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2020-07-20 00:34李建臣
新阅读 2020年5期

李建臣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地理环境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等诸多有趣的问题入手,来更清晰地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这对我们伟大民族的文明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追溯文化之源须从地理环境说起

2亿年前,青藏高原还是一片辽阔海洋,叫特提斯海。后来随着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发生碰撞,交界处的特提斯海不断被抬升,最终形成一个面积达到250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范围包括西藏全部、青海、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以及周边一些国家。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珠穆朗玛峰8844.43米,成为“世界屋脊”。

受碰撞波及的还有蒙古高原。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南起阴山山脉、北至萨彦岭,范围涵盖蒙古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部分地区,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

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就像两道高高厚厚的围墙,从西、北两个方向,把东亚与中亚、南亚次大陆、欧洲都隔离开来。加上东部和南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洋,所以东亚被围成一个封闭伊甸园。

说完全与世隔绝也不准确。因为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还有一道缝隙,长1000多公里,宽数公里至百多公里,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500米,属冲积绿洲。因位于黄河以西,故名河西走廊。数万年来河西走廊就像一条脐带,连接内地与外域往来。若把内地比作一个茶壶,河西走廊就像茶壶的嘴。

那么中国人起源于哪里?远古时期地球上许多地方都出现过直立人生活痕迹。但后来直立人大多灭绝了,只有一种直立人演化为智人,最后成了现代人。智人大致存在于距今25万年至1万年。

为什么说只有一种直立人演化成现代人?因为不同物种之间无法繁衍,或者繁衍出的后代没有生育能力,而地球上所有人种都可以通婚。所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只能有一个祖先。这个祖先发源于哪里?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人类起源与性选择》书中说,人类起源于非洲。达尔文当时并没能提供充分证据。但是后来许多考古科研成果支持达尔文观点,并且描绘了人类走出非洲时间表路线图。其中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智人大约在4万至6万年前来到中国。

从哪个路径过来?河西走廊肯定是一条重要通道。特别是近一两万年,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河西走廊气候宜人生态繁茂,又最便捷。考古成果显示,中国古人类遗迹虽遍及东南西北,但最早文明火花却闪现在河西走廊附近。比如位于甘肃天水的大地湾文化,存在于距今6万年至4800年前,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农业、建筑、制陶、绘画、青铜器、文字及宗教等诸多方面,均是中华文化先导。

伏羲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三皇之首。他教民渔猎、驯养家畜;变革婚俗,改变群婚状态;创造文字,取代结绳记事;发明乐器,带来音乐;悟阴阳演八卦,开启民族智慧;开创社会治理,创立龙图腾。文献记载,伏羲故里即为甘肃天水大地湾。

中华文明早期的文化特色及影响

中国最早的陶器,即出土于大地湾遗址。在大地湾附近马家窑出土的彩陶,是世界彩陶史上奇观,不仅器型丰富多姿,而且图案极富变化绚丽多彩,达到彩陶艺术顶峰。以毛笔作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作为造型手段,以黑白作为主基调,奠定了中国画基础。彩陶不仅是中国传统绘画之源,也是中华文化艺术之根。

再如文字。现存甲骨文4500多个,金文3700多个,表明汉字在商代即已成熟。《尚书》载西周初年,周公对商朝遗老遗少做拆迁动员时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意思是说,你们都应该知道,你们的先人推翻夏朝之后,也是这样做的。这个事情在书中都有记载。可见汉字在商代就已载于典册。但是汉字在夏商之前起源情况如何?在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发现许多符号,有的像水纹,有的像植物,还有直线和曲线相交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符号,有些居然与后来其他遗址出土的符号一致,为研究汉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

