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北地区壮族与瑶族关系的历时性考察
——南岭走廊民族关系研究之二

袁丽红

（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28）

桂东北地区是粤湘桂三省交会之地，处于湘桂走廊的重要通道上，是广西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批外来移民，因而历史上人口迁徙活动十分频繁，其中就有不少瑶人和壮人进入该地区，并定居于此，不断繁衍。本文考察的范围主要是桂林市和贺州市所属各县区，包括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雁山区、临桂区、恭城瑶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荔浦市、灌阳县、平乐县、灵川县、全州县、兴安县、永福县、资源县、阳朔县、平桂区、八步区、富川瑶族自治县、钟山县、昭平县等22 个县（自治县、市、区）。

一、桂东北地区壮族与瑶族的分布

桂东北地区是广西瑶族人口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之一，有恭城和富川两个瑶族自治县，还有17 个瑶族乡。据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22 个县（市、区）共有瑶族人口约70 万人（瑶族人口数见表1）。瑶族在桂东北地区的分布以恭城和富川两个瑶族自治县最为集中，其次是与恭城相邻的平乐和与富川相邻的钟山两个县瑶族人口较多，瑶族人口1 万以上的县还有临桂、灵川、全州、灌阳、龙胜、荔浦、八步、平桂、昭平等9 个县（市、区）。桂东北地区的瑶族属于盘瑶或平地瑶、民瑶支系。盘瑶支系主要分布在山区，且多为高山绝谷之中，居住环境较为恶劣，被称为山瑶、过山瑶、高山瑶、土瑶等；平地瑶、民瑶大多分布在湘桂粤交界的平坝地区，是从山上搬到山下或被封建王朝征为瑶丁、瑶兵的盘瑶转化而来，主要聚居在恭城、富川和钟山等县。

桂东北地区的壮族总人口只有32.18 万人（见表1），壮族人口在3 万以上的有荔浦、八步、阳朔、龙胜等 4 个县（市、区），1 万至 3 万人的有象山、七星、临桂、永福、平乐、平桂、昭平、钟山等8 个县（区），有10 个县（区）的壮族人口在1 万以下。壮族在桂东北地区的分布较为分散，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且总体上呈现出越往北壮族越少，越往南壮族越多的分布格局。

由表1 可见，在 22 个县（市、区）中，壮族人口和瑶族人口均在1 万人以上的有临桂、龙胜、平乐、荔浦、八步、平桂、昭平、钟山等 8 个县（市、区）。桂东北地区的壮族、瑶族大多与当地汉族交错杂居，其中有很多地方的壮族与瑶族相邻而居，有些地方的壮族村就位于瑶族聚居区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上。

表1 桂东北地区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数（单位：人）

二、桂东北地区壮族与瑶族的历史关系

瑶族从唐宋时期开始迁入广西，桂东北是瑶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他们迁入桂东北后，就与当地的壮族、汉族杂居在一起。

（一）瑶族的迁入

瑶族是个迁徙民族，也是较早迁入桂东北地区的民族之一。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有瑶族迁入桂东北地区。据《宋史》载：“蛮僚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人。”［1］卷493《岭外代答》也记载：“静江府五县与瑶人接境。曰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2］卷三义宁即今之临桂，古县即今之永福。“富川葛坡关源村李姓始迁祖李肇基于北宋咸平五年（1002 年）由楚南迁居富川关源村立宅；油沐乡长塘廖姓始祖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由湖南道县高岗山迁居富川黄沙岭，明朝洪武三年（1370 年）入籍定居。”［3］454据《昭平县志》载：“瑶族盘氏始祖盘管七，原籍广东青州巷口石榄村。北宋淳化年间（990—997年），受诏剿盗有功，赐地落籍昭平，其后裔分居于走马乡玉洞村、庇江乡联安村，昭平镇古站村、文竹乡七冲村以及平乐源头镇蓝洞村。”［4］519可见，早在宋代，桂东北地区就已有不少瑶人居住。

