践,庶几可以得出近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在进入具体考察之前,需要首先说明一点:无论宋濂的文学观念如何变化,其经世致用的浙东传统底色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不同与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具有浓淡强弱之差异而已。

第一阶段是宋濂三十岁之前。此一时期宋濂主要的生活内容应该是对于儒家基本经典的研习,而在文学上则是诗歌创作与古文写作的训练。这与他早年所师从的两位学者有密切关系。宋濂正式师从的第一位老师是闻人梦吉。闻人梦吉(1293—1362),字应之,金华人,泰定三年(1326)中乡贡,元末曾任教官。王袆《宋太史传》记曰:“甫六岁,即能读古文书,过其目辄成诵。为诗歌有奇语,操笔立就。人异之,呼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张继之,长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当令从名师,即有成尔。乃携之入城府,裨受业闻人梦吉先生,习《易》《诗》《书》《春秋》,通焉。为举子业,课试每居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举子业,不足为景濓。盍为古文辞乎?遂与俱往浦阳,从吴莱先生。”1尽管宋濂对自己的这位启蒙老師充满了敬仰之情,称赞他“言其讲学,则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而非圣之书不习也”,并私下将其谥之为“凝熙先生”,2但跟随他所学习的内容,依然还是以参加科举为目的的儒家经典的研读。

真正令宋濂在诗文创作上取得长进的,乃是其第二位老师吴莱。吴莱(1297—1340),字立夫,号深袅山道人,浦江人。终生未仕,死后被门人私谥曰渊颖先生。吴莱是时人所公认的饱学之士,曾著有《尚书标说》《春秋世变图》《春秋传授谱》《古职方录》《孟子弟子列传》等经学著作。同时又博学多识,“凡天文地理、井田兵术、礼乐刑政、阴阳律历,下至氏族方技、释老异端之书,靡不究考,含其英,咀其华”。3不过,吴莱更擅长的还是诗文写作,他曾师承于著名诗人方凤,故而宋濂在《浦阳人物记》中将其列入“文学”类中,并称赞其“工诗赋,尤善于论文”,而且更精于诗文鉴赏,“自秦汉至于近代,但举只简片削,必能别其为何代人作”。最后在“赞曰”中特加回忆道:

濂尝受学于立夫,问其作文之法,则谓:“有篇联,欲其脉络贯通;有段联,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联,欲其长短合节;有字联,欲其宾主对待。” 又问其作赋之法,则谓:“有音法,欲其倡和阖辟;有韵法,欲其清浊谐协;有辞法,欲其呼吸相应;有章法,欲其布置谨严。总而言之,皆不越生承还三者而已。然而辞有不齐,体亦不一,须必随其类以附之,不使玉瓒与瓦缶并,斯为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择不能到也。”4

后来,宋濂在写《元处士吴莱》传记时,又将此段话重复一遍,可见在其心目中的印象是颇为深刻的。这也难怪,无论是应付科举考试还是撰写古文作品,此类文章写作的基本训练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后来宋濂论文很少提及这些行文方法与文章技巧,但他本人曾受到过严格的训练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在心底也永远感谢这位“善于论文”的吴莱先生。

不过,吴莱对宋濂影响更大的是诗歌创作。宋濂曾回忆其初见吴莱之情景曰:“濂年二十时,颇有志文辞之事,往拜渊颖先生吴公浦阳江上,公曰:‘尔欲学文耶?试为《拟秦王平夏郑颂》及《宋铙歌鼓吹曲》观之。濂即撰述以上。公读之,微笑曰:‘孺子诚可教,使稍收敛入于简严,则所向无前矣。”5此段颇有戏剧性的回忆提供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宋濂从学于吴莱的年龄与时间,二是其主要目的是“学文”,而吴莱重点考察的是韵语的歌赋。此一点其师徒二人均有明确的文字记录,吴莱说:“大抵景濂之文,韵语为最胜。”1宋濂则说:“予昔学诗于长芗公,谓必历谙诸体,究其制作声辞之真,然后能自成一家。”2这些记载均提供了他们的诗学交往经历。当然,对宋濂与吴莱的诗学关系叙述最为细致的还是郑涛的《宋太史诗序》:

宋太史诗若干卷,简要赡丽,各因体成赋,声调辞气精纯弗杂。涛曾传之京师,翰林诸公莫不爱诵之。而揭文安公为之评曰:“如宝鉴悬秋,随物应像,无毫末不类。及至其玄妙自得,即之非无,所之非有,莹彻玲珑,不可凑泊,足以映照古今矣。”而先生闻之,弗自以为是也。初,先生在垂髫时,即善吟,乡里老先生有所赓咏,辄肆笔继其后。风翻雨驶,见者指为神童。已而问学,曰“衍志气”,日英发,颇自意,前无古人,后绝来者矣。当是时,浦阳深袅吴公莱以能诗闻,盖吴公受诗于同里仙华山人方凤。方公与粤谢君翱、括吴思齐游,三君子皆以风雅相高,名重一时。若乡先达内翰柳公贯、侍讲黄公溍咸就学焉。吴公,方公孙婿也,从幼随杖屦,而其所得于三君子者最深。先生年二十时,橐其所谓诗往见之,吴公读已,谓先生曰:“子欲应试世用邪?则诸诗诚过人矣。若曰‘追辙古作,则未能窥其藩翰,况阃奥乎!”先生惊曰:“何谓也?”吴公曰:“学诗当本于《三百篇》,夙夜优柔厌饫,分别六义,有以识其性情之真。而后沉酣《楚辞》,潜咏汉、魏诸什,以察其变。参摩六朝、隋、唐,以迄乎宋季,以审其别。所谓察之审之者,非猎袭之谓也。必穷其体裁,按其音节,考其辞句,观其气象,原其奥致,如权重轻,如分清浊,然后识精而见确。更加以深诣之功,日就月将,孜孜弗懈,始可以言诗也已矣。”先生不觉汗流浃背,于是悉焚所为稿,一依吴公之命而致力焉。及吴公既殁,先生复登柳、黄之门。二公之所传授,与吴公不异。先生益务深刻为之。3

该序所透露的浙东派尤其是婺中的诗学信息相当丰富。首先,它梳理了浙东派的诗学传承线索。自宋代灭亡之后,方凤、谢翱、吴思齐均成为不仕新朝的宋朝逸民,他们慷慨悲歌以抒其亡国之痛,诗歌成为其寄托生命、抒发哀思的有效方式。后来他们遂将其诗学创作方法及诗学观念传之于浙东后学黄溍、柳贯及吴莱诸人。吴莱又是婺中诗学承传中的关键人物,因为除了自身的艺术天赋外,其更有其他人不具备的两项优势:一是其作为方凤之“孙婿”,“从幼随杖屦,而其所得于三君子者最深”,真正能够领会三先生的诗学精髓与精神心得;二是其终生未仕,作为一位隐逸诗人,其精神境界与人生志趣更有利于接受方凤等遗民诗人的心灵感受与审美追求。其次,它提供了宋濂诗歌研习的师承关系。这既包括其本人的诗学天赋与人生好尚,也离不开转益多师的刻苦学习,吴莱、黄溍、柳贯与吴师道都曾成为他问学的老师。但在这数位前辈师长之中,吴莱无疑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一位。因为他从师于吴莱时间较早,吴莱又有足够的诗学修养与较高的创作水平,从而使宋濂受到了颇为系统的诗学训练。在作者看来,尽管后来宋濂也曾转师于黄溍与柳贯,但“二公之所授,与吴公不异”。黄、柳二人对于宋濂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古文尤其是台阁之文的写作上,此留待下面另述。再次,本文具体介绍了吴莱传授给宋濂的诗学内容。这包括既要深入体察诗歌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充分汲取传统诗学的营养;同时又要端正对于传统的态度,了解传统不是要“猎袭”古人,而是要弄清诗歌创作的各种要素:“穷其体裁,按其音节,考其辞句,观其气象,原其奥致,如权重轻,如分清浊,然后识精而见确。”但是,有了这些见识还只能说理性的认知,要真正提高创作的水平,还必须“更加以深诣之功,日就月将,孜孜弗懈,始可以言诗也”。也就是长期不懈地钻研实践,最终才能取得成功。经过吴莱的系统传授与自己的刻苦实践,宋濂的诗歌创作水平与诗学修养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尽管宋濂曾焚毁了自己所创作的大量诗作,但从其留下的诗集《萝山集》中依然可以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其《杂体》五首是一组拟古诗,分别模仿陆机、陶潜、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的五言诗体貌。拟古诗乃是古人写诗常见的做法,但模拟对象一般都较为单一,或拟汉魏古体,或拟唐人近体,或拟李杜,或拟元白,或拟韦柳,或拟苏黄,均有较为鲜明的体貌特征,像同时代的杨维桢,其乐府诗明确地模拟二李(李白、李贺),便是取其想象丰富、风格瑰丽之体貌。宋濂所拟的这五位六朝诗人,皆显示出自汉魏古体向唐代近体过渡的体貌特征,后来许学夷《诗源辩体》所谓辨识五言古诗的“過三关”,谢灵运就是关键的一个环节。但宋濂的拟古诗依然显示了较高的水平,现选其二首以见一般:

丹桃艳阳质,移自武陵源。柔风拂纤条,鲜泽沃灵根。吐葩当春茂,结实俟秋番。盈盈大如斝,有色极华丹。卫之不敢亵,期以奉君餐。君餐发灵和,神滋生玉颜。无为生玄化,恭默即轩辕。效陆平原

竹死不变节,蕙焚尚余馨。秉性有恒操,滞物非至情。左崦结层构,中园穿空明。井华遥上白,岚影时献青。筑灶试丹诀,濡毫謄酒经。一为缨笏累,殊嗟神府扃。事去虑将澹,感来心已醒。薨薨哀饥鸢,累累叹冻蝇。逝将命修驾,薄言还故埛。斟秾浇阳卉,泛碧破阴苹。观化验群品,褰襟咏三精。情素谅已展,爵服吾何营。效谢临川1

陆机与谢灵运都是五言古诗转变的关键人物,但其性质与作用依然有明显区别。许学夷曾说:“或问:‘人言谢胜陆,何也?曰:‘从汉魏而言,是陆胜谢;从六朝而言,是谢胜陆。”2所谓“陆胜谢”,是从古诗诗体的角度说陆机五言古诗的变化还没有完全失去汉魏的体貌,而谢灵运已经完全失去古体特征;所谓“谢胜陆”,则是从六朝诗体的角度说谢灵运已经具备了近体诗的技巧与特征,要强于陆机的粗疏不工。所以许学夷说:“太康五言,再流而为元嘉。然太康体虽渐入俳偶,语虽渐入雕刻,其古体犹有存者;至谢灵运诸公,则风气益漓,风气尽移,故其体尽俳偶,语尽雕刻,而古体遂亡矣。”3至谢灵运,古体虽亡,却又开启了近体诗的进程。在中国古代的诗歌辨体中,明人胡应麟、许学夷和胡震亨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如果从创作角度看,宋濂显然明确感受到了这些变化与差异。他所仿拟的这两首诗,陆机的那首尽管已经有了铺排与描写,但结构尚为顺叙性的,没有跳跃与倒置,虽有个别句子对仗,但依然不很明显。效谢灵运那首就有了较大区别,它不仅始终围绕以物喻人的主题而层层张开铺叙,而且几乎每联对仗,接近于近体诗的特征了。如果没有对历代诗人诗作的广泛阅读体味,是很难做到如此细致入微的。

郑涛在《宋潜溪先生小传》中曾总结宋濂此一段为学经历说:“凡三代以来古今文章之洪纤高下,音节之缓促,气焰之长短,脉络之流通,首尾之开阖变化,吴公所授于前人者,景濂莫不悉闻之,于是其学大进。”4可知无论是诗歌的写作还是古文的训练,在宋濂的一生中这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阶段。从文学思想的角度看,该时期的主要倾向是重视各种诗文体式与体貌的辨析,进行各种写作技巧的写作实践,并更倾向于审美的感受与把握。关于宋濂于此段时间求学于吴莱的原因,固然取决于胡翰的引荐和其本人的需求,也应与其所面对的元代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元代自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考试之后,一共举行了七次,至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因蒙古权贵伯颜的反对而再一次停止,直到五年之后才重新恢复。宋濂早年随闻人梦吉问学,主要目的便是习科举之文以备应举。本来他在科举之途上就不顺利,1现在又恰逢科举停罢,于是便转投于吴莱门下,从事于诗歌古文的研习与写作,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正所谓台阁之途无望,遂转投于山林诗文之研习与创作。

第二阶段是宋濂三十岁至四十岁的十年。本时期是其与黄溍、柳贯来往频繁之时,其内容主要为台阁文章的摹习与写作。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宋濂三十一岁,本年及次年有大小两件与宋濂关系密切的事件发生,一是本年十二月朝廷再次恢复科举考试,二是至正元年(1341),黄溍被朝廷任命为江浙儒学提举而至杭州就任。表面上这两件事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却在宋濂身上紧密地扭结在一起。简单说就是这些因素重新鼓舞起了宋濂的入仕热情,并为此改变了其文章的写作方式及观念。元代的官员诠选方式基本有三种:荫袭、科举与荐举。荫袭当然与宋濂无关,再就是科举。在至元元年科举停罢之前,他似乎参加过一次乡试但没有成功。如今科举重开,他自然不会放弃如此难得的机会。但实际情况显示,他不仅未能获得进士身份,甚至连乡试也未能通过。这其中自然有科举考试难以真正选拔出饱学之士与文章之才的弊端,但也与元代南人科考名额极少有直接关系。时人刘嵩曾感叹说:“近代自世荫外,惟进士为尤重。然非积之以数十年之功苦学问,又必旅进退角胜负于数千百人之中,然后幸而一获焉,非老则困矣。”2仅有三十余岁的宋濂像多数元代士人一样,虽拥有入仕的热情,却遭遇到屡战屡败的困境。

科举之途不通,宋濂不得不转而选择荐举的方式以入仕。当然,荐举之路亦非轻易可以成功,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找到朝廷中有分量、地位与影响的荐主;二是自身要有足够的学识才能与社会声誉,尤其是要展现出能够满足朝廷需要的才学能力。在这两个方面宋濂似乎均有一定的优势。其乡人黄溍、柳贯与郑涛现正在朝中为官,而且前二人在当时文名藉甚,其自身也具有了一定的诗文名气与影响。如今需要的则是如何熟悉为朝廷所用的台阁文章写作能力以及将此能力传播至朝廷之中。此时,黄溍的赴杭任职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黄、柳二人作为乡里前辈,宋濂前此也极可能有问学的机会,但如今均未能留下文字记载,其中柳贯留下一封未署时间的《与金华宋景濂书》,是答复宋濂询问礼器“尺法”的内容,这与宋濂称赞柳贯博学的看法是一致的。真正在文章写作上与宋濂交流最多者还是黄溍,而且是在杭州任职之后。其《赠梵颙上人序》说:“予因自念壮龄之时从黄文献公游,宾朋满座,笑谈方款洽,忽有以文章为请者,公辄戟手大骂,视之若仇雠。或介尺牍至者,细裂之,内口中嚼之无字而后方吐。时公年逾六十矣。予颇以谓人知爱公之文故求之,一操觚间固可成章,何必盛怒以至于斯?口虽不敢言,而中心未尝不疑公之隘也。”3无论是此处的“宾朋满座”,还是黄溍的“年逾六十”,以及宋濂的“壮龄之时”,均透露出是黄溍在杭时的举措活动。在此时二人来往论文的文字中找不到其论诗的内容,有两则论文的书信则相当重要。其一曰:“伏辱诲函示及新作,深慰驰系。古人立言,皆以平日学术写而为文,故其根本深茂,议论精切,卓然可传于后世。今人不过剽窃陈腐以应时须,恶足以行远哉?溍尝谓文章非应用,应用非文章,诚不为过论也。诸作温雅俊逸,夐然出于时流之外,必如是,庶几无愧于古,斯文为不乏人矣。细玩之余,不胜歆艳。”4此处称赞了宋濂文章的两方面的长处,一是内容的“根本叶茂,议论精切”,二是体貌的“温雅俊逸,夐然出于时流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其与“以应时须”的世俗之作区别开来。此处的“文章非应用,应用非文章”的“应用”显然不是指经国济世的致用之文,而是专指用于科考的应制文章,其目的在于称赞宋濂的古文写作。黄溍的另一封书信更为重要,其曰:

溍日者数蒙以高文见教,不能一一具答。方用悚仄,兹承手笔示及新作二篇,《节妇表》旬日前固已获观,《角瑞颂》博雅雄丽,尤为杰作,足见笔力之进。辱下询作文专法《史》、《汉》,溍何足以语此?然尝闻唐子西谓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六经不可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愚窃以为学司马迁,当从班固始。盖能从容于法度之中,而不至于乱道,则一日疏宕于规矩之外,虽乱道亦好也。不审雅意以为如何?1

学界在讨论本段文字时,大多均瞩目于司马迁与班固的长短优劣,其实以经为根本而以《史》《汉》为波澜本是黄溍的一贯主张,至于司马迁与班固的关系,黄溍的意思也很清楚。尽管司马迁撰写《史记》颇“缪于圣人”,但其叙事写人均熠熠生辉,成为史家之楷模。班固写《汉书》则谨遵六经传统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其文笔议论却远不逮《史记》。因此,黄溍希望既学习班固谨遵家法的雅正,又能够具备《史记》的文笔矫健。不过很多人都忽视了该信的前边内容,即它举出的两篇作品。从黄溍信中可知,宋濂曾多次向黄溍寄文章请教,但并未能一一获得解答,而此次寄来的两篇新作却引起了黄溍的兴趣。《节妇表》与《角瑞颂》无论从文体类型还是文章内容看,均为典型的台阁文章,而他所称道的“博雅雄丽”也属于典型的台阁体貌。由此可知其师徒二人此时所关注重心之所在。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曾记载此时情况说:“(宋濂)每有咨扣,终日言之无少倦色。或离左右,则书问之往来无月无之,黄公至以博雅雄丽称其文。人有求文于黄公者,黄公不暇为,辄令景濂撰就,自属其名而遗之。由是,景濂以文知于时。”2经过黄溍等师辈的悉心指教,宋濂的文章大有长进,并形成了“博雅雄丽”的典型体貌。于是他具有了为黄溍代笔的能力并取得了黄溍的信任,因而他人求黄溍撰写的文章便出之于宋濂之手。拥有了如此的水准与代笔的资格,宋濂的名气逐渐扩展开来并被当时文坛所传闻。

就宋濂的创作实践看,郑涛的话是有充分依据的。宋濂编成的第一部文集为《潜溪集》,所收文章为该时期的作品。其第一卷便是《国朝名臣序颂》,为二十二位元代著名大臣分别撰写了颂赞,是标准的台阁文章。其序文曰:“濂窃不自揆,辄取行事著明,熟于耳目者,自鲁国忠武王而下凡二十二人,人各为颂。虽立言不文,亦颇谓能美盛德之形容。使读之者,知列圣之勤劳,诸臣之忠荩,王业之成,匪一朝夕,其于治道似不为无所助也。第以金匮石室之藏,远在天上,有非遐方陋儒所得窥。故其所颂,止此而已,非敢有所略也。”3其实,作为一位在野文人,他既无职责也无必要去撰写此类美盛德之形容的台阁文章,如果不是有黄溍等朝廷文人之帮助,他甚至连接触这些大人物生平文献的机会也没有。如果说他是为了表达对于朝廷的忠贞与拥戴,也完全用不着采取有谀颂之嫌的方式。如果结合该文集中《皇太子受玉册颂》《皇太子入学颂》《拟晋武帝平吴颂》《西域军中获角端颂》等台阁文体的仿制与写作,则可知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由撰写台阁等相关文体提高自我的声誉,为朝廷大臣荐举自己入仕而进行必要的铺垫。郑涣在《潜溪集题识》中说:“《潜溪集》一编,总六万余字,皆金华宋先生所著之文也。先生自以为文章,乃无用之空言。凡所酬应,鲜存其稿,出于涣兄仲舒编者,仅若是。仲父都事公取以锓梓,涣谨以先生近作益之,复用故国子监丞陈公昔所为序,冠于篇端。其文多系杂著,弗复分类。诗赋别见《萝山稿》,不在集中。群公所述记传赞辞及尺牍之属,有系于先生者,摘为二卷,附于其末。惟先生奥学雄文,有非区区小子所敢知,姑用识其刊刻本末于此。嗣是而有所作者,当为后集以传。至正十六年岁次丙申冬十月十三日,浦阳郑涣谨识。”4这篇题识尽管不长,却提供了几个相当重要的信息。首先是这个集子并非初编,初编乃是其兄郑仲舒所编,仅六万余字,前边有国子监丞陈旅的序言。陈旅(1288—1343),字仲众,兴化莆田人,曾任国子监丞,是当时重要的台阁作家。他病逝于至正三年(1343),即使他是在当年为初编《潜溪集》作序,那这一初编本最晚也只能是至正三年。从至正元年黄溍任职杭州到三年《潜溪集》编成,宋濂仅用三年时间便达到如此结果,其台阁文章之进步可谓神速。其次是《潜溪集》没有收入宋濂的诗赋作品,而是另编有诗集《萝山集》。由此可知他是有意展示自己写作文章的才气与业绩,尤其是其台阁文章的水平。再次是《潜溪集》将前辈们夸奖宋濂的记传赞辞及来往尺牍均收在一起,附于文集之后,以扩大其影响。这种行为也许不完全是宋濂个人的想法,甚至可以看成是婺中文人集体向朝廷推出宋濂的有计划运作,但无论如何宋濂是知情并同意的。从最终的效果看,他们的运作是成功的。

现存的《潜溪集》有陈旅、王袆和欧阳玄三篇序文,1陈旅的序最早,其中主要強调了宋濂与黄溍、柳贯的师承关系,将宋濂列入金华文人传承者的位置:“金华有二先生,曰柳公道传,曰黄公晋卿,皆以文章显名当世。予游缙绅间,窃获窥其述作。柳公之文,庞蔚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叠涌,杳莫穷其端倪。黄公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武用兵,神出鬼没,不可正视,而部伍整然不乱。金华多奇山川,清淑之气钟之于人,故发为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予方歆艳二公,以为不可几及。客有授予文一编者,予得读之。见其辞韵沉郁,类柳公体裁,严简又绝似黄公。惊而问焉,乃二公之乡弟子宋君濂之为也。”2陈旅不愧为文章大家,行文颇见功力。他并未直接夸奖宋濂文章,而是先论柳、黄二人的文章体貌及文坛影响,然后又说此乃金华山川清淑之气所孕育之结果,最后才推出宋濂,言其得柳、黄二公之优长,具有辞韵沉郁和严密简洁的好处。如此褒奖极有分寸,同时又将宋濂文章合乎台阁体貌的特征婉转表达出来。后来欧阳玄的序文就将此意和盘托出:“予在翰林也久,海内之文无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鲜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岂不能黼黻一代乎?”3在这段时间里,宋濂的确在台阁文体的写作上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表现在文章观念上,自然是以明体致用为主导。其《七儒解》《六经论》《思媺人辞》等重要文论均作于此时。但更为重要的是,宋濂及黄溍、郑涛等金华文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原初的理想:至正九年(1349),由于朝廷重臣危素的推荐,宋濂被朝廷擢为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有机会以布衣的身份进入朝中台阁重地,去履行其黼黻朝廷的职责。尽管宋濂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走进元蒙朝廷,但这些台阁之文的实践与宗经重道的观念却为其后来进入明朝后的台阁公文写作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第三阶段是宋濂四十岁至五十岁的十年。本时期是宋濂创作成就最高之时,更是其文学思想的丰富成熟期,其主要特征体现在诗文写作的创造性与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在此需要弄清的是,宋濂到底所“悔”为何,又为何“深自惩戒”而又难以避免。我以为其所悔内容既包括诗歌与应酬文字的写作,同时也针对前一阶段台阁之文的写作。而之所以发生如此的转变,均导源于其辞去朝廷征召此一重大的人生抉择。