青铜器是人类走出史前文明标志之一。人类1万年前就认识铜,但纯铜质软,无法用来制作工具。而青铜作为铜与锡合金,坚硬耐用,可用来制造各种工具器皿,属“高科技”。现存最古老青铜器已经9000多岁,出土于土耳其。两河流域有6000岁青铜刀。我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瑞典专家发掘于马家窑的一件5000岁的青铜刀,比我国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早千年以上。根据各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点,学界描绘了一个青铜器制造技术传播路线图,即从西亚传向世界各地,传入我国则通过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也是青铜之路。千万年来许多文明成果通过这里传入内地。远有周穆王行9万里见西王母传说,近有唐僧取经神话;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先进冶炼技术;苏祗婆带来西域乐器和五旦七调,奠定了隋后中华民族音乐体系,对唐诗、宋词、元曲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人聪明智慧有时体现在善于学习,对学来的东西有能力做得更好。除了彩陶,青铜技艺也无与伦比。

中华文明的王权至上模式与儒释道三教

人与动物本质差别在于社会性。人类脱胎于原始部落,最原始的管理方式以血缘为基础。随着不同部落交往频度增大、范围扩大,如何确立不同家族、部落、个人之间关系成为首要问题。人类在经历漫长的残暴、野蛮、愚昧的交往方式后,逐渐形成了可以平衡秩序的社会组织形态。不同地区、环境、生产方式乃至气候,都对社会组织形态的形成和运行产生深刻影响。社会管理是一种公共契约,核心是如何行使公权。公权不仅是维护社会运行秩序的压舱石,也是社会文化的形成基础。人类文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公权与血缘分离。

在处理公权问题上,欧洲、中亚西亚、东亚形成了三种不同模式。前两种模式我们暂且不表,只聊聊中华文明的王权至上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结果,环境封闭是原因之一。适应环境是生存前提。宏观看整个华夏与外界隔绝;微观看全国七大水系116座山脉,山川纵横,又把这个大茶壶分割成无数小茶壶。直到今天还有个别地方,一个县就有好几种方言,彼此语言不通。自然经济形态也是因素之一。重农抑商禁止流动,把民力都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方式数千年不变,靠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家族宗族管理,族长即大家长。在文化土壤方面,王權与愚民孪生共存,互为因果。在社会管理方面,先秦世卿世禄;从秦到隋八百年除了世袭,又增加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等制度,本质上亦与血缘密切相关;唐后科举,则是通过文化控制来维护家天下稳定。所以李世民在看到考生鱼贯而入时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人性有善恶。行善需要自我克制、自我超越,是有难度的;而恶没有底线。权力没有约束必然带来罪恶和灾难,这是人类共识、常识。单单批评掌权者不高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权力背后是利益。逐利是人性使然,约束权力则考验着人类理性和智慧。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江并流,实际三者形式不同本质相通。用梁武帝的话说,三教同源。

先从儒说起。西周时称没落文人为儒,因其弱势而略带蔑视。孔子从未自称儒,墨子在批评这一学派时称之为儒。孔子一生述而不作,整理提炼前人思想成果、形成自己主张然后传播。因孔子在世没有著作,死后孔门又分裂成八个学派,所以后人对其思想言论整理而成的儒学,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形成的。

孔子最早提出约束王权,但他是以道德为手段对君王规劝,希望通过教化或教养来约束政治权力、规范政治行为。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都应该遵从礼与仁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观点在弱肉强食、群雄争霸年代显然有点迂腐软弱,不能立竿见影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尽管孔子倡导一生,并用十多年时间周游十多个国家,送货上门,可还是没人买账。到了孟子说得更直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董仲舒审时度势,在汉武亟须确立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时,对儒学进行改造,推出2.0版。他把孔子的君臣观改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孟子的君民论改成“天子受命于天,天下人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得到汉武首肯,当即定为官学,并罢黜百家。至此,孔子的大同、天下为公变成了董仲舒的大一统。所以我想孔家后人对此肯定很纠结:从物质层面看,应感谢董仲舒点石成金、拍到了皇权痒处,让孔家世代享受荣华富贵;从精神层面看,则为孔子思想被歪曲、始终背锅而委屈。

