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青春之中华”

杜丽荣

创造青春之中华

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1916年5月，27岁的李大钊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当时，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文中第一次阐明“青春中华”的理想，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召唤。他指出，中华民族亟须解决的，不是亡与不亡的问题，而是如何再造青春；中国的出路在于摆脱旧传统、旧观念束缚，勇往奋进，急起直追，创造一个面向未来充满活力的青春中华。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李大钊认为，古老的民族能否再现青春，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因此致力于青年启蒙，做青年的良师挚友，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携扶植，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还围绕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

“青春中华”之理想，奠定了李大钊一生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感，让他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和革命家之一。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派杀害。据当时报纸报道，他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就义时未满38岁。

为共产主义“点种”

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提携后辈，为革命“点种”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

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河北乐亭度暑假。亲戚赵云奇问他：“三姐夫，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浅浅一笑说：“点种。”赵云奇对这个回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继续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点什么种？”李大钊说：“你是个商人，是不懂我点的什么种的。”赵云奇后来才明白，三姐夫点的种子，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

这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这时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在天安门广场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1949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北上进京途中讲道：“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主张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李大钊认为还不够。他与王光祈等人商量，决定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6月30日的筹备会上，大家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许德珩、田汉、朱自清等来自各个领域的进步青年，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当时在北京，唯有李大钊有可能联系各种社团和派别，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团结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進入其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在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接触频繁，“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三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等人的宣传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靡中国。

1920年初，获悉京师警察厅准备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后，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对于“南陈”与“北李”的丰功伟绩，当时就有人写诗颂扬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可见“南陈北李”当年已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盛誉，并广为人知。（来源：河北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