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载:“至正己丑,用大臣荐,擢先生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自布衣入史馆为太史氏,儒者之特选。先生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会世乱,益韬闭不事表显,乃与弟子入龙门山,著书二十四篇,曰《龙门凝道记》,及著《孝经新说》《周礼集注》等。”4从此段文字所透露的,不应聘朝廷征召乃因遇到“世乱”,在世乱中隐居山中而著书立说,这从逻辑上说应该没有问题,但其中显然省略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与难言之隐。关于宋濂何以拒绝征聘的问题,其同门好友戴良曾转述过宋濂本人所言理由,即所谓的“大不可者一、绝不能者四”。1其实归纳起来也就是两点:自己生性懒散而难以忍受朝廷礼法约束与体质孱弱而难以适应繁巨的案牍辛劳。这些当然全系托词,真正原因当然不能如实说出。因为其另一好友刘基也写过一篇《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其小序曰:“龙门先生既辞辟命,将去入仙华山为道士,而达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婴疾,习懒不能事,尝爱老氏清净,亦欲作道士,未遂。闻先生之言,则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他日道成为列仙,无相忘也。”2很难相信,入仕之念如此强烈的刘基会有入山作道士的打算,无非是在官场中遭遇困境后借此表达自我愤激之情而已。如果说是宋濂由于看出元代社会已经陷于动乱而行将崩溃,恐怕过于高估了这位尚未入仕之文人的政治智慧。其实,对于宋濂的辞征聘而入山为道士之原因,完全无须做深文周纳的过度诠释。他自己即直言不讳地说:“龙门子道不行于时,乃退隐小龙门山中。”3或者说得更具体点:“君子之任,道也。用则行,舍则藏。……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4可知在宋濂心目中,出仕的目的是行道,而出仕的方式须待之以礼,此二点缺一不可,因为如果“进不以礼”,那么“礼丧则道丧”,也就无所谓行道。可是元代最令江南文人失望的便是朝廷不尊礼制,直到至正十三年(1353),蒙古人乌古逊良桢依然在上疏朝廷:“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待汉、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5乌古逊良桢,临潢人,自干卿,曾官至参议中书省事并兼经筵官。也只有他以蒙古官员的身份才敢于提出此类敏感问题,但直至元朝灭亡对此依然毫无改变。各从本俗从现代观念看无疑是一个可取的民族政策,但从以夏变夷的儒者立场看,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当然,作为一介布衣的宋濂,根本无法改变这样的“国策”,关键是其本人是否能够受到礼遇。我以为,至正九年(1349)黄溍的断然上奏章辭官归乡应是引发宋濂辞去征聘的直接因素。此次的荐举人是危素,这是柳贯、黄溍的好友,而且宋濂对于他的荐举也终生感戴。但此次黄溍的决然归乡依然会对宋濂造成极大的刺激,甚至不排除从黄溍处获知汉族尤其是南人官员在朝廷中所遭遇之种种困境的可能。关于此一点可以从后来宋濂的诗作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其中《杂体五十首》是一组内涵丰富的五言古诗,其中一首曰:“温温荆山玉,刻作瑞世麟。系以补衮丝,相期佩君身。君身享遐福,四海皈至仁。峨峨九天上,虎豹为守阍。惜哉不得献,袭之以文茵。”6该诗当然不一定直接针对征聘之事而发,但乃是君臣关系之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宋濂看来,自己是祥瑞的温山之玉,如果君王佩带于身,可使君王获福,百姓受益。可惜由于朝廷被虎豹之徒把守,自己无法献给君王,最终只能被人视为坐垫而垫于股下。“文茵”一词语出《诗·秦风·小戎》:“文茵畅毂,驾我骐 。”高亨注曰:“文茵,有花纹的席子,铺在车上。”7由此可知,无论是早期归顺元朝的赵孟 ,还是自己的师辈柳贯与黄溍,乃至自己被聘请的这个翰林院国史编修的位置,朝廷从来没有将其视为国家不可或缺的角色,无非是垫在车上的带花纹的席子。他的入仕目的是行道而不是做被人践踏的席子,所以他断然予以拒绝。像宋濂这样辞却征聘的也并非绝无仅有,郑玉几乎与其经历完全一致。郑玉(1298—1358),字子美,号师山,徽州歙县人,至正十五年(1355)被征聘为翰林国史院待制,被其以身患疾病之理由而拒绝,实则是他对朝廷政治的极度失望。与宋濂不同的是,至正十八年(1358)朱明政权征召他出仕时也被其拒绝,最终自缢身亡。其实,还是戴良较为了解宋濂,他曾告诫自己的同门说:“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存道也。而其所以为道者,盖或施之于功业,或见之于文章,虽历千百载而不朽,垂数十世而弥存,若是而为寿可也。”1当宋濂绝意仕进后,显然同时也失去了行道的机会,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存道了,而若欲通过存道而不朽,除却撰写文章以垂不朽之外,实在已找不出第二条出路。

因此,宋濂归隐山中,尽管以道士自称,但其主要人生追求乃是通过著述以求生命之不朽。这从以下三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一是他不再以应用类文章作为写作的主体,而是突出思想的创造和人生的感悟,以之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像《浦阳人物记》《燕书》《龙门子凝道记》《诸子辩》等学术性著作,或为辟邪说,或为明道德,或为行教化,或为寓教训,而以言说自我真切体悟为旨归。其《龙门子凝道记题词》曰:“濂学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见其一割之用,颠毛种种而老将至矣。于是入小龙门山著书,曰《四符》、曰《八枢》、曰《十二微符言》、曰《合枢言》、曰《奥微言蕴》也。总二十有四篇,以按一岁之气号之,曰《凝道记》。用竹简正书,藏之石室。百世之下,庶几有好之者。呜呼,德泽弗加于时,欲垂空言以昭来世,古志士之深悲也。仰瞻宇宙,操觚兀坐者久之。”2该题记自属为“至正丁酉”,也就是至正十七年(1357)。身处乱世,他自知“德泽弗加于时”,只好“垂空言以昭来世”了。就其“用竹简正书,藏之石室”的书写、保存方式看,他的态度是极为认真的,他深信“百世之下,庶几有好之者”。尽管这不符合浙东派“明体适用”的一贯主张,感叹此乃“志士之深悲”,但从思想的创造和文章的写作上说,却是一个丰收的时期。其二是他已将自我生平遭遇与自我性情反复写入文章之中,以求传之于后世。他不仅写了自传体的《白牛生小传》,3还委托郑涛作《宋潜溪先生小传》、王袆作《宋太史传》。在元明之际,文人以寓言体写自传者颇不乏人,但在世时即令人作传记者却并不多见。同时,宋濂还为自己的师辈撰写记传类文章,如《说谥二首》《黄文献公祠堂碑》《渊颖先生碑》《元故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直方)行状》《金华黄先生(黄溍)行状》《故凝熙先生闻人公(梦吉)行状》等,这些文章不仅具有鲜明的浙东文化传统意识,而且其中对其本人的师生传承、师友来往多有记载,也很难说没有借名人以传后的打算。其三是反复编撰自己的《文集》并请名人师友撰写序言题记,以便传之后世。根据现存别集及书目所载,宋濂在元末共编有《浦阳人物记》《孝经新说》《礼记集注》《龙门子凝道记》《萝山杂言》《萝山吟稿》《潜溪集》《潜溪后集》《潜溪续集》《潜溪别集》《潜溪新集》等十余种,分别有徐礼、李濂、欧阳玄、郑涛、戴良、陈旅、王袆、郑涣、孔克仁、赵汸、张以宁、刘基、郑渊、杨维桢、郑泳、王晋、陈秉夷、陈纲、张兑、李耑、揭汯等二十余人的序记题跋,可以说在元明之际的文人中,结集之多、序跋之广,无出宋濂之右者,而且他还是一位没有官位的隐居文人,这其中除了其文章水平高超、师友推奖得力之外,宋濂本人的努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些序跋作者中,其同门好友王袆最能理解宋濂,他说:“其所推述,无非以明夫理,而未尝为无补之空言。苟即是以验其学术之如何,则知其能继乡邦之诸贤,而自立于不朽者远矣。”4从浙东派的角度,能够跻身于乡邦前贤之列;从自我生命的角度,能够立言以垂不朽。此二点的确是宋濂在元末的人生追求。正是基于此种立言以垂不朽的目的,因而那些有独特创造与个人体悟的文章创作便成为其人生的首选,遵从的正是他所说的“世之乱也,正文郁乎下,则学术显而经义章”。以前学界较少注意到,元末的宋濂与明初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这便是他特意在《浦阳人物记》列有“文学”一类,与后来《元史》的编撰体例颇不相同。在“文学”类中共列有于房、钱遹、何敏中、朱有闻、倪朴、方凤、黄景昌、柳贯、吴莱等九人,皆为诗文创作上有成就的文人,尤其是将方凤与吴莱这些隐逸文人列入其中,其标准显然是以文名之大小为取舍。最重要的是宋濂为“文学”类所撰序文,集中体现了该时期的文章观:

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文之立言简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精严莫如《仪礼》,又莫如《檀弓》,又莫如《书》,《书》之中又莫如《禹贡》,又莫如《顾命》;论议浩浩而不见其涯,又莫如《易》之《大传》;陈情托物莫如《诗》,《诗》之中反复吟咏又莫如《国风》;铺张王政又莫如二《雅》,推美盛德又莫如三《颂》;有开有合,有变有化,脉络之流通,首尾之相应,莫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如养气、好辨等章。呜呼!濂之所言者略尔,以其所言,推其所不言,尽可知矣。人能致力于斯,得之深者,固与天地相始终;得其浅者,亦能震荡翕张,与诸子较所长于一世。虽然,此特论为文之体然耳,若原其本,则未也。其本者何也?天地之间,至大至刚,而吾借之以生者,非气也耶?必能养之而后道明,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文雄而后追配乎圣经。不若是,不足谓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系道,不作焉可也。苟系于道,则万世在前不谓其久,吾不言焉,言则与之合也;万世在后,不谓其远,吾不言焉,言則与之合也。是故无小无大,无外无内,无古无今,非文不足以宣,非文不足以行,非文不足以传,其可以无本而致之哉!1

这是一段标准的讨论文章的文字,其思路与《文心雕龙》的《征圣》《宗经》篇之理路较为接近。全文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论为文之体”,作者认为均应以圣人之经书为楷模,举凡“立言简奇”“序事精严”“论议浩浩”“陈情托物”“铺张王政”“推美盛德”“有开有合,有变有化,脉络之贯通,首尾之相应”等章法技巧,均可在经书中找到学习之榜样,这犹如刘勰所言,“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均可于经书中寻得凡例,所谓“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2后半部分则是论为文之本,也就是讲养气与明道的关系,即所谓“必能养之而后道明,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文雄而后追配乎圣经”,也就是如何能够达到经书的水平与高度。很显然,缺乏对于文体的认知体验,便不能掌握为文的基本法则;而不养气明道,则不能达到“至文”的境界。如果说宋濂对其四十岁之前的文章有所懊悔的话,显然是他认为前此仅仅达到了第一个层次,自己尽管也能写出各体的诗文作品,甚至是受人夸赞的台阁之文,但如果依据对“道”的体认和养浩然之气的标准来衡量,又是多有欠缺的。那些文章也许可以与诸子“较所长于一世”,可若欲达到“与天地相始终”的高度,显然尚需再进一格。可是如果依据其入明之后的“大文观”标准来衡量此时的文论观念,则又落入了文人的行列,因为它未能达成化育天下、经国济世的至高理想。

在元末的战乱环境中,历史不仅为宋濂提供了对儒家之道的深刻体悟、自由表达的机遇,从而撰写出《燕书》《龙门子凝道记》那样具有思想高度的著作,同时也开阔了其思想的空间,增加了其人生的情趣,激励其表达自我思想情感的创作激情,而这些才是易代之际给予宋濂的真正收获。这些收获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立体开放的创作思维方式。宋濂隐居山林之后,尤其是将自我定位为道士的身份之后,可以说身心之束缚均得以解除,加之山水自然的陶冶、朋友交际的启发,从而形成其自由的创作心境,激发起充沛的创作激情。对此他曾有过形象的描绘:

或问龙门子曰:“子之志大矣,动以学圣人为事,所著之书, 珠鱼目,杂然而陈之,明者一览,如见其肺肝然,且将尤子矣,奈何?”龙门子曰:“予所著书,随所见笔之,而感概系之矣!初何恤人之尤己哉?亚圣如孟轲,而王充、冯休、司马光、李太伯、晁以道、黄次伋之流,或刺或删,或疑或非,或诋或评,绝不少恕。使孟轲尚在,群起操戈而逐之,不舂其喉弗止也。予何人哉?予所著书,随所见笔之,而感概系之矣,初何恤人之尤己哉?”1

此段话虽然是以寓言的形式出现的,但依然可以视为作者该时期创作心态的写照。其核心可以用一个字加以概括,那便是“真”,这包括了“随所见笔之”的叙写之真和“感慨系之”的情感之真。他之所以能够坚守真之原则而不顾他人讥评非议,是因为此刻他的创作目的乃是“有所自乐”,既然是对于自我的满足,当然不会顾及他人的褒贬评价了。他在此还举出亚圣孟轲作为榜样,说即使圣者如此尚招致如此多的后人攻讦,自己又何必在意“人之尤己”呢。有时宋濂在理论与创作之间存有一定的矛盾,从理性上说,宋濂始终以儒家圣人之徒自居,但在现实生活与文章写作上又多染指佛老。比如《诸子辩》里对庄子居然胆敢掊击狎侮孔子,“自古著书之士,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严厉指出:“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借口。遂至礼仪凌迟,彝伦 败,卒踣人之家国,不亦悲夫!”2似乎有与庄子势不两立的态势,但在《〈非非子悬解篇〉引》中却对庄子之泯灭是非的观念大加发挥:“吾本为白,而黑何加焉?吾本无黑,而白何形焉?是谓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无齐矣,有无齐而是非泯矣,是非泯而非非者绝矣,非非者绝则天与人凝而合矣。此之谓葆纯,此之谓熙神,此之谓物冥。”3宋濂的这番议论说不上有什么新意,但对庄子的理解则十分准确,而且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并且令这位学道的非非子大为赞叹:“子言良信也。”《非非子悬解篇》的作者是其同乡郑源,作者在为其作序时也许带有客套迎合的意思,但还是表现出他对庄子的认可与欣赏,由此体现了其开放性的创作思维特征。王袆在概括宋濂此时期之为文特点说:“景濓于天下之书无不读,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说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氏之学,尤所研究。用其义趣制为经论,绝类其语言,置诸其书中无辨也。青田刘君基谓其主圣经而奴百氏,驰骋之余,取老佛语以资嬉剧,譬犹饫梁肉而茹苦荼饮茗汁耳。”4依王袆的说法,宋濂的开阔胸襟源自于其“于天下书无所不读”的知识积累,而对于佛道的了解不仅深得其义理,而且“绝类其语言”,体现了其多样的文章体貌与行文笔法。正是抱着此种包容开放的创作心态,他在创作上往往议论纵横,挥洒自如,写出了性格鲜明、生气饱满的《秦士录》,声情并茂、情感深挚的《蒋季高哀辞》,忠贞正直、慷慨悲壮的《余左丞传》等。

其次是文体方面的创造性与多样性。从文章创作的数量上看,该时期并没有入明后总量庞大,但在文体选择上却有其独特之处,某些文类不仅在其前后各时期均未见到,有的体裁在文学史上亦属稀见。除了碑、铭、记、传、论、说、序、跋、书、赞等常见文体外,此时最突出的便是辩说、寓言及连珠的选择,5这不仅是宋濂的突出特点,也是元明易代之际浙东派文人的共同特点。在此仅以连珠体为例予以说明,宋濂此时有《演连珠》五十首的写作,其小序曰:“连珠者,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咸受诏作之。其后陆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铉、晏殊、宋庠又从而效之。然其为体,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有足取者。作演连珠五十首。”6《文心雕龙》将连珠归入“杂文”类,并论其体要曰:“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原来此种文体乃是文人在遭遇时代挫折时,表达自我思想的有效方式,其文体要求是既要寄托深远,又要文采斐然。做得不好,就会“欲穿明珠,多贯鱼目”;理想状态则是“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7宋濂选择连珠体进行自我思想情感的表达,十分贴合刘勰所指出的选擇原因,那就是在元明之际的乱世,以此来寄托幽愤,发愤表志,并展示自我之文采。故而他最为看重的是“假喻以达其旨”的表达方式,以及其“古诗讽兴之义”的创作目的。就其创作实际看,宋濂的《演连珠》主要由形象的比喻与精炼的格言以表达自我对人生社会的理解而构成其总体特征。比如:“盖闻志于贞节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于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乱其性。是以子陵乐富春之耕,干木辞于陵之聘。”前二句为凝练之格言,后二句为史实之佐证,其中又有自我情怀之寄托。又如:“盖闻翔蝇饱偃溷之腴,如甘芳饵;艾豭处汙衊之窟,若寝文茵。缘局气而不变,乃反物而独称。是以锢于陋习,苦良易置;同乎衰世,妍丑奚分?”1前二句为形象之比喻,后二句为喻意之揭示,表达的则是对末世美丑不分、是非颠倒的愤激之情。但宋濂《演连珠》之写作最重要的并非其水平之高低,而是文体之选择。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曰:

按晋傅玄曰:“连珠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亦尝受诏作之,蔡邕、张华又尝广焉。考之《文选》,止载陆士衡五十首,而曰《演连珠》,言演旧义以广之也。大抵连珠之文,穿贯事理,如珠在贯。其辞丽,其言约,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陈义以达其旨,有合古诗风兴之义。其体则四六对偶而有韵。自士衡后,作者盖鲜。洪武初,宋、王二阁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数。今各录十余篇,置于《外集》之首,以为嗜古君子之助,且亦著四六之所始云。”2

分析此段文字,吴讷显然是综合了刘勰、宋濂的论述并考察《文选》所引陆士衡作品,从而作出了文体特征的描述与规定。就其所论而言,基本大致不差,但却忽视了宋濂在元明之际的开创之功。他说“洪武初,宋、王二阁老有作”有二误:一是当时并非只有宋濂、王袆有作,浙东派的刘基也曾作有《拟连珠》六十八首,暂不论其水准如何,其受宋濂之影响殆无疑义;二是宋濂所作《演连珠》之时间并非洪武初年而是元代末年,因为该组作品收于其《潜溪后集》中,故而不可能是入明之作。王袆之《演连珠》作于明初则有明证,其每首皆以“臣闻”起句。王袆在元代未有任何功名,始终以布衣身份隐居,不可能有此称谓。3应该说是宋濂身处元末乱世,亟欲表达自我之愤懑见解,而又不愿失儒者温厚之襟怀,凭借自我之学养与现实之需求,选择了演连珠这种文体,开拓了自我表达的空间,而王袆、刘基均曾为宋濂文集撰写过序言,见其文而效之,也创作了自己的《演连珠》与《拟连珠》,从而形成了浙东派文人创作上的此一鲜明特色。至于吴讷所言宋、王二人之《演连珠》为明代“四六之始”,那就更是言不及义的揣度之辞了。

再次是诗学方面的收获。在诗学观念上,此时是其真正的成熟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答章秀才论诗书》,这是本时期宋濂留下的唯一一篇尺牍文章,也是他一生唯一的诗学专论,体现了其论诗的最高水平。作者从汉代五言诗谈起,一直到南宋末期。其中所述大多符合史实,评论切中要害。如论陶渊明:“独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虽出于太冲、景阳,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远韵,殆犹大羮充铏,不假盐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又如论李杜:“开元、天宝中,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时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雅》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这些认识与评价也许并非全系宋濂所发明,但显然是其真实之体验,而且他能够将这些认知统合在自己的论述框架内,并得出如下结论:

由此观之,诗之格力崇卑,固若随世而迁变,然谓其皆不相师,可乎?第所谓相师者,或有异焉。其上焉者师其意,辞固不似,而气象无不同;其下焉者师其辞,辞则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尝近也。然唯深于比兴者,乃能察知之尔。虽然,为诗当自名家,然后可传于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尚乌得谓之诗哉?是何者?诗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谓风、雅、颂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触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损也。1

由此可知,宋濂乃是真正懂诗之人,他既强调对传统的继承,熟读并充分了解古代著名诗人的诗歌体貌与精神气象,同时也要深知师其意不师其辞的道理。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诗歌“吟咏性情之具”的本质,无论是何种诗体,都是自我情感的抒发,因而必须保持其“因事感触而成”的比兴特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成为诗之“名家”而“传于不朽”。遵从此种诗歌理念,宋濂此时期创作出体裁多样、风格各异的丰富诗篇,既有传统的乐府诗,也有流行的竹枝词;既有表达自我人生感受的《杂体五十首》《拟古十五首》,也有尽情铺排抒写的《游湿川水西寺简叶八宣慰、刘七都事、章卞二元帅》那样的仿韩愈之作,更有注明“效白乐天体”的《义侠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宋濂此时受到杨维桢铁崖体的影响很大,许多诗作均呈现出与之相近的体貌,甚至包括颇为受人诟病的香奁体在内。体裁与体貌的多样性构成了宋濂元末诗歌的整体特点,而像《俚咏寄郑山长叔侄追述严陵别意》、《次黄侍讲赠陈性初诗韵》、《陶冠子折齿行同张衔先生赋》、《送高延东归延武义人予讲经金华时延为生故勉之以乡学之懿》、《出门辞未苏鹏赋》、《和刘伯温韵二十首》、《答戴学正》(十首)、《次刘经历韵》、《赠天随生还龙虎山》、《天麦毒行》、《秋夜与子充论文退而赋诗一首因简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八十韵)等,均为长篇歌行、排律或大型组诗。此类诗作不仅需要有深厚的诗学底蕴与才学功力,而且需要冥思苦想的构思过程与从容充足的创作时间保障,绝非近体绝句之类可以轻松速就的应酬之作,这是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够做到的。然而,宋濂又绝非仅能以理为诗、以学为诗的学者型诗人,在《萝山集》中,曾收入了许多诗思灵动、趣味盎然的作品。如《越歌—约杨推官同赋》:

劝郎莫食鉴湖鱼,劝郎莫弃别离衣。湖中鲤鱼好寄信,别时衣有万条丝。(其一)

不敢劝郎瓮头春,恐郎醉后忘侬恩。殷勤只酌湖上水,郎若怜侬甜似醇。(其五)

一日从郎百岁同,手持白石掷河中。石若转时侬心转,祝郎好去莫疑侬。(其六)

为郎有意辨罗裳,绣成花鸟好文章。黄昏含愁不敢剪,只恐分开双凤凰。(其十三)

秦望山头松百株,若耶溪里好黄鱼。黄鱼上得青松树,阿侬始是弃郎时。(其十四)2

本组诗透露出许多信息,其一是此乃典型的流行于元末诗坛的竹枝体,说明宋濂绝非隐居深山而不问世事的夫子,而是参与了此一上百人唱和的诗坛活动,是一位活跃的人物。其二是他与竹枝词唱和发起者杨维桢具有直接交往与亲密关系,“约杨推官同赋”的题注直接透露出此一信息,这从后来杨维桢为其文集两次作序和他为杨维桢撰写墓志铭来看,二人实非泛泛之交。其三是宋濂诗作本身也颇有韵味,尤其是深得竹枝词民间歌谣之真谛,不仅格调清新,形象生动,而且谐音双关,想象大胆,样样在行。更重要的是,宋濂的这些诗作情感纯正,清新自然,而没有元末诗歌香艳纤秾的弊端。当然,后来宋濂成为明王朝的开国重臣,则此类歌咏男女情爱的创作可能已经不太合乎身份。所幸作者在入明之后居然没有将其删去,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因为它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立体鲜活的宋濂。

从宋濂该时期的主导思想倾向与主要创作成就看,他应该达到了告诫梁建中的第二个层面,所谓:“搴英而咀华,溯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则而效之,其害教者辟而绝之,俟心与理涵,行与心一,然后笔之于书,无非以明道为务。”他的《诸子辩》《燕书》《龙门子凝道记》《演连珠》等著作,可以说均是“明道为务”。但他何以会对此仍“大悔之”呢,他本人解释说:“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大概说的就是其诗歌的写作、自由的创作思想以及多样的文章体貌吧,因为从宋濂后来的观念看这些作品,都显示了一种“杂”而不“纯”的弊端。宋濂有一首诗总结其前四种文集的特点,可以作为此种看法的证明:“为文本欲障颓波,一涉他歧便是魔。漫道有心关世教,支离言语不胜多。”1按照其初衷,治学撰文本来是为了“关世教”与“障颓波”的,而且自己也的确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令其无可奈何的是,文学审美的魅力导致其心“魔”难除,时常侧枝旁出,真情流露,写出诸多虽非言道却又漂亮可读的诗文篇章,故而感叹道:“支离言语不胜多!”这就像告诫梁建中一样,是对这位从学者的真诚忠告。