把最有思想价值的典籍称为经,先秦已有之,汉后则特指儒。随着儒学走上神坛,研究、注解儒学典籍的学问便成为经学。两汉经学虽有今文经、古文经等不同流派,尽管有谶纬神化、注疏训诂等不同方向,且内部纷争不断,但总体上为维护皇家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帝王政治的思想承担者,也奠定了中华文化基本心理、范式和走向,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色调、背景色。

汉末以降朝纲不举礼崩乐坏,儒学独尊的光环逐渐黯淡,随之道家佛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从某种意义看,这也是中华民族百家争鸣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道家思想源远流长,与原始巫术相关联,几乎伴随中华文明从原点一路走来。西周末社会动荡,王室走向衰弱,以往由王室垄断的思想文化流落民间,出现了诸子百家。200年后,庄子继承发展了道家思想,进一步阐述“无为”,提出“天人合一”,使道家思想具有了永恒魅力,成为中华思想文化一个重要底色。

中国历代帝王有个通病,就是在享尽人间荣华之后,希望长生不老。于是让全天下人都高呼万岁,好像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了,他就能活一万年。而道家就从长生不老这个命题入手,找到了生存发展空间。他们首先创造出一个神仙世界,再提出可以通过修道炼丹实现长生不老。在为帝王服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帮民众解除疾苦,并与原始中医结合形成道医,使道家影响遍及全社会。

西汉前期道家曾为朝廷推崇。李商隐作诗说汉文帝“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武独尊儒术后,道家则游走民间。汉末天下大乱儒学式微,人们失去精神家园,道家思想便卷土重来迅速升温,在实践层面产生了道教,在思想层面则表现为玄学成为官学。

东汉中后期,徐州人张道陵号称张良八世孙,先在江西龙虎山修炼,后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了道教,又称五斗米教、正一道、天师道,书24篇,尊黄帝为始祖、老子为道祖,炼丹修道并救护众生,规模日益壮大。天师道世袭,天师职位子孙相传。到第四代时,总部迁回江西龙虎山并一直延续下来,传至63代天师张恩薄去了台湾。

玄学由黄老演变而来,是道家學说另一种表现形式。玄学家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思想格局,以无为思想和思辨思维,对《论语》等儒家经典做了重释,对儒家礼法、名教、人道等观念做了改造,对两汉经学做了重构,建立了“以无为本”理论体系,力图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把儒道两家调和到一起,客观上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发展。

隋唐时道教备受重视。隋文帝开国年号“开皇”即借用道教名词。唐朝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四书为经,至开元首推《道藏》七千三百卷。

佛教与道家不同,是舶来品,汉时即传入,但不具备传播条件。汉末社会崩溃,给各种非主流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机会。至南北朝,佛教已风行南北。在中国佛教史上,至少有这样几个里程碑:一是鸠摩罗什翻译佛经,二是梁武帝改造佛教,三是禅宗推动佛教普及。

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印度混血天资超凡,年轻时佛学成就既名震天下。前秦皇帝苻坚派大将吕光不远万里征西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鸠摩罗什请到西安。不料在吕光回程途前秦已灭亡,天下大乱。吕光只好就地止步,在武威割据称帝,史称后凉。鸠摩罗什则滞留武威传经说法。17年后,后秦灭掉后凉,又把鸠摩罗什迎请至西安,以国师礼待之。于是鸠摩罗什组织三千多位弟子花十多年时间,译经98部425卷,不仅对佛学典籍做了系统、准确翻译,而且纠正了以往许多谬误,对传播佛学发挥了巨大作用。北朝除迎请鸠摩罗什,还开凿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工程浩大。

南朝佞佛也不逊色。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南朝寺院远不止于此。《南史》载,梁武帝时仅首都南京就有“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梁武帝不仅撰《涅萃》《大品》等佛学著作数百卷,还制定了许多戒规,对佛教进行改造,如素食禁酒、过午不食、苦行严律、不近女色、祭祀时以面点果蔬替代牲畜等。