虽然唐宋时期桂东北地区已有瑶人居住，不过该地区的瑶人大部分还是在元明清时期迁入的。根据恭城瑶族的族谱记载，他们除小部分是明以前迁来的外，大部分是明清时迁来的。据三江乡《千家洞流水记》记载：元大德九年（1305 年），湖南千家洞瑶族因受官府逼粮交税，纷纷逃离，由源口、龙虎关迁入恭城与湖南交界的势江源、唐黄源等山区避难；据恭城西岭乡雷王庙碑记载，新合村瑶族的先祖是因为明洪武年间恭城瑶族梁天朝与湖南雷虎子举兵反抗，统治者采取“以夷制夷”策略，从广东肇庆府德庆州封川县把他们招募过来，迁入恭城负责把守隘口，洪武十八年（1385 年），湖南梁、雷起义被镇压后，他们得到官府同意，回家搬来老小，在此居住［5］。据《平乐县志》载：“平乐的瑶人大约在元代中后期到明代初期，从湖南的‘千家洞’（今湖南江永县大远瑶乡）经广东肇庆地区的珠矶巷、大罗山一带到富川、恭城再迁到平乐。境内现存瑶村石碑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 年），盘、赵二姓瑶族迁到平乐府东门八宝村住，住一代。’”［6］701富川石家乡黄竹村沈姓始祖森善于元明之际迁居富川，明朝洪武年间被广西总兵官韩观招抚，立宅黄竹源，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攒造黄册入户口；朝东镇高宅斑竹坪赵姓来富川时间为清雍正年间［3］454。据钟山县两安瑶族乡沙坪村东“新门楼”内墙同治二年（1863年）立的石碑铭文记载，赵姓、黄姓先祖于洪武元年（1368 年）从千家峒迁到沙坪居住［7］。据沙田镇新民村马窝寨盘弟客所收藏的白布质《过山榜》所记，平桂区的土瑶是宋至道元年（995 年）因征战从广东调遣来的土兵定居后形成的，定居时间约在1539—1624 年，即明嘉靖至明天启年间［8］918。有的迁移路线比较复杂，如龙胜潘内粟姓红瑶，据说是在明嘉靖初年迁入此地，迁徙路线是从山东到江西，转到湖南，之后进入广西资源粟家大坪，最后迁来此处开荒［5］。

总的来说，桂东北地区的瑶族大部分认为他们是从千家洞迁来的，有的是先从千家洞迁到广东或江西、贵州，然后再迁到现居地。

（二）瑶族与壮族民众共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

明代广西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其中桂东北地区的府江起义和古田起义等多次起义均是瑶族与壮族联合发动或共同参与的。

府江是漓江中游的一段河道，上起阳朔、下达昭平，绵亘三百余里，是明代广西农民起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明孝宗实录》载：“平乐府之昭平堡，介在梧州、平乐间，瑶壮率出为患。”［9］卷116洪武八年（1375 年），贺县（今贺州市）屯军陈华四联合瑶人李季九等人共同起义，拉开了明代府江农民起义的序幕，之后府江地区还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成化年间（1465—1487年）大藤峡瑶民起义爆发，府江瑶壮人民纷起响应，攻克总督朱英所筑昭平土城。弘治七年（1494 年），覃扶照、蓝公玉领导永安（今蒙山县）农民起义，修仁、荔浦及府江沿岸的瑶、壮族农民纷起响应，起义队伍发展至数千人，攻占永安、修仁、荔浦等地，控制府江沿岸数百里，杀死官军指挥张敞，震动朝廷［10］348-349。正德六年（1511年）九月，贺县壮族人覃公浪联合怀集县民覃文敬、连山县民李公旺等人共同发动起义，其后又与平乐鱼狗等地的起义军相会合，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攻占府江沿岸，钩劫官商船货，坚持斗争达3 年之久［10］349。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倪仲亮、邓良朝、梁荣、李三弟等人领导贺县农民起义，队伍发展至数千人，常与广东连山县义军联合作战，活动于两广边界及湖南的衡、永、彬、桂等州县，打击地主官僚［10］349。隆庆三年（1569），荔浦县三峒瑶、壮农民5000 余人在韦公海领导下武装起义，攻陷4 个官军营堡，杀官兵无数。与此同时，永安州民万余人在李都堂、杨公满领导下起义，围攻州城，活捉知州杨惟执，杀死指挥官胡翰，千户李可久、周廉，土官岑文等人，夺去州印。其后较大的起义还有万历四年（1576 年）昭平上四屯酋长黎福庄领导的起义，万历六年（1578 年）瑶民首领盘宗明领导的荔浦、修仁、永安等地农民起义，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北陀壮民黄朝田领导的起义等［10］350。