第四阶段是宋濂五十岁之后的悔后时期。在此之后,尽管宋濂的文学思想还曾有过一些波动与变化,但是从易代之际的研究角度可以统将其归之为入明之后的文学思想。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五十之后,不仅“大愧之”,而且“大恨之”,甚至要“焚却笔砚”,言下之意,他要力争进入文之最高境界:“措之于身心,见之于事业,秩然而不紊,灿然而可观者,即所谓文也。”发生如此转折,当然不仅仅是因其眼界的扩展与水平的提升,而是导源于其人生的巨大转折。就在至正十九年(1359)其五十岁时,朱元璋的军队攻占婺中,他随后被聘请至朱明政权中辅佐明太祖建立大明王朝。他曾拒绝征聘,也有戴良等好友的阻止劝诫,其中复杂过程不必细述,结论是明确的,即宋濂一定会出山入仕,与其所谓的“天生圣人”风云际会而建功立业。且看其在隐居之时的父子间对话:

龙门子道不行于时,乃退隐小龙门山中,谓其二子瓒、璲曰:“惟我宋氏,其先殷人,盖子姓也,与孔氏所同自出。……处士君尝谓予曰:‘吾幸逢六合真元之会,而弗克仕。不仕无义,古训也。尔濂尚体予之训,以行其志哉!志行,道亦行也。予窃谨识之。于是尽弃解诂文辞之习,而学为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为师,以颜渊、孟轲为友,以《易》《诗》《书》《春秋》为学,以经纶天下之为务,以千载之绝学为志,子贡、宰我而下,盖不论也。学之积年,而莫有用之者,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今之入山著书,夫岂得已哉!皋、夔、稷、契,不闻假书以自见,为得行其志也。予志之不行矣,尔其识之哉!予家自文通君以来,无获仕以行其志者矣,尔其识之哉!当求为用世之学,理乎内而勿务乎外,志于仁义而绝乎功利。虽然,文通君尝有遗训矣:富贵外物也,不可求也。天爵之赏,道德之富,当以终身可也。尔其识之哉!予之言止是而已。”2

此段文字不能因其寓言体的方式而质疑其真实性,父子间的对话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宋濂本有强烈的用世追求,无论从其家族传统的教育上,还是其生平为学的目的上,均是在为“用世”而作准备。由于元代的特殊政治环境与战乱兵燹,使之失去了用世机会,所以他才会抱着极大的遗憾而隐居著述。此种选择决定了其基本的人生价值观,即入仕以行其道为首选,著述则是其失意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同时也决定了其文章观,即进行政治运作、制礼作乐才是真正的“至文”,或者说圣人之文,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而已。由此可知,作于洪武元年的《赠梁建中序》既是他后期的大文观念的宣示,也是对其前半生文章观念演变过程的总结性表达。

宋濂入明后所拥有的此种观念到底对其创作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可能会有见仁见智的差异。有学者曾对宋濂元明两代之诗文予以全面对比,并做出高低优劣之评价,其曰:“以余观之,元之文骨劲而力足,明之文肉腴而气短;元之文烈士慷慨之鸣而灵性高张,明之文似谀臣颂歌之章而惶恐无状;元之文质刚而简略,明之文词丽而冗长;元之文以气韵胜,明之文以華采显;元之文主畅情抒怀,明之文专以明理说教;元之文为踵屈宋之遗响,明之文步班扬之敷张;元之文出于天籁,明之文工于矫饰。虽皆出自一人之手,而前后判若霄壤。孰优孰劣,固不待详而自谕。”3黄先生曾整理宋濂诗文全集,将《萝山集》之诗作补入全集之中而有功于学界,且其整理过程中必将细读文本而颇有真实体验,因此他的评价应有充分依据而决非臆测揣度之词。但将宋濂元明两代之创作完全对立起来亦稍显粗略,未能合乎宋濂之真实状况。“明体而致用”始终是宋濂的论文核心,纵或元末之部分诗文有所游离,可断不至完全相悖。即使进入朱明政权之后,其行道用世的宗旨依然贯穿其中,《游钟山记》的活泼自然,《阅江楼记》的婉而多讽,均体现出其为文之一贯笔法。像《平江汉颂》这样的典型台阁之文,前边气势盛大、义正辞严,而结尾突然笔调一转:“臣虽微贱,文字是职。对扬皇休,并献臣臆。三代以还,用仁兴国。皇宜尊行,永作民极。” 1在进入政治体制之后,他的确有很多忌讳,也写下诸多颂圣之文字,但倘若说他完全丧失儒者操守与理想,显然也并不符合宋濂的创作实际。需要指出的是,文章写作的优劣其实并非宋濂最为关注的重点,是否实现其入仕行道的理想才是其终极的关怀。

再次是其行道致用的“至文”理想也在现实中因遭遇种种困境而终归破灭。入明后最令宋濂尴尬并遭逢困境的是礼乐制度的建立。《明通鉴》卷四载:“(洪武十年八月)是月,谪国子司业宋濂安远县。先是,濂迁国子司业,会京师修文庙,爰命礼官儒臣厘正祀典。濂上《孔子庙堂议》曰:‘世之言礼者,皆取法孔子。不以古礼祀孔子,是亵礼也。……议上,上以舜、禹、汤、文不宜祀于国学,不悦,遂坐以不以时奏,谪知安远县。其后助教贝琼希旨,作《释典解》驳之。”3从表面看,双方的争议在于三皇与孔子是否能够并祀于国学,而实质上是到底谁拥有制礼作乐权力的重大问题。宋濂的《孔子庙堂议》本来不是专门针对明初国学祀典的制定而作,该文收于其《潜溪集》,文中又有“礼固非士庶人所敢议”4之语,显然是作于元末布衣身份之时,因而文中所言诸种弊端,诸如祭祀方位、神像材质、香草种类、火炬数量、配享人选、神像排序、使用音乐,以及献礼次数之多少等等,均存在错乱与弊端。所谓:“学校者,礼之所自出,犹河渎之宗瀛海也,犹山岳之祖昆仑也。今乃舛谬若是,则其他可知矣。”这些批评话语全系针对元代礼制混乱而发,本来是说给元朝当政者听的。对于元代礼乐制度的混乱无序,朱元璋本人也是深恶痛绝的,认为:“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极矣。”1因而他感叹元人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华风沦没,彝道倾颓”。2既然如此,宋濂的拨乱反正,纠正国学祭祀制度的混乱,理应得到朱元璋的支持才对。《明通鉴》的作者认为是宋濂文中认为“以舜、禹、汤、文不宜祀于国学”而 “不悦”,所以将其贬谪。根据是后来贝琼揣摩圣意而作《释典解》批评宋濂。贝琼所作《释典解》至今仍载之其别集,其中曰:“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于学也。……学之有庙,由孔子而建,则宜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而三皇不预也。”3其实,贝琼这些看法仅为揣度之词,属于过度诠释。《明通鉴》对宋濂遭贬原因还另有一种推测:

濂之被谪也,时翰林院应奉唐肃亦先后免官,未几谪戍濠梁。传闻上一日御奉天门外西鹰房,观外国所献海东青,敕儒臣应制赋诗。濂七步成,有“自古戒荒禽”语。上曰:“朕偶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当防微杜渐。”肃亦呈上一绝,有“词臣不敢忘规谏,却忆当年魏郑公”语。上不怿而起。4

