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不应随时代

李涵

中国画与西画最基本的区别，便在于主观化的笔墨体系与笔墨的独立审美，以黑白为表现手法的中国画，承接着中华传统文化中阴阳交融之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遂成笔墨迹象，笔墨不仅是一种造型手段，同时也是画家自在内心与人格力量的再现。

“笔墨当随时代”可谓现当代艺术创作最受欢迎的用语，借此涌出了一大批标新立异的“新艺术”。而需思考的是，笔墨真的“应当”随时代吗？

石涛题画原文首句确是“笔墨当随时代”，而通读全文便能明显感受到，石涛本意是笔墨不应随时代。“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

题画原意是笔墨若随时代，便会同诗文一般逐渐败落，像白开水反复煮，不似从前之好。对于传统中国画来说，“笔”是基本常识，笔与墨作为中国画的左膀右臂，是中国画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重要标识，是独一无二的造型艺术，更是中国画不可逾越的底线。

再者说，石涛认为不同朝代的笔墨各不相同，此乃宏观意义上的笔墨，不少人却断章取义地将其言论套用于个人创作的微观笔墨中服务于自己的观点，堂而皇之地批判中国画家“墨守陈规”，以此标榜自己的与时俱进，的的确确是对石涛的误读了。

“借古以开今”是石涛的一贯主张，曾言：“老友索画奇山奇水，余何敢异乎古人？”讲究笔墨的石涛始终以谦虚的姿态尊重传统。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赞誉石涛：“横涂竖抹要自笔在法中，未能一笔逾于法外。”而反观现今自詡“大师”者，将笔墨视作游戏，不论笔墨之道信手胡造却以高位自居，大喊创新发展、贴合时代而全然不顾继承传统。

现代水墨在媒材与形式上大搞创新，但随波逐流、一味追求外在的虚安是意识形态的浅薄与无知。许多画家无法静心钻研，受功利的市场与浮躁的观念所影响，“师古人之迹，不师古人之心”“举笔只求花样”者比比皆是。不注重笔墨的传承，失去用笔的根本，便缺少了中国绘画的根基，缺“笔”的画不仅“油”且“俗”，真真是失去了艺术的蓬勃生机。

骨子里是鲜活、极具生命力的中国画，在高举“笔墨当随时代”大旗的挥舞下，深远的笔墨意蕴恐不复存在——西方素描成为国民绘画教学基础，诗书画印解构脱离，现代水墨、实验水墨蜂拥而至……中国画在“随时代”的进程中悄无声息地随掉了中国精神。

时代是什么？每个时代的笔墨、形态之所以不同，说到底是心性不同，笔墨的境界始终只有高低之变，并不存在时间先后之说。“艺同于道，道不乖时”，时代的变迁不能为艺术掌舵，艺术是无国界、超时空的存在。“论画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当我们探讨笔墨与时代的关系，最不该忽视的便是本质问题，古今的时空观绝非决定境界高深与否之所在，艺术与时间没有必然联系。

黄宾虹说得好：“画有民族性，而无时代性;虽有时代改变外貌，而精神不移……”此中不移的精神绝非时代精神，而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真正有创新的艺术家都是向古人学习，汲取传统的营养，从而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古溯源。

现在很多人想革新中国画，更有甚者直接抛弃了笔墨。实际上，丢了笔墨的确不影响艺术的本真存在，却也绝不是中国画之所在，对于中国画的继承发展自是毫无意义可言。陆俨少所谓画家“十分功夫”作“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没有笔的画作徒有形与色之躯壳，有发肤而无气息，如尸般死寂。

国画要论造型与色彩，着实比不过大众审美里西画的写实与鲜艳，但若是画韵之谈，怕是再难寻得此番“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笔墨赋予了画质量与气象，画家一旦深人研究和习练古时艺术的笔墨表达，便可以“穿越”回某个朝代，愈发深刻、透彻地理解那个时代下宏观笔墨的意趣与艺术精神。

且由于中国画自带“门槛”的特性，多数艺术修养不够的人要么避而远之，要么满口胡诌。国画作品既没笔也没墨，不是落墨处焦黑一片，就是行笔处软弱无骨，画不进去也看不进去。所幸仍有力挽狂澜者，坚守老祖宗的方法传道授业解惑，摒除西方造型对中国画根基的动摇，要求学生读书、写字，施以通才教育。在底子浸润“中国味”的基础之上，艺术创作才得以自由找寻“气”的出口，继而施以巧技与奇思。

回归本真，艺术是博大而兼具美育功能的，现代艺术在审美肤浅化趋势下如何摆正姿态，借古人之笔法不离师承，路漫漫且修远矣。但毋庸置疑，以对传统笔墨的继承和对现实的反思感悟，将笔墨精神的延续视为己任，不断塑造和完善个人艺术图式，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无惧时代的洪流激荡，中国画的中国魂便能历久弥坚。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