中国禅宗始于达摩盛于六祖,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思是说佛性人之固有,并非自外传入;不管你识不识字,只要悟到本性便可成佛。这就化繁为简,为扩大僧众层次和范围扫清道路。到马祖时,传教方式又有重大变化,改变了独处隐修、游化为务的传统方式,僧众数量大大增加,集体生活共同修道。马祖法嗣百丈禅师则参照大小乘戒律,结合实际制定了修行生活仪轨《禅门规式》。“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即指两位禅师不仅在传教方式上做出重大创新,而且为佛门确立了行业标准,具有划时代意义。

总体看儒释道三家在各自所处时代,对于推动社会文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那个野蛮杀伐时代提出“礼”与“仁”,不仅奉劝君王为政以德,实行仁政礼治,而且突破了“礼不下庶人”传统,颇具人本主义色彩。道家“天人合一”“有德者居之,了无德者失之”也是在规劝掌权者做事不要太离谱,否则会天怒人怨;“无为”有助于促进生产休养生息;思辨性思维则启迪民族智慧。释家目光向内,不仅具有哲学意义,解决人的灵魂归宿问题,也体现了对生命、特别是对人的尊重。

宋代理学的勃兴

思想入世即文化、出世为宗教。从这个角度看,道教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残疾的宗教;佛教则从自食其力那天起,便与母体说拜拜、走向了世俗。这种结果既是被迫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数千年皇权文化从来都是硬道理、高压线,不讲理性和逻辑。所以儒释道三家经过千年摸索,终于在宋代找到了和平共处交织共融、共同服务皇权政治的形式,即合流于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内圣外王思想理论体系——理学。

人们一般基于两种关系做出判断,事实或价值。前者遵循逻辑,后者着眼利益。理学便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追求理性的重要尝试。宋代理学至少包括以下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以理性方式对传统儒学进行重释及重构,在重构过程中充分吸纳了佛道思想精华和思维方法。通过构筑抽象化、逻辑化、系统化和真理化思想体系,使儒学由谶纬训诂转向义理性理之学。传统文化原不重理性,秦后就更缺失。而理论者,当然应以理性为基础。既不讲逻辑又不许质疑,怎么能有资格称为理论呢。

二是以探究义理为宗,认为万物各有其理,理一分殊万理归一;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本源,也是社会生活最高准则。以“天理”“天道”取代“天命”,形成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理念,是中国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又一次飞越。

三是思维形式注重逻辑,不同认识可以展开辩论。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激辩。陆主張尊德性立乎其大,朱强调道问学格物穷理;朱指陆因袭禅宗,陆说朱见道不明。双方唇枪舌剑三日未果,颇有稷下之风。六年后陆九渊造访朱熹,并应邀在白鹿洞书院做一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座。朱熹不仅亲自听讲整理成册,定为朱门必读,并且刻在碑上以示尊敬,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段佳话。

宋代理学勃兴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赵宋基本国策重文抑武,重用知识分子治理天下。赵匡胤立下文人不犯死罪祖训,到了仁宗则实行天下共治。什么叫知识分子?不光有知识,还要明是非、讲气节、有风骨,崇尚理性,以客观道理为原则。我们常看到有的人学富五车,但没有人格人品,见风使舵唯利是图,像奥楚涅洛夫。这样人就不是知识分子,顶多叫知道分子。宋代就出现了大量知识分子,皇帝投降后过来劝降都不降,以身殉道。

二是当时天下三分,宋王朝重视道统名分,需要在思想领域打造自己文化正统、传统文化衣钵传人形象。而儒学既是主流价值观标志,又有强烈入世功能;佛道则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提供营养。所以便上下一起使劲,着力打造新儒学,奉上神坛。

三是书院教育方式兴起。书院原指朝廷藏书之所,北宋始现民间,具有藏书、修书、刊印、讲习、交流、科考辅导多种功能。官绅襄办自主研习,宽松开放思想激荡,对于传播文化启迪民智发挥了重要作用。故真正价值之产生,只能野生不能圈养。