古田位于今永福、临桂、融安、鹿寨4 个县之间，县治在今永福县的寿城镇。古田起义的首领最初是壮族人韦朝威和覃万贤，正德年间在一次战役中韦朝威牺牲，覃万贤下落不明。此后，韦朝威的儿子韦银豹和黄朝猛继续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嘉靖初年，原广西总兵张经调离广西，守兵将领莫崎病死，守兵纷纷逃跑，韦银豹领导的起义军乘机向四处发展，除攻占古田县外，还连续攻克义宁、雒容、永福及临桂、灵川、阳朔等县的部分地区，还与兴安金盆竹的韦朝奉、义宁大竹山的林银汉、临桂南乡的盘银豹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互相联合，共同对敌，桂东北绝大部分地区均被农民起义军所控制。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十二月，古田起义军攻入桂林城，杀死广西参政黎民衷，夺司库官帑7 石。次年（1565年）八月，古田起义军再攻入桂林城，并袭击靖江王府。隆庆四年（1570 年）四月，广西按察使殷正茂等人率领官军土兵14 万人进攻古田，双方激战三个多月，起义军最后失败［10］351-352。

府江农民起义和古田农民起义多数是壮族或瑶族人领导的，起义军队伍中也很多壮族和瑶族民众。起义被镇压后，当地很多壮族和瑶族民众被杀害，如弘治七年（1494 年）官军在围剿覃扶照、蓝公玉领导的永安农民起义中，先后捣毁府江村寨180个，屠杀居民6000 余人，俘去男女老幼4000 余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官军镇压倪仲亮等人领导的贺县农民起义，杀害义军和群众3000 余人，俘280 余人；隆庆六年（1572 年），广西巡抚郭应聘、总兵官李锡督军进剿，并调东兰、龙英、泗城、南丹、归顺诸土兵，以土吏韦文明统之，攻古西、岩口、笋山、古造及两峰、黄峒等寨，经过三个多月的围剿，取得了所谓的“府江之捷”，义军和起义群众被杀者达5000 余人。平定起义之后，明朝将府江地区的巡检司，如荔浦之峰门、南源，修仁之丽壁，永安之古眉诸巡司，全部改为土巡检，由壮族土司领兵负责把守［11］卷 317。

虽然府江起义和古田起义先后都被官府镇压下去了，但壮族与瑶族民众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战斗情谊却一直流传下来。清代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壮族农民廖三在龙脊领导壮、瑶、汉等民族农民反抗清政府压迫剥削举行暴动［12］116。1933 年，龙胜的瑶族为了反抗国民党暴政和民族歧视政策举行起义，龙脊十三寨壮族首领率领数百壮民及少数苗、汉农民参加，并共同奋斗，做出了牺牲。

（三）明清时期壮族的迁入

广西是壮族聚居区，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壮族先民西瓯人在桂东北地区居住。秦始皇经过六年的征战才统一岭南，说明当时的西瓯人数肯定不少。秦统一岭南后，把大批中原人迁入岭南，此后历代均有汉人及其他族群通过南岭走廊迁入到桂东北地区。宋代，壮族逐渐形成单一的民族。此后，随着大量汉人南迁和汉文化的传播，桂东北地区的部分壮族逐渐被汉化，壮民的比例逐渐减少，分布也较为分散，但仍有较大规模的壮族人口，其中有一部分壮族是明代才迁入桂东北地区的。

