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会风险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刍议

刘隆 马振清

【摘要】中国正在步入高风险社会，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现实要求高度重视风险识别和管控。社会风险教育是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减轻风险危害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可以说是一剂对抗本体性安全焦虑、抵御社会失控风险的“思想疫苗”。社会风险教育涉及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各方面，实质是一种特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因此理应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之中，借助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

【关键词】风险社会  社会风险教育  现实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0.014

始于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危害比2003年的SARS更为严重。深入反思这次重大疫情，可资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有很多：比如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尚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健全;社会风险的识别和管控能力需要增强。除上述问题外，这次重大疫情蔓延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人们从疫情初期的思想松懈到随后或多或少的心理恐慌;一些自媒体传播不实信息导致的思想混乱;疫情期间人们的一些非理性行为;等等，都暴露出我国社会风险教育相对薄弱的突出问题。基于此，对社会风险教育进行深入反思迫切且必要。

风险社会：加强社会风险教育的背景

现代社会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现代社会制度以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为人类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危险和风险剧烈化，各种冲突此起彼伏的社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风险跨国蔓延，其危害成倍增长。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反思性现代化”的理论表达。贝克认为与传统危险不同，风险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副产品，随着现代化发展，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现代社会正在走入风险社会。他甚至断言：“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风险社会理论的另一代表吉登斯指出：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既为人们提供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安全，但它的不良运作同时又制造出来令人生畏的大量的新型风险。他认为风险不只是个人的行动，现代社会存在着许多扩散的风险环境，它们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2]尽管“风险社会理论”有其局限和不足，某些具体的结论也有明显的缺陷和错漏，但是“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双重特性的认识，尤其是对现代性阴暗面──这一以往被人们有意无意漠视的现代社会另一面──的把握颇具现实洞察力，它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

中国正步入高风险社会。在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并行的情况下，当前我国社会风险错综复杂，呈现鲜明的“风险共生”表征。首先，国内风险和国际风险共在。除了要面对国内各领域的风险，全球化下，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国际范围内的风险及其危害，这种跨国界的风险往往具有突发性、极大的危害性。其次，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混合纠缠。既存在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扩散、局部战争威胁、经济滑坡、环境污染等传统风险，也存在诸如网络安全隐患、社会老龄化、气候变暖等新型风险，这些风险积聚叠加，呈现一种混合状态，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最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影响错综复杂，孕育着大量难以预测、难以应对的社会风险。我国正处在转型关键期，传统的信任系统遭到破坏，新的信任系统尚未稳固，风险产生的概率也在加大，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后工业化国家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在我国也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可以说正遭遇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挑战。

必须正视社会风险。正是基于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他要求“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3]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风险环境，2019年初，他又对领导干部发出警示：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严密防范“灰犀牛”事件。在高风险社会，不仅对国家防范和应对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个体而言亦是如此，因为个体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而独立存在，必然暴露在社会风险之中并受其现实和潜在的影响。显然，在风险社会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不断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体都必须时刻保持警醒，理性识别和应对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教育的现实价值

面对正在步入的高风险社会，社会风险教育是降低社会风险损害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总的来说，社会风险教育可以帮助人们理性面对风险，正确识别和判断社会风险，塑造理性应对社会风险行为。具体来看，社会风险教育在塑造健康人格，为减缓或消除社会风险危害提供心理思想支撑，维护社会稳定，增进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安全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塑造健康人格。社会风险教育可以有效地缓解本体性安全焦虑，塑造健康人格。随着现代社会时空复杂性的极大增加，开放出一系列的可能性，或者说人们将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阻碍了个人对世界和系统的成功调适。风险一方面源自客觀事物、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源于人们认识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由于现代社会科学理性的断裂，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出现裂缝与缺口，使得源自个体认识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更为突出。个体对于风险的体认影响其心理安全感，尤其现代社会风险的广度和强度都远超过去。不确定风险带来了持续性的焦虑或恐慌，一方面破坏个人身心健康，降低人们的生活和生存质量;另一方面负面心理行为亦会成为社会整体安全的隐患。在应对恐惧和不安方面，传统制度模式越来越难以胜任，需要在教育、医疗和政治等方面有较大的革新。社会风险教育的核心就是帮助识别预防风险并消除和缓解焦虑，建立一种抵御焦虑的持续性保护机制，为人们确立本体性安全提供认知理性尤其是态度和情感的支撑。社会风险教育犹如一剂对抗本体性安全焦虑、抵御社会失控风险的“思想疫苗”。科学系统的社会风险教育是推进个体积极心理建设，塑造健康人格非常重要的途径。

