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例新出土钟磬实物的试奏谈“金石之乐”的创作

2020-07-27 12:51王清雷
音乐探索 2020年3期

摘 要: 以新出土的江西海昏侯墓编钟、山西陶寺北墓地编钟与陕西澄城刘家洼M1编钟和编磬等出土实物的亲身试奏为例,认为对于“金石之乐”的创作,不能违背钟磬的乐器声学属性,应充分把握钟磬在我国古代礼乐文化中“礼乐重器”的功能属性,坚持“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配器原则,才能达到金石和鸣、相得益彰、“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的理想音乐效果。

关键词:新出土;钟磬实物;金石之乐;海昏侯墓;陶寺北墓地;刘家洼东周遗址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3 - 0013 - 10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3.003

2017年至今,笔者先后主持了江西海昏侯墓音乐文物、山西陶寺北墓地乐器与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墓地乐器3例音乐考古新发现的鉴定工作。这3例音乐考古新发现均有编钟、编磬的实用器出土。这些出土的编钟和编磬在当今成为珍藏于博物馆、不允许演奏的音乐文物(特殊情况除外);但是在入葬之前,它们却是当时用于礼乐与宴享活动的重要乐器。故此,笔者在考古所或考古队采录出土钟磬实物的资料时,对那些保存完好、音高准确、音列齐全的钟磬实物进行试奏,恢复其乐器的本来面目,检验这些古乐器的实际演奏性能,如音色、音准、旋宫及与其他乐器合奏的谐和度等,再现我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金石之乐”,这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同时,这些编钟、编磬文物原件的独奏音乐以及它们与其他乐器合奏的音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古代音乐史“哑巴”音乐史的教学模式。这些编钟和编磬文物原件都是在当时贵族的礼乐活动中使用过的乐器,其音阶、音高、音色基本保留着历史的原有样貌和特征,从而使我们可以聆听到来自2000多年以前、穿越时空的钟磬和鸣的原声,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下面,笔者将详细阐述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山西陶寺北M3011编钟(编甬钟与编镈)与陕西澄城刘家洼M1编钟和编磬的概况、试奏以及对当今“金石之乐”创作的一点思考。

一、三例新出土钟磬实物的试奏

(一)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刘贺墓编钮钟的试奏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大量的音乐文物,包括钮钟、甬钟、编磬、镯、錞于、琴、瑟、建鼓、排箫和乐俑。{1} 2017年4月,在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先生的领导下,笔者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长青院长签订了《海昏侯墓音乐文物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合作协议,独家负责海昏侯刘贺墓音乐文物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迄今,笔者已先后赴江西刘贺墓考察4次,在徐长青院长和杨军队长的鼎力支持下,成功申报国家级课题一项(“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乐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

海昏侯墓编钮钟于2015年3月17日出土于该墓椁室北藏椁的乐器库。“出土时完整地悬挂于钟架上,钟架为彩绘木质,两端镶嵌有方形青铜饰件,编钟架上彩绘精美动物纹饰。” {2} 编钮钟共计14件(出土号M1:164-1A— M1:164-14A),从其纹饰来看,可以分为两式:一式为鎏金钮钟(图1),共计13件;二式为非鎏金钮钟(图2),共1件。{3}

在海昏侯墓编钮钟试奏之前,第一件事是采录这套编钮钟的耳测音高(图3),以此确定其音列、音域、调高以及音准情况,然后根据这些要素再来选择乐曲。有的学者可能认为应先对编钮钟进行测音,然后再根据其测音数据选择乐曲。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音乐不是数学计算,音乐是耳朵的艺术。考虑到编钟乐器属性的特点,笔者在选曲的时候选择的都是中速或者慢速的乐曲。海昏侯墓编钮钟的试奏属于合奏形式,所以还涉及配器事宜,这项任务由课题组成员曹葳蕤负责。在所有项目当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敲钟练习。这是笔者第一次用出土的编钟实物演奏乐曲。这时,笔者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因为海昏侯墓编钟是珍贵的文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肯定不让练习使用;而笔者又没有经费复制编钟。那么怎么练习敲钟呢?铁人王进喜有句话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最初在北京时,笔者与课题组成员用手机播放所要演奏的乐曲,再用卫生纸(图4)或者墙上贴纸来替代编钟进行练习。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练习,大家各自的曲目已经完全熟练。这期间,课题组成员陈伟岸负责制作的钢铁钟架也已完工,并运到江西南昌。2018年5月初,笔者带领课题组来到江西省考古研究院,准备用海昏侯墓编钮钟实物试奏多首曲目。但是到了文物库房试奏编钟原件时又出现了新的难题——我们找不到编钟敲击的位置了,因为编钟大小不同,而卫生纸是大小相同的。这可怎么办呢?经过课题组讨论,集思广益,最后课题组成员张玲玲想出一个妙法——用纸板按照1:1画出编钮钟的简图,每位成员一张,各自在纸板上练习(图5),然后在编钟实物上检验效果,这才最终攻克了编钟的演奏难题,这是本课题组的首创之举。另外,张玲玲还设计了课题组的工作服。2018年的海昏侯墓编钮钟的试奏工作总共准备了半年多,正是在这半年多的时间,笔者与课题组积累了一定的试奏经验,对于后来2019年的陕西澄城刘家洼M1钟磬和鸣的试奏才得心应手。