从明代开始直至清代，壮族中一些骁勇善战的土兵被朝廷招募为“狼兵”，根据朝廷旨意南征北战，平息叛乱，或在瑶乱多的地方且耕且守，防止瑶民叛乱。明代从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二百余年里，在桂东北地区的府江和古田先后爆发的多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明朝廷不仅派大军征剿，还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从广西庆远府一带征调战斗力较强的壮族土兵前来镇压。据《明史》卷三一七载：“瑶蛮不靖，往往仗狼兵，急则借为前驱，缓则檄为守御。”［11］8225平定起义之后，很多土兵留在当地戍守。

现居桂东北地区的很多壮族就是由庆远府一带迁入的戍守土兵生息繁衍而来的。永福的壮族分为南壮和北壮，“南壮自明正统间由黎平、庆远入居毛峒，与瑶角立……北壮来自靖州（今湖南靖州县）”［13］卷278。永福被称为“狼人”的一支壮族，来自庆远府的南丹县一带，就是为协助明朝廷镇压古田农民起义而迁入的。据灵川县兰田街壮族《韦氏始祖历史录》载：韦姓始祖韦万教、韦公俍原籍广西南丹州庆远府思恩县金兰乡，明洪武年间率兵镇守容县，成化四年（1468 年）奉调守县境兰田马鞍隘，镇压红苗反抗斗争。康熙年间又奉命平定了廖三（壮族）的反抗，今居于公平、兰田、九屋一带［14］。据清代谢启昆所修的《广西通志》载，阳朔壮族分为南壮和北壮，“南壮来自湖南零陵，北壮来自永福”。

平乐府所辖的平乐、恭城、富川、昭平、贺州等地的壮族主要来自南丹、庆远府一带的壮族土司，他们奉调在这一带设立土巡检，而后这些戍守的壮族土兵在此生息繁衍，落籍当地，成了当地壮族的一部分［14］。据《明孝宗实录》卷一〇二载：“镇守广西副总兵都指挥同知欧槃等率汉达土兵六万，击平乐府永安州西乡等处徭僮，分道并进，破其村寨岩峒一百八十六处。”［15］646平乐县内壮族多为明代从富川、金城江等地迁入，长滩湖塘等地的王姓壮族族谱记载，其祖先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 年）从庆远府思恩县南丹洲净江洞上焚村迁入［6］701。恭城原先居住的少数民族以瑶族为主，境内散布的壮族主要源自宜山、南丹，明朝洪武初年，势江源的瑶族梁朝天等在西乡八角岩（今西岭乡八岩）“谋叛”，明朝采取“以夷制夷”之策，由庆远府调集韦、陈、周、石等23姓壮兵前来恭城清剿，之后定居于此。光绪《富川县志·猺獞》卷十二载：“古田六寨为内八源门户，猺贼出入经此焉。明生员周真义招獞丁留驻此地，以备御防，即今黄、姜、韦、莫、覃五姓是也。”［16］139昭平县崩江壮族潘氏于元末明初从南丹迁到富川，其八世祖潘积穰于明万历初随军镇压五指山瑶、壮人民起义而授土龙巡检司，遂在此地繁衍后代；仙回黄姓壮族是明朝万历初“弹压英回两地”（英家和仙回）瑶、壮少数民族，后授古眉寨巡检司的黄仲拙之后代［4］519。

还有一部分壮族是清代迁入桂东北地区的。从龙脊壮族村寨流传的《落难歌》来看，他们是清后期从湖南逃荒迁入的。这首歌谣唱道：“康熙到乾隆，祖宗生活好。到咸丰年间，天下不太平。称谷八十钱，衣食还丰足。光绪二十六，七年无粒谷。天旱米粮贵，荒年不好活。……可怜这班人，流落到何处，辗转到湖南。……全靠龙胜官，寄信去泗水。”［17］148这批壮族的先人先从湖南逃至龙胜泗水，再到和平乡的龙脊定居下来。