提供心理思想支撑。社会风险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由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或弱化导致的失控，为减轻风险危害提供心理思想支撑。美国学者卡斯帕森认为，风险、风险事件在社会传播过程中被刻画为各种各样的风险信号，这些风险信号又与一系列的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或者文化的过程相互作用，反过来又强化或弱化着风险及其可控性的认知。[4]风险的高度放大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公众惊恐，其“涟漪效应”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风险的极端弱化导致风险不为人知、不被重视、无人应对，这种隐匿的风险一旦爆发往往会嵌入风险放大机制之中，带来更大的灾难。此外，个体在风险信号处理过程中易受媒体、网络大V、特定群体的影响左右，从而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社会风险教育可以提高个体风险感知判断能力，帮助人们更加理性地加工整理风险信号，全面了解认识来自各方面的观点意见并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防止由于风险的社会放大和弱化而导致信号的扭曲和失真。

维护社会稳定。社会风险教育能够增强社会聚合力和黏合度，促进社会互信。可以说，信任是在风险理性评价基础上对安全性、可靠性和连续性的合理期望。事实上，信任不仅指向规避风险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合理期望，它也包含着人们对失望预期的一定的容忍度和限额。蕴含在信任中的期望机制和屏蔽失望机制促进着社会的聚合和稳定。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通过信任驾驭暧昧不清的情况，社会交往才能较为顺畅地展开。风险和信任密切相联，信任正是在具有风险的环境中才能得以体现，也正是凭借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人们才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安全，信任的缺场和消解则会加大风险及其危害。因为信任具有脆弱性，信任建立很难，信任的破坏却相对容易。如果社会系统信任不能够构建起来，人们就可能陷于信任危机之中。社会风险教育目的在于为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危害提供理性知识和心理情感支撑，其中内含着对人际信任、社会系统信任良好状态的渴望与追求。社会风险教育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增进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有着清醒认识，他特别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5]风险防范和管控是社会治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关系着党的执政安全。只有不断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科学处置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风险，社会治理效能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才能提升，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党的执政安全才能得以保障。毋庸置疑，社会风险教育的对象是全体人民。需要注意的是，党员领导干部是社会风险教育的重点对象，因为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决策、组织、引领等职责，他们是防范和处置社会风险的主要责任者。通过社会风险教育可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识别风险、处置风险能力，以及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风险教育，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风险判别能力，有助于建构社会系统信任，从而增进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安全。

将社会风险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理由与考量

当前我国的社会风险教育相对薄弱，大多分散在安全教育、科技伦理教育、社会心理建设、应急管理培训等领域和方面，缺乏相对清晰的边界，整合性和系统性明显不足，这和我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是极不相称的。笔者认为应该大力加强社会风险教育，目前，将社会风险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最为可行的实践进路，主要的理由和考量如下。

社会风险教育实质是一种特殊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从社会风险教育的目的来看并非单纯的技术性避险知识的传播，更主要的是帮助人们确立对待风险的正确态度，推动人际信任和社会系统信任，规范应对风险的行为。显然这些都关涉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指向的是人们面对社会不确定性风险如何回应，是实用主义的接受现实，还是激进的卷入，是乐观主义的积极回应，还是悲观主义的消极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风险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而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因此理应将社会风险教育整合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中，一方面，面对高风险社会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丰富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时代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将社会风险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明确其性质和归属，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风险教育在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方面的重要作用，改变以往社会风险教育相对技术化、随意化的状况。

社会风险教育部分地承担着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社会风险教育能够为凝聚社会，构建社会系统信任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党的执政安全创设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良好的个体心理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显然，社会风险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内在契合，二者的根本目的和方向是一致的，都致力于通过思想教育确保国家和社会安全，也即维护统治安全。基于此，将社会风险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中是现实可行的，社会风险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一方面，可以延展意识形态教育的效力，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党性要求;另一方面，能够有效提升社会风险教育自身地位，更好地推進社会风险教育价值的实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滋长、分裂主义思想的鼓噪，外部势力推进“颜色革命”的妄想，等等，极大地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因此，加强社会风险教育是极其必要且紧迫的，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

借助思想政治教育现有体系有助于增强社会风险教育实效。目前的社会风险教育零敲碎打，缺乏系统性，整体效能不佳。思想政治教育则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界定。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它才能够成为我们党的真正优势。因此，将社会风险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有体系是一个很好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纳入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要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来整合完善以往分散的社会风险教育，使之真正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主线之中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成本上来看，将社会风险教育整合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显然比独立构建一个体系要更为经济，从收益上来看，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优势，能够很快地将社会风险教育渗透推进到方方面面，拓展到各个领域，覆盖到所有社会人群，推进社会风险教育的常态化，其效益必然优于以往零散的、细碎的方式。总之，将社会风险教育整合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必定会事半而功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执政安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BDJ006）

注释

[1][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2][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1、110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4][英]尼克·皮金、[美]罗杰·E·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放大》，谭宏凯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4页。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