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2020-07-23 10:51韩宇坤
大经贸 2020年5期
关键词:波折中日关系启示

【摘 要】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日关系历经民间外交、半官半民外交、官方外交阶段阶段,但在建立正式官方外交关系后,中日关系历经波折。中日关系受国际格局、日本追求大国的心态、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等影响。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需要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考虑发展中日关系。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外交 波折 启示

自从2012年钓鱼岛风波后,中日关系跌入冰点。2018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后,中日关系迅速回暖。2018年10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这实现了年内双方政府领导人的互访。回望历史,中日关系风波不断,在特定时期甚至是大起大落,故,有必要简要回顾建国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

一 民间外交(1949—1960)

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在美国的扶持下,成为反共的前哨。1952年,吉田茂政府不顾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蒋和约,这实质上为中日关系正常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是战后中日关系的开拓性突破。后,分别于1953年和1955年,签订第二次和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遣返了日侨并释放大批日本战犯回国。这一切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但民间外交并非一帆风顺,岸信介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支持,撕毁签署的协议,并阻挠日本民间访问中国,这一切破坏了中日民间友好的基础,使中日关系再度回到冰点。

这一时期,中日民间交往活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便在“困难”的年代,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也能够生根发芽。

二 半官半民外交(1960—1972)

60年代,中日外交进入半官半民阶段,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即“LG贸易”。备忘录签署后,使两国商贸、人员往来重新恢复了生机,而且使得以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贸易发展到与大企业为主的阶段。备忘录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民间接触、官方幕后、半民半官的性质。池田勇人政府时期,积极对华谋求关系进展,但是到佐藤荣作政府时期,佐藤追随美国,继续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做文章,中日關系再次受到挫折。但备忘录的签署,让中日关系走进半官半民阶段,实质上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在民间和官方都做了良好的铺垫。

三 官方外交(1972—2018)

a.建交初期(1972-1978)

在美苏冷战中,西方处于守势,苏联处于攻势的情况下,在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率先访华并在之后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由于在七十年代率先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经济上的巨人,不甘心继续当政治上的“矮子”,所以谋求“多边自主外交”,即与美国产生离心力的情况下,与中国建交的。中日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彼此关系正常化。日本自主外交实现了本身在亚太地区谋求影响力的第一步,进一步走向政治大国。

b.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1978—1990)

由于冷战的继续,西方愈发难以应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势头,西方国家纷纷敦促日本与中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以稳定东亚局势,增加西方的回旋余地。中日双方于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强调,中日双方不谋求在本地区取得霸权,也反对其他国家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实质上这强调了条约的反霸性质。进一步凸显了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

进入80年代,正赶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提出官方援助发展计划(ODA),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资金,进一步在经济领域彰显影响力,从而为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计划铺好了经济的道路。

c.日本对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反应(1990—1998)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的集体制裁。但是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崩溃”后对日本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考虑到日本想继续凭借打中国牌与美国对华,突出自己的地位。但在1993年后,日本对华战略逐步发生转向,开始遏制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日本担心中国会成为主导亚太地区的大国,从而削弱日本的影响力,从而阻碍日本迈向政治大国。故,1997年,日美两国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扩大“周边事态”的覆盖范围,将台湾也纳入其中。实际上是为了保持日本的大国影响力,日本偏向美国制衡中国。

可见原有条约已不能适应发展变化中的中日关系,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并与日本签署了《中日联合宣言》,在台湾、历史、共同利益方面达成共识,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世纪。

d.新世纪的中日关系(1998—2012)

好景不长,在小泉纯一郎上任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使中日关系跌入近年来谷底。小泉本人是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其背后是右翼民族主义者一直奉为圭臬的谋求“大国地位”,直到2007年,安倍晋三首次出任首相,温家宝总理访日开启了“融冰之旅”,次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完成了“暖春之旅”。后,日本国内出现政治变局,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被民主党换马,直到2012年野田佳彦政府之前,中日关系都是相对平静。钓鱼岛风波后,日本出现了政局大幅度向右转的风向,批评野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过于软弱,有悖于日本长期谋求大国地位的战略。安倍晋三以右翼代言人的形象“重出江湖”。

e.钓鱼岛风波后的中日关系(2012—2018)

安倍再次上任后,利用钓鱼岛风波,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做文章,一方面国内参拜靖国神社,突出自己能够带领日本重返正常国家行列的强人形象,另一方面积极谋求修改宪法,解禁集体维权。这个时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渲染中国威胁,不断凸显民族主义情绪,以推动国内修改宪法,使日本迈向正常国家。中国某种程度上的过度反应实际上给日本营造了所谓“被中国威胁”的环境。但是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依旧存在,民间环境不允许修宪的声音高涨。加上2017年,美国特朗普上任,与日本在一些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出现矛盾。日本随即转向谋求改善对华关系。这实际上,也是日本谋求大国地位或正常国家地位的做法。即依靠不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一方面为修宪营造良好的国内环境,回应国内和平主义思潮,表明修宪不会导致战争,另一方面为修宪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安倍访华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达成共识,即互不构成威胁,这样在一定意义上使中国为安倍修宪松绑。

四 启示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结合上文所梳理的中日关系,摆脱极端民族主义式的激情,认清日本的国内外政策战略直指自己的正常国家或者大国地位。从中国自身角度看,我们应该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其中发扬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做实,所以建议如下:

1. 用战略思维看待中日关系,不能把日本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冲分认识到日本和美国的离心作用。日本和美国并非完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在思考对日政策的时候,要充分把中美关系带入,实现中美日三角的制衡关系,利用好日本对美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离心倾向,为中国周边外交甚至是对美关系层面上预留更多回旋余地。

2. 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加强对日本对当前自身定位的深入了解。理解其目标政策的历史方位。同时,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史料研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研究。

3. 辩证地看待中日关系。处理中日关系,一定要分清主次,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对待历史、台湾问题,我们要坚持原则,同时又不能过度试压,以免造成相反的结果。对待美日关系,不能动辄将其上升到威胁安全的层面,一定要慎之又慎,把日本作为处理好中美关系的有机变量。

4. 创造性地突破中日关系瓶颈。要广泛接触日本各界人士,不能按照以往惯例,如果和该国关系不好,就减少双方往来,这样既没办法解决现有问题,关闭对话的大门通常会导致更深层次的误解。所以在官方出现交流障碍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民间外交、公众外交的作用,将中国政府的立场传递给日本各界,增信释疑。稳固友好者,拉拢中间派,软化反对派,从而在日本民间培育良好的友华情绪。

5. 保障自己核心利益,树立底线思维。中日关系当中,我们的关切包括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问题。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公开设定红线,并提醒日方不要随便触及底线,否则中日关系受到波折就是難免的了。凡事做最坏的打算,同时要注重化解各种关系处理中的风险隐患,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战后卷)》(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战后卷)》(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顾关福:《战后国际关系史(修订版)》,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韩宇坤(1995-),男,汉族,河北深州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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