总的来说，现居于桂东北地区的壮族，有一部分是原来的土著，有一部分来自湖南、贵州等地，还有很大一部分壮族则是为了镇压少数民族起义而迁入的，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庆远府、南丹州一带。“广西庆远府、南丹州一带是桂东北各县壮族的重要来源地，这一地区的壮族从北部迁入三江、龙胜、全州，往南经永福，迁入阳朔、灵川、荔浦、平乐、恭城、富川、昭平、贺县（今贺州市）等地，呈辐射形迁移。而从湖南、贵州、广东迁来的壮族较少，他们呈向心形迁移，即由四周向桂东北地区迁徙。如湖南壮族由东部的零陵迁至阳朔、金秀桐木、龙胜，由西部靖州南迁至永福。贵州壮族主要从南部的黎平，经庆远，迁到靠近桂中的永福一带。”［14］

当初这些壮人驻防在桂东北地区，具有防瑶的功能，是为了防止瑶民再次叛乱而留居当地的，因此他们与瑶民的关系较为紧张，壮人看不起瑶人，瑶人防备着壮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龙胜的龙脊，由于壮族人口多，瑶族在壮族的包围圈中，觉得低人一等。据当地群众（包括壮、瑶）说，龙脊村的平安寨大约二百年前是红瑶先民住的，后来壮族从庆远府、南丹迁来才把红瑶赶走，所以就把这个村称为“赶瑶寨”。红瑶被赶到距龙脊村三十多华里的大寨村中六屯。从此瑶壮关系很紧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六屯四周还砌有一米多高的石墙，并专门派人看守，若有外面生疏的人上去，他们就从上面滚石头下来［18］178-179。

三、逐渐走向和谐的壮瑶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民族隔阂逐渐消除，民族之间交往逐渐增多，桂东北地区壮族与瑶族和睦相处，关系逐渐走向和谐。

（一）经济交往

第一，商品交换。桂东北地区的壮族和瑶族聚居区大多相距不远，因此，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极为普遍。桂东北地区的壮族大多居住在平地或丘陵地带，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瑶族中除平地瑶外，其余支系大多分布在山区，主要从事山地农业和林业生产。壮族与瑶族居住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能够获取的资源不一样，需要相互调剂来补充生活所需，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商品交换空间。因此，壮人与瑶人经常互通有无，进行商品交换。在贺州市平桂区的沙田镇和鹅塘镇，瑶族分布在偏远的山区，壮族主要分布在从平原地区通往山区的村子，当地瑶人到镇上大多要经过壮族聚居的村寨。每逢圩日，居住在山区的瑶人就把山货和林产品拿到集市上去销售，有时瑶人挑着货物经过壮族聚居的村子，当地壮人就跟他们购买，特别是一些紧俏的山货，经常还未到集市上就卖完了。瑶人卖完自己的产品后，再购买壮人或汉人出售的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品，如盐、洗衣粉、肥皂、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以及铁制生产工具等。就连民族服装也需要在街上购买，当地土瑶所穿的民族服装包括腰带、头巾等都是当地汉人或壮人做的。

第二，劳动雇佣关系。20 世纪90 年代以前，平桂区的瑶族村没有通公路，交通不便，从村里到镇上需要步行，近的要走三四个小时，远的要走七八个小时。有时瑶人购买的物品太多或需出售的产品太多，就会请壮人或汉人帮挑东西，支付报酬给他们。沙田镇大盘村的壮人中就有几个经常帮瑶人挑货物的挑夫，瑶人中哪个需要请人挑货物就会去找他们，他们与瑶人之间存在临时雇佣关系。改革开放后，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其中就有一些瑶人到壮人开的加工厂或店铺打工，有时壮族村里有一些零星的体力活，也会请瑶人帮做，瑶人称之为打散工。

