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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7 16:32
决策探索 2020年13期
关键词:服务业数字化文化

潘鲁生:

因地制宜促進乡村文化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乡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我们要进一步培根铸魂,切实发挥文化的影响力、带动力和生长力,为乡村振兴创造主体条件,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潘鲁生建议,第一,培育建设乡村文化“自我供给”系统。一是培养发展乡土文化骨干;二是在乡村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乡村集体文化活动;三是加强村史村志编写与修订。第二,完善贫困地区乡村信息服务与反馈机制。一是建立“文化民意征集信箱”;二是设立乡村信息文化普及员岗位;三是加强乡村文化服务APP建设。第三,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文化赋能计划”。一是加强乡村文化产业策划服务;二是健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行业组织;三是健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文化创新服务机制。第四,建立乡村“文化小康”评价系统。一是建立乡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二是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体系。

唐任伍:

精准扶贫应相应升级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唐任伍近日撰文指出:2020年后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出现转型,呈现出若干新特点:一是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转型。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社会需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成为最迫切的需求。二是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转型。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提升,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产生巨大变化,消费的即时性和非理性问题凸显,伴随有效供给不足及供给方式落后,使得消费型贫困现象凸显。三是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转型。次生性贫困成为原发性贫困解决后衍生出的一些新型贫困,给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四是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人口从农村向特色小镇和城市转移,但转移的这批人受到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的限制、城乡二元制度的惯性硬约束以及转移人口自身的思维、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软约束,导致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张燕生:

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要重创新

满足新生代的需求

服务业数字化发展与中国经济新动能研讨会暨《中国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报告》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谈到服务业数字化面临的新需求时表示,数字服务业的发展要注重开放创新,满足新生代人群的新需求。

“像年纪大一点的,‘50后‘60后这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什么?这一代人是有钱没钱都不花钱,有便宜的东西永远买最便宜的,因此我们会发现,当这一代人是主要消费者的时候,即使你创新生产出好东西,老百姓也舍不得花钱买,因此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国竞争的优势就是低价格、低成本,就是简单模仿。当新一代成为消费者时,他们是有钱没钱也敢花钱,他们永远买最好的东西。他们要个性,要多样性,要主观体验,要虚幻。因此新时代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是新生代、新需求、新痛点。这也是企业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张燕生表示,要想满足新生代的需求,就要进行新旧结构的转换、新旧模式的转换,必须足够地开放创新。

历军:

解码新基建,开放合作是最佳路径

中国科学院先进计算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理事长历军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基建更加强调生态体系建设,非一家之力能够完成,故国内ICT产业生态伙伴需携手合作,联合上下游形成合力,依靠“政—产—学—研—用”的融合创新,方能完成新基建伟业。

“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协同展开:从建设目标来看,新基建要求国内信息企业从底层数据中心架构到上层软件应用系统,提升技术产品质量,建立适配广泛行业的技术标准,提高技术服务能力。从应用层面来看,新基建要求各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商、互联网应用服务商、政府、行业等应用单位联合行动,实现信息领域应用成果广泛落地,共筑应用生态。从区域发展需求来看,新基建不能千城一面,要和地方实际发展情况紧密结合。这要求政、产、学、研、用各方跳出单纯的‘基建思维或‘产业思维,通过与区域需求相结合、因地制宜,实现协同发展。”历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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