元、明、清的文化特色

元朝文化以多元混搭为特色。道教全真派祖师丘处机因向成吉思汗进言少杀人,受到尊重拜为国师,掌天下道教并敕建白云观。三十年后忽必烈在六盘山接受八思巴灌顶,皈依了藏传佛教,拜八思巴为国师,统天下释教。接着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陆续进入京城,受到忽必烈欢迎。但蒙元始终歧视汉人,汉文化的比武场——科考迟迟没有开设。传统文人进入上层的正常通道被关闭,便转而面向市场,走近井市百姓,开创了元曲这种通俗易懂老少咸宜艺术形式。元朝中后期捡起儒学恢复科考,但依旧歧视汉人,考题和录取方式都单列,埋下民族矛盾的种子。

明朝汉文化反弹,儒释道并举。朱元璋登基伊始便大封天下城隍,在全国建了上万座城隍庙和土地庙;朱棣自诩真武大帝化身,重修《道藏》;嘉靖以奉道为首务,宠信道士,热衷炼丹,二十年不上朝,甚至引发宫变,差点遭宫女暗杀,成为千古奇闻。

有鉴于元朝崇奉藏传佛教,明朝便转而支持汉传佛教。特别是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所以大家对佛教都另眼相看,洪武元年即设立机构,规范佛教发展。朱棣征调十万劳力、历时十九年建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大报恩寺,塔高78.2米,通体琉璃,置长明灯146盏,成为当时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朱棣还专门派人入藏请宗喀巴。宗喀巴遣弟子释迦智来京,被朱棣拜为国师。

明朝空前重视科举,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并颁布《科举成式》,搞个法规。实际上一部科举衍进史,就是思想文化限制史。北宋王安石废诗赋取经义,将科举内容缩小到儒家经典;南宋进一步限制经义形式;明朝不仅定型八股,并进而摧残学子人格尊严。考试内容除四书五经,又增加朱元璋《御制大诰》,确立皇权绝对至上、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在实践上,明朝还废除运行1600年的丞相制度,建立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等各种特务组织,直接对皇帝负责,越过司法机构直接完成巡查、侦缉、审判、执行全程。

在上层争斗同时,民间文化蓬勃兴起。《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临川四梦”等大批著作雨后春笋般问世。在思想领域则产生了众多思想家和大量开创性成果,使中华思想文化呈现新高峰。如阳明心学以心为本知行合一影响深远;黄宗羲指出君主之法乃一家之私法,提出让学校独立于政府等系列主张,其启蒙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特别是随着西学东渐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华夏文明与欧洲文艺复兴人本主义遥相呼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迈向近代。

清朝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航向。不仅对汉人“留发不留头”,而且对传统文化全面阉割,文字狱几乎贯穿清朝始终。皇权之外又增加了民族隔阂。英国诞生工业革命后首先来中国谈商贸,被中华民族的主宰、清朝唯一权力人乾隆一口回绝。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清廷共销毁各类典籍3000余种、6万余卷、15万册、起始万部;删改处不留痕迹无法计数。大量孤本善本秘本禁毁本永远消失,包括对明代皇家档案全面销毁。这种茶壶心态鸵鸟政策彻底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完全自绝于现代文明历史潮流。如果说封建制度的结束标志着家天下走到了尽头,那么它的本质原因则在于封闭性被打破,世界文化交流的空间藩篱在清除。

结语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迈向数字文明,小小寰球完全浸没于信息海洋。一个信息一秒钟绕地球七圈半,瞬间点燃成千上万思想火花。信息爆炸带来思想爆炸,创新与进步已成为时代标志。面对全球一体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端正心态,理性认识历史。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愚昧野蛮阶段,发生过不少泯灭人性事件,但也创造过许多成就和辉煌。所以我们自豪不必自大,自省无须自馁。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为后人提供经验教训,让后人越来越走向文明。我们不仅要对传统文化认真梳理,厘清良莠,取精华去糟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还应有勇气去撷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除了畅谈中华文化,还提到百多位世界文化名人,高度评价他们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总书记说,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反复强调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我认为,有这样的眼界、胸怀和学习能力,表明中华民族心智健全成熟,有资格屹立于世界!

作者系文化学者、作家

(本文根据作者在其母校清华大学的讲座内容整理,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