第三，生产互助与合作。随着交往的增多，瑶族人与壮族人之间的信任增加，瑶人与壮人之间出现有生产互助与生产合作的情况。1974 年夏末，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黄洛队瑶族生产进度慢，眼看插稻秧就要错过季节了，金江、江边、八滩等队的壮族共出动200 多人，牵牛带农具去支援；金竹队壮族兴建石金水利工程，瑶、汉族也组织人力去支援［12］118-119。在龙脊地区搞旅游开发后，有些瑶族人租用平安、金竹等壮族村民的房子来销售瑶族的手工艺品，或者与壮族人合作经营家庭旅馆、餐馆等。1976 年至1981 年，荔浦县杜莫乡三保大队马鹿生产队（瑶族）每年青黄不接时，都将十多吨储备粮借给附近缺粮的汉、壮族农民度荒而不取息。蒲芦瑶族乡甲板村，居住着汉、壮、瑶族农民，他们和睦共处，70 年代后，他们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生产。1984 年统计，全村种下柑橙、八角、白果、毛竹和板栗等经济作物，仅柑橙就种了14910 株，人均13 株，成为瑶乡团结互助致富的典型村，1984 年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出席自治区召开的表彰大会［19］874。

（二）拟制亲属关系

桂东北地区的壮、瑶、汉等民族有认老庚、打老同、打同年的习俗，相当于汉族所称的“结拜”。“同年”一般是同一年出生的人，即同岁，而“老庚”“老同”则没有年龄限制，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即可认作老庚、老同。打老庚后大家就像兄弟一样，逢年过节，经常来往；遇有困难，互相帮助，情同手足。平桂区的壮族和瑶族老一辈人中打老同的很多，有些人认有几个“老同”。因为瑶族村距离镇上较远，过去没有公路，交通不便，需要步行几个小时才能到镇上，从瑶族村到镇上基本上都要经过壮族村，到了圩日，瑶族“老同”到街上赶圩，如果时间晚了，就会在壮族“老同”家住一晚；壮族“老同”到山里办事，瑶族“老同”也会给予方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交通通信更加便利，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因此，现在年轻一代“打老同”的已较少。

过去，因为医疗水平较低，民间有小孩认契爷契娘的习俗。如果谁家的小孩多病，就会认契爷契娘（或称养爷养娘），这样小孩就会好养育。平桂区的壮族人就有认瑶族人做契爷的习俗，明梅村的瑶族人赵晚成，认有一个契子是盘谷的壮族人，帮他起了名字，直到现在，每年过年都买鞋子、买东西来看望他；同村瑶族人赵木观的爷爷认有很多个契子，其中就有壮族人，现在他们仍有往来。

（三）通 婚

族际通婚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它能够反映民族关系的深层次状况及其演变。人们把族群间的通婚情况看作是测度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20］437。新中国成立前，桂东北地区的壮族与瑶族之间很少通婚。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壮族与瑶族之间逐渐出现通婚。在龙胜的龙脊地区，瑶壮人民居住的村庄虽“鸡鸣犬吠相闻”，但在婚姻上老死不相往来［17］138。到20世纪80 年代，龙脊瑶族与壮族开始打破异族不婚的界限，出现与周边不同民族通婚的情况。黄洛瑶寨的一位红瑶小伙子与平安壮寨的一位姑娘，在对唱彩调的共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相爱了，他们冲破传统的习俗规定，走到了一起。这桩婚事改变了过去“钢不粘锅”“瑶不配客”的婚姻禁忌。之后，壮、瑶民族间的通婚逐渐增多，还有壮族男性到瑶族村寨上门，瑶族女性嫁到壮族村寨的事例［21］。在贺州市平桂区，以前大部分瑶族村寨都禁止妇女外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瑶族才逐渐与外族通婚，但壮族与瑶族通婚主要是瑶族妇女嫁到壮族村，很少有壮族妇女嫁到瑶族村。进入21 世纪以来，壮族与瑶族之间的通婚已较为普遍，表2 为笔者在桂东北地区几个县采集到的结婚登记数据。