这也是后世史学家的猜测之词,宋濂遭贬是否与此事有关并无明证。其实也许根本不用如此迂绕,其遭贬原因就是“不以时奏”。所谓“不以时奏”,就是没有及早将其文章与见解呈报皇上以供御览。也许宋濂的看法朱元璋都同意,但议礼的程序与权力却必须讲究。如果“礼乐征伐”不出自天子,岂非有僭越之罪?但事实上宋濂在此事上的确有些冤枉。据《明史》载:“明初之议礼也,宋濂方家居,诸仪率多陶安裁定。大祀专用安议,其余参汇诸说,从其所长。”5此刻宋濂正在家乡养病,未能参与朝廷的议礼之举。至洪武三年,《大明集礼》修成,其负责人为李善长。《明史》“礼志”记载:“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章、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又屡敕礼臣李善长、傅 、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等编集而成。且诏郡县举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腾公琰至京,同修礼书。”6此次宋濂倒是参与了礼乐书的修撰,但介入程度应该不深。一是他正全力主持《元史》的撰修,难以分心他移;二是他并非总裁,不负有主要责任,据考此次撰修礼书,礼制专家徐一夔出力最多;三是《大明集礼》带有文献汇集性质,真正落实于现实体制中的内容比较有限。如此一来,宋濂很难将其《孔子庙堂议》的见解明确提出以供讨论。洪武三年十二月,宋濂被擢为国子司业,直接负责国子监的相关事务,其中当然包括祭祀孔子仪式的内容,此刻当他看到国子监依然在沿袭元代的祭祀内容与程序时,自然想到了自己元末所写的那篇《孔子庙堂议》,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改正建议。然而,朱元璋却并未理解宋濂的苦衷,在他看來,宋濂自至正十九年被征聘至朝中,已经十有余年,大明立朝也已逾四年,孔子祭祀之礼如此重要,何以不及时奏闻,于是便对其略加惩戒。将其贬为安远知县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小示儆诫而已,洪武四年八月遭贬,十一月即被召还,如此之短的时间间隔,宋濂是否能够行至安远任上都需存疑。更意味深长的是,宋濂被召还后的任命居然是礼部主事,而且其《孔子庙堂议》的诸多建议大都被朝廷所采纳。所有这一切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宋濂抱着一腔热情投奔朱元璋以实现其“行道致用”的远大理想,并认为朱元璋是虚心纳谏的明君,自己能够与其一起再造一个君臣风云际会的盛世,可是,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失望了。因为“行道”的权力与对“道”之内涵的解释均须由当今圣上决定,他的“至文”理想必须通过朝廷来实现,并由朝廷来决定。在中国古代道与势的角力中,道始终幻想着借势而行,而结果恰恰是势扭曲了道之内涵与性质。当宋濂面对这一被扭曲之“道”时,他早已无法抽身,因为稍有不慎,轻则贬谪而重则灭族,于是只好小心翼翼地侍奉这位生性多疑而又雄才大略的皇上。可最终的结果是,不仅自己身死贬谪途中,其为之奋斗一生的经天纬地的“至文”理想也终归化为泡影。如果细分宋濂五十岁之后的文学思想,其实还可有立朝之前十年与入明之后十三年的差异。入明之前,朱元璋对其依然有尊重的态度,则其无论是创作还是观念,均能保留一定程度的自有与独立。入明之后,随着朝廷政策的日益严酷,其人格心态便逐渐流于谨小慎微与忧谗畏讥,则其文学观念自然也就趋于宣扬官方的教化与实用,甚至写出一些言不由衷的文字。

宋濂在元明易代之际的确典型地代表了浙东派的历史际遇。这种代表性不仅体现在其“通经致用”的主导文学思想上,同时也体现在其文学思想的演变模式上,甚至体现在其人生价值的追求上。且看他所记载的其弟子郑仲涵之经历:

仲涵初年学举子业,把笔为文,春葩满林,色泽明鲜,而生意津津敷畅。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践场屋,皆不合有司绳尺。仲涵叹曰:“吾恶用是为哉?”乃弃去。益潜心秦汉以来诸文章大家,无所不窥,亦无所不辨。畜之既深,发之亦盛,商敦周彝,借以五采五就,陈列天禄、石渠间,人见之者双目皆运眩。仲涵复叹曰:“吾恶用是为哉?”又弃去。取圣人之经而温之,穷其道德性命之秘,质于濂、洛、关、闽之说,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复叹曰:“车成矣,轮辕美矣,不行,何以涉于远道乎?”益思明体而适诸用。1

鄭仲渊也是一位跨越元明两代的文人,也经历了学文的三个阶段——始于举子业而不中,继而攻习古文而有得,然后弃文而宗经明道,最终明白了“明体而适诸用”的至文追求。与宋濂所不同的是,他因病逝而没有入明朝为官,缺失了宋濂人生的第四个阶段。不知道这是其人生的不幸还是人生的有幸,因为他未曾入仕,故而未能实现其明道适用的为文理想;也正因其未曾入仕,免去了其师宋濂的诸多屈辱与悲凉。再看浙东派其他重要代表人物的情状。王袆(1321—1374),字子充,金华义乌人,与宋濂同学于柳贯、黄溍之门。宋濂论其文凡有三变,幼时为文“幅程广而运化弘,光焰奕奕起诸公间”,已经有良好的基础;至三十岁后,其为文“波浪涌而鱼龙张,风霆流而雨雹集,五采竞明而十日并照”,已经被同辈视为不可企及;四十岁后,“沉酣于古而密体于方今,凡天人之理,性命之奥,皆肆其玄览而养厥灵淳,其学遂底于成”,其为文“浑然天成而条理弗爽”。2王袆之文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而趋于成熟,入明后与宋濂同任《元史》总裁官,洪武五年出使云南而遇害。苏伯衡(生卒年不详),金华人,元明之际浙东派重要作家,元末未曾入仕。宋濂序其文集曰:“少精敏绝伦,诵说不劳而习,中岁大肆力于文辞,精博而不粗涩,敷腴而不苛缛,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3刘基则评其文曰:“辞达而义粹,识不凡而意不诡,盖明于理而昌于气者也。”4观其为文经历,亦为由古文写作而进至经世之文的共同经历。宋濂自翰林承旨致仕时,推荐接替者的首选人物便是苏伯衡,可见他对其道德文章的认可。遗憾的是,像宋濂一样,尽管苏伯衡入明后低调做人,小心翼翼,依然在洪武年间坐表笺误而下狱论死。洪武初侥幸躲过文臣劫难的是胡翰。胡翰(1307—1381),字仲子,号长山,金华人。元末曾游大都,但未能遇到仕进机会。入明后被征聘参与撰修《元史》,书成后因年老而被赐金帛遣归,于洪武十四年(1381)卒于金华家中,可谓少有之善终者。宋濂论其为文经历曰:“自其少时,诵数十万言,在诸生中已惊动其乡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长而壮,奇迈卓越,务师古人,出言简奥不烦而动中绳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在此之后,“行益修,德愈劭,而文愈雄”。有如此才学却并不贪恋官位,的确是位高人,宋濂称赞说:“会修《元史》,复荐入史馆,史成赐金帛遣归。或谓先生未展其所学,而先生澹如也。”1这几位浙东儒者,一样地从学柳贯、黄溍、吴莱等乡中前辈,一样地不遇于元末,一样地隐居著书作文,一样地经历了由举子业到古文写作再到圣贤致用之文的为学过程,一样地入明后被征聘入朝做官,尤其凑巧的是,又一样地同入史馆撰修《元史》。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元明之际这一文人群体的人格、心态、学养、观念、才情及人生际遇的相近。而宋濂文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发展阶段,则是他们的最佳代表。其演变轨迹则是,在元末怀抱经世理想而辗转于朝廷与草野之间郁郁不得志,经由易代之际的战乱而渴望风云际会成就大业,入明后由大展宏图的喜悦而最终以悲凉的心态而结束其人生。其文学观念则由“明道适用”构成核心内涵,他们通过科举之文、秦汉古文及明道之文的不同方式,希望达成其制礼作乐、经理天下的理想。他们元末未能找到以文行道的机遇,在易代之际则希望在新兴王朝中通过君臣遇合而实现其理想。入明后,他们的确扮演了制礼作乐的重要角色,但大明王朝并未能给他们提供合适的作文环境,于是不得不抱着各自的遗憾与悲凉走完人生的旅途。

Abstract: “Farewell Message for LIANG Jian-zhong” is a concise summary of SONG Lians own essay writing experience,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wo ways. One is the overview of the three types of articles. It is a superior text that is “written in the mind and body, seen in the cause, order without panic, worth appreciating with the flowery rhetoric”. The second type is the article of clarifying the truth with the “studying with ease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literature, getting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writings of scholar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reading, tracing the origin and exploring the source, imitating the reasonable men and staying away from the unruly”. The third type is the rhetorical text of “laying out the brocade in front of the courtyard and putting the jeweled shells in the path”. This is apparently the different criteria by which SONG Lian measures the highs and lows of the articles. Second, he recalled his own learning of literature. He said his writing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since his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he always used the ancient rhetoric to do things”. During the second stage, “when he was in his thirtieth, he suddenly felt the difference of the heart and regret a little”. In the third stage, “when he was nearly forty, he always repent greatly”. During the fourth stage, “when he was after fifty, what he did not repent cause his to be ashamed and what he was not ashamed led him to hate greatly”. According to SONGs own summary, his experience of writing essays was a process of self-improvement, but if we use this as a clue to examine his experience, we can see that his literary ideas are diverse, rich and complex at the time of the chang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literary idea also represen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Zhe Dong School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Key words: concerning reality and applying, the literature of clarifying truth, the literature of rhetoric, literary thought, the Zhe Do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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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郭庆财博士《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