笔者在试奏海昏侯墓编钮钟时发现,编钮钟音高准确,音色清脆悦耳,延音不长,很适合演奏旋律声部,并没有出现不良的“混响”效果。同时,笔者还发现,如果仅使用海昏侯墓编钮钟演奏中速的乐曲如《在水一方》时,每到时值为3拍或者4拍的音符时就会出现令人尴尬的问题——由于钮钟的延音较短而出现空拍的现象。由此可见,认为编钟“发音绵长,若数钟连续击奏,易造成不同音頻相互干扰,出现‘混响的现象”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此外,这次试奏不仅有编钟的独奏,更多的是编钟与其他乐器的合奏,比如编钮钟与古筝、箫、古琴等乐器的合奏。这是因为该墓出土有瑟、排箫、古琴,其中古筝是替代瑟,箫是替代排箫。笔者通过海昏侯墓编钮钟的原件与这几种乐器的合奏发现,它们之间的和谐度很好。

(二)山西陶寺北M3011编甬钟和编镈的试奏

2019年3月,为配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申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的推荐,笔者参与陶寺北墓地部分出土乐器的鉴定工作。陶寺北墓地面积240,000 m2,发现墓葬约10,000座,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目前已发掘春秋墓葬250余座,入围“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陶寺北M3011墓葬(图6)被盗,现存乐器有编镈(13件)、编甬钟(13件)、编磬(20件,分为2组,每组10件)、建鼓(1件,仅存建鼓座,是目前最大的建鼓座)。{1}

在陶寺北墓地考古队王京燕队长的支持下,笔者用M3011出土的部分甬钟(3件)和编镈(3件)试奏了《茉莉花》。通過现场试奏和对先秦编钟资料的梳理可知,陶寺北M3011编钟(编甬钟和编镈)是目前唯一一例既属于同宫系统又音区相同的组合编钟。

鉴定工作结束后,这段编钟试奏视频《茉莉花》被考古队发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官方微博“考古汇”上公开播出,点击率达到34万(图7),并被多家网站转载。有些电子音乐爱好者还将其做成了不同风格的电子音乐。哔哩哔哩官网就有一些陶寺北M3011编钟试奏《茉莉花》的改编版电子音乐,其中一首音乐的点击量竟然达到142万之高(图8),在以搜索关键词“编钟”类的节目播放量排名上高居榜首,而“国家宝藏”(曾侯乙编钟演奏《茉莉花》)的播放量才66.7万,这是令笔者万万没有想到的。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当今作曲家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和现象。

(三)陕西澄城刘家洼M1编甬钟和编磬的试奏

2019年3月,为配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申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受时任刘家洼考古队种建荣队长的邀请,笔者第二次参与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乐器的鉴定工作。

刘家洼东周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为春秋早中期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该遗址成功入选“2018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队重点发掘了该遗址的两处墓地,出土了大量乐器,均出自东Ⅰ区墓地的三座大墓(M1、M2和M3)。三座墓葬均遭严重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的乐器。其中,M1出土乐器有编甬钟2套(现存10件)(图9)、编磬1套(现存10件)(图10)、建鼓以及钲;M2出土乐器有编甬钟2套(现存12件)、编磬1套(现存6件)、建鼓(4件)以及陶埙,同时还出土有钟簴、磬簴;M3现存编镈1套(5件)和编钮钟1套(9件)。{1}

在种建荣队长的支持下,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笔者和研究生用M1出土的编甬钟(8件)和编磬(10件)试奏了《北京的金山上》。在试奏之前,首先是要采录它的耳测音高,据此确定其音列、音域和音准,尤其是每一件编磬的音准情况需要反复倾听,最后确定试奏曲目为《北京的金山上》。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选择《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曲,是因为这首曲目着有广泛的受众面,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老一辈人更是耳熟能详。大家特别熟悉这首乐曲,才能明确判断出2700年前铸制的刘家洼M1钟磬乐器性能之高下,如音准如何,音色如何等,也才能真切地知晓我国春秋时期乐器制作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在这次试奏中,笔者对于钟磬和鸣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刘家洼M1编甬钟共计8件,被盗掘1件。现存7件甬钟保存较好,其中6件发音良好,1件较差。而该墓出土的10件编磬保存完好,可以演奏五声音阶,音色与音准俱佳,是目前所见先秦编磬中保存最好、音乐性能最佳的一套,堪称“先秦第一编磬”。根据编磬的音列与音域,笔者试奏了《北京的金山上》,编磬的音色通透纯净,且有金属之音。但也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编磬的延音较短,每到演奏时值为3拍或4拍的音符时,后面两拍就成了空拍。因为没有声音了,令人有些尴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笔者决定加上同墓出土的编甬钟,二者合奏(编钟由张玲玲、陈健演奏)。乐曲的配器分为三个声部,第一声部为旋律声部,由编磬担任,由王清雷演奏;第二声部为加花伴奏声部,填充到音符时值为3拍或4拍的小节处,由编甬钟中的3件小甬钟担任,其音域与编磬相近,由张玲玲演奏;第三声部是低音伴奏声部,主要演奏乐曲的骨干音,由发音宏大而绵长的4件大甬钟担任,由陈健演奏。具体的配器工作由陈健、陆昕怡担任。经过重新编配,金石和鸣的效果比编磬独奏的效果要好得多。该视频已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之《刘家洼考古记》(五)(2019年5月29日)播出(图11)。

笔者在钟磬和鸣的试奏中发现,编磬的音色非常纯净。通过对刘家洼编磬的测音研究分析可知,其基音与泛音的音程多为谐和或者比较谐和的关系,这是其音色纯净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其穿透力强、延音短,优点是适合演奏旋律声部,缺点是音色单一、不够丰满。甬钟因其大小不同,声学属性不同。小甬钟的声学属性与编磬相近,但音色不如编磬纯净,大甬钟的音色也是如此,但更加丰满醇厚。这是因为编钟是“一钟双音”,从编钟的频谱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另一个音高的存在。通过对刘家洼编甬钟的测音研究分析可知,其基音与泛音的音程多为不谐和关系。正是编钟的这种声学属性,才造就编钟音色更为丰富醇厚,音响也更具冲击力、震撼力。在现场可以充分感觉到,大甬钟一响,整个房间都是满满的钟声。大甬钟延音绵长,是很好的低音乐器,适合演奏单一的长音,具有类似大提琴的乐器功能,缺点是不适合演奏旋律声部。从乐器声学属性的角度讲,将编磬和甬钟放在一起合奏,恰恰起到互补的作用,是非常理想的礼乐器组合。笔者在使用刘家洼M1出土的编磬和编甬钟试奏《北京的金山上》时的体会是,编磬演奏的音符就像许许多多晶莹剔透的珍珠,但都是散落在地上;而编甬钟发出的绵长的音符就像一根根的绳子,将那些散落于地的颗颗珍珠串在一起,组成了一件件的珍珠艺术品;编甬钟那醇厚丰满的音色又像珍珠艺术品上方温馨丰盈的灯光,使这些珍珠艺术品熠熠生辉,璀璨夺目。金声玉振,相映生辉,恰如《淮南子·说山训》所言的“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

二、对当今“金石之乐”创作的思考

(一)“金石之乐”的概念

笔者所言的“金石之乐”,是指当代使用编钟、编磬文物原件或者复制、复原、仿制及创制的现代编钟、编磬与其他乐器合奏的音乐,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1. 编钟、编磬文物原件与其他乐器合奏的音乐

使用编钟、编磬文物原件与其他乐器合奏的音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古代音乐史“哑巴”音乐史的教学模式。这些编钟和编磬文物原件都是在当时贵族的礼乐活动中使用过的乐器,其音阶、音高、音色基本保留着历史的原有样貌和特征,从而使我们可以聆听到从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穿越时空而来的钟磬和鸣的原声。例如,1958年,音乐家使用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战国编钟(13件)(图12)演奏了乐曲《东方红》。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就搭载有这首《东方红》。1978年,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图13)出土不久,黄翔鹏先生就组织人员在武汉军区71师礼堂演奏了《东方红》 《楚殇》 《一路平安》 《国际歌》等乐曲,使在场的许多专家和观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都为中华民族伟大而灿烂的音乐文化而感到无比骄傲。198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曾侯乙编钟原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第二次奏响,演奏的曲目有《春江花月夜》 《楚殇》 《欢乐颂》等中外名曲,优美而古老的“金石之乐”让各国驻华使节为之倾倒。

2. 当代制作的编钟、编磬与其他乐器合奏的音乐

由于文物原件不能随便演奏,当代绝大多数的“金石之乐”均是使用现代制作的编钟、编磬与其他乐器合奏。这些钟磬均为当代制作,为了能与现代的乐器合奏,其音律都属于十二平均律体系。如湖北省博物馆、武汉音乐学院、河南博物院、中国音乐学院、天坛神乐署、平顶山学院等单位成立的编钟乐团、古乐团、雅乐团所演出的作品均属于这一范畴。

(二)当今“金石之乐”创作存在的问题

因为有了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陶寺北M3011编钟与澄城刘家洼M1编钟和编磬这3次对出土钟磬实物试奏的经历与相关研究,笔者始对当今“金石之乐”的一些创作有了不同的认识。比如,笔者曾在某音乐学院有幸观赏了一场音乐会,其中有一首是民族交响乐队与编钟合奏的作品。乐队规模宏大,作品气势宏伟,视觉效果相当震撼。作为一种表演,这是很成功的,现场观众的反响也非常强烈;但是对于有出土钟磬实物试奏经验的笔者而言,这首作品的音响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存在音色和音准两个问题。

1. 音色的问题

编钟与交响乐队合奏的时候,音色显得浑浊,嘈杂,尤其是乐曲速度较快的时候,这种问题更为明显。

2. 音准的问题

当乐曲开始时,3层8组的编钟在演奏多声织体的旋律时,已经出现音高不准的问题。之后,民族交响乐队进入与编钟合奏,又出现了编钟与民族交响乐队音准错位的问题,能明显感觉编钟与民族交响乐队不是在一个调上,需要几秒钟才能适应民族交响乐队的调高。

作曲界的专家或者研究生可能会说,这两个问题是问题吗?都什么时代了,音乐创作还提音色和音准的问题,观念是不是太落后啦?大家都知道,音乐审美是多样的,音乐创作也是多样的。不同的音乐作品有不同的风格与特点,笔者所说的这部音乐作品属于典型的传统调式音乐范畴,而非无调式音乐。传统的调试音乐作品如《春节序曲》 《梁祝》 《草原小姐妹》 《长城随想曲》等,在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其音色和音准就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对当今“金石之乐”创作存在的问题之探讨

关于以上两点问题,并非是这部民族交响乐队与编钟合奏的作品所独有,在当今创作的其他一些“金石之乐”作品中也同样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这值得学界思考。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编钟的乐器属性把握失当,二是钟磬功能的变迁。

1. 编钟的乐器属性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古今中外的乐队中,每一种乐器的属性都是不同的,如音域、音色、音量、转调方式等,演奏方式也各不相同,故每一种乐器必然有其所长,有其所短。古代乐师和今天的作曲家、指挥家根据各种乐器的不同属性,安排其在乐队中担任不同的角色及数量的多寡,有的乐器主要担任领奏,如二胡、笛、琵琶、小提琴等;有的乐器主要担任伴奏,如笙、阮、古筝、大提琴等。有的乐器数量多,如弦乐组;有的乐器数量少,如铜管组;有的乐器一件足矣,如色彩乐器组。不同乐器之间还可以构成不同的乐器组合,古有金石之乐、钟鼓之乐、琴瑟之乐等,今有琴箫和鸣、弦乐四重奏等。如果违背了乐器的客观属性,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金石之乐”的创作亦是如此。

(1)编钟是“一钟双音”,这是其最为特殊的乐器属性,从编钟的频谱上可以明显看到侧鼓音的存在。“编钟的频谱比较复杂。……编钟的泛音多与基音构成不谐和关系” {1} ,如果使用一组编钟演奏慢速的旋律声部,使用另一组编钟配以稀疏的、点缀式的多声织体,效果还是很好的;反之,则会出现音色浑浊嘈杂的问题。某音乐学院使用民族交响乐队与编钟合奏的乐曲,作品一开始就是多组编钟之间的合奏,多声部织体比较复杂,且速度较快,听起来音色浑浊不堪,正是因为忽视了编钟“一钟双音”、频谱复雜的乐器属性。

(2)编钟是固定音高乐器,但编钟的固定音高与现代乐器的固定音高含义并不相同。比如钢琴,它虽然属于固定音高乐器,但其音高是可以调整的。在每一场使用钢琴的音乐会之前,调律师都要对所用钢琴进行调律。而编钟自出厂之后,其音高就无法改变,这一点是个大问题。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就会导致编钟音准与民族乐队音准的错位,听起来就会跑调。某音乐学院使用民族交响乐队与编钟合奏的乐曲,在作品一开始,大约有100秒的时间是多组编钟之间的合奏,这时候可以听辨出不同音组的编钟之间音准的偏差;约100秒之后,民族乐队直接进入,中间没有任何缓冲,由此在多组编钟与民族乐队之间产生了明显的音准错位。笔者在现场和网上观看这首作品的演出视频时,花了3~5秒的时间才从编钟的调高适应到民族乐队的调高,跑调还是挺明显的。这正是因为作曲家忽视了编钟音高不可调的乐器属性。

故此,《国语·周语》才会对古代的“金石之乐”有“钟不过以动声” “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 {2} 的经典总结。

关于以上两点,谭盾先生在《1997:天·地·人》这部交响曲中处理得很成功。这首乐曲开始仅用10秒钟的编钟独奏(配器很简单)作为引子,然后休止约10秒钟,待钟声完全消失之后交响乐队再进入,这样就避免了编钟与乐队音准的错位问题。该作品主要将编钟作为一种色彩性打击乐器使用,而不是旋律乐器。全曲没有编钟各个音组的多声部合奏。有的地方编钟与大提琴或乐队合奏,钟声也仅是作为一种点缀,由此避免了编钟音色的“混响”问题。编钟的加入,更多的是一种中国礼乐文化的象征符号。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在这方面做得也很成功,始终贯彻“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配器原则,曾经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过专场音乐会,值得借鉴。

2. 钟磬功能的变迁

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封诸侯、建国家的礼乐制度。西周统治者赋予编钟、编磬大型编悬乐器以深刻的政治内涵,形成了以编钟为核心的乐悬制度,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种乐悬规制,不同等级的贵族在乐悬种类的配置方面享有不同的待遇,即《周礼·春官·小胥》所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3} 也就是说,周天子为宫悬,钟磬乐悬摆列四面;诸侯为轩悬,钟磬乐悬摆列三面;卿、大夫判悬,钟磬乐悬摆列两面;士特悬,钟磬乐悬摆列一面。从目前出土钟磬的墓葬资料来看,周代及西汉时期均推行过乐悬制度,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4} 在这种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下,编钟、编磬是当时等级、权力以及宗庙的象征,礼器是其第一属性,乐器的功能则为其次。

编钟与编磬在古代主要用于雅乐,其乐器声学属性正与雅乐的音乐风格非常契合,充分彰显了其作为礼器的第一功能属性。特别是编钟,其铸造工艺极其复杂,科技含量相当高,造价高昂,音响恢宏,就其礼乐功能而言,其他古代乐器尚无出其右者。学术界一般认为,雅乐的风格严肃、冗长、呆板,音乐手法以重复为主,多为齐奏,曲调简单,节拍缓慢,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根据明代朱载堉的《六代小舞谱》复原重建的明代雅乐六小舞(图14)也证实了这一点,而编钟、编磬的演奏与乐器性能正好与之相得益彰。雅乐强调其教化意义,不注重艺术性,具有教化臣民、彰显君权、祭祀神灵、寻求护佑等不同的功能。编钟的体量一般都比较高大,其声音宏大,气势恢宏,非常适合营造礼乐活动庄严肃穆、中正平和的威严气氛。

当今社会,编钟、编磬作为礼器的功能早已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而荡然无存。在今天“金石之乐”的创作中,作曲家是将编钟和编磬的乐器功能放在第一位。由此,钟磬原来作为礼乐器在古代礼乐活动中“高、大、上”的优势荡然无存,而其作为纯粹乐器的短板则在当今交响乐队中凸现出来,有些时候甚至会格格不入。当今“金石之乐”的创作者,应该了解编钟、编磬是我国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它自始至终就不是为了纯音乐而诞生并存在的。从宏观的礼乐文化高度把握编钟、编磬的功能属性,对于今天的“金石之乐”创作是有建设意义的。

结 语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乐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礼记·乐记》载:“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 {1} 既然这些都是“乐之末节”或“礼之末节”,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礼乐文化与思想的