表2 2017年各县结婚登记情况统计

上表所列的这几个县是桂东北地区壮族与瑶族人口相对较多的县，从中可见，不同民族间通婚的比例较高，壮族与瑶族间的通婚比例虽然不高，但也有一定的量，说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已经消除，关系比较融洽。因为族际通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各自族群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只有当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比较融洽与和谐时，他们的成员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和比例的族际通婚［20］432-433。

（四）民族文化交融和民族认同

首先，桂东北地区的壮族与瑶族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吸收，民居建筑、饮食、节庆、风俗习惯等方面均越来越趋同，更多地表现为地区性特征，而不是民族性。一般来说，居住距离越近的壮族和瑶族，其生活习俗越趋同。在龙胜各族自治县，不管是瑶族村还是壮族村，其民居都是干栏式建筑，只是在内部结构和布局上略有区别；其他地区不管是壮族村还是瑶族村，新建的民居多是砖混结构的楼房，从外观样式上看不出有民族差别。在饮食方面，桂东北地区的瑶族有打油茶的习俗，受其影响，钟山、恭城等地的壮族也打油茶。在节日方面，壮族、瑶族都过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等传统节日，“壮族三月三”现在不仅是壮族的节日，也是瑶、汉等民族共同的节日。钟山县花山瑶族乡有一些壮族聚居村接受了瑶族的节日，农历十月十六过瑶族盘王节的时候，亲戚朋友都到家里来做客，村里还会请戏班子来表演。在习俗方面，瑶族有“招郎入赘”的习俗，不管家里有没有儿子，都可以留女儿在家招郎；现在壮族村很多没有儿子的家庭也“招郎入赘”，有些有儿子的家庭也留女儿在家“招郎”，真正体现了男女平等。笔者在八步区南乡镇调研时，发现当地壮族就有很多招郎入赘的，旺黎村一户姓覃的人家，两兄弟中的大哥有1 个儿子，2 个女儿，弟弟家有1 个儿子，1 个女儿，两兄弟的女儿全都是招上门女婿。

其次，部分壮族在民族身份上认同瑶族。在壮族与瑶族杂居地区，一些壮族在民族身份上认同瑶族，已成为瑶族的一部分。“龙胜泗水乡潘内村枫木寨的蒙顺发，其曾祖父是和平乡壮族，于民国初年迁居枫木寨，如今已四代人，已消失了壮族特征，吸收瑶族（红瑶）特征：讲瑶语（不会讲壮话）、行瑶俗、穿瑶服（女穿刺绣红花裙，脚系青布绑腿）、居屋半楼、亮窗小；具有族内婚、早婚、忌吃狗肉（如今逐渐有瑶族男青年食之）、自尊心强等红瑶的特征。人称自称也为红瑶。”［12］118早期居住、留守富川的壮族绝大部分已融入瑶族之中，现在富川县境内找不到一个壮族村寨［22］105。钟山县花山瑶族乡的板冠村，原来是壮族聚居村，现在仍讲壮话，但绝大部分人的民族成分是瑶族。此外，一些与瑶族结婚的壮族人，他们的子女的民族成分大多是瑶族。

四、结 语

历史上，桂东北地区的壮族与瑶族曾经有过共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发生了多起少数民族起义，封建统治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从广西庆远府一带征调战斗力较强的壮族土兵（俍兵）前来镇压，在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这些土兵（俍兵）被留在当地进行屯垦，现居桂东北地区的壮族大多数是这些土兵（俍兵）的后裔。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桂东北地区的壮族与瑶族处于对立状态，存在较深的民族隔阂和偏见，相互之间不通婚姻，矛盾冲突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后，壮族与瑶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对抗走向和睦相处。1955 年，龙胜岳武壮族主动捣毁侮辱白水瑶族的石碑，此碑系两地于新中国成立前因山林水利纠纷打官司，壮族赢了官司而立，瑶族则忍气吞声，自毁石碑后，壮、瑶两地团结互助，和睦相处［12］118。改革开放后，壮族与瑶族之间除了一直以来存在的商品交换等经济交往外，社会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族际间的通婚也逐渐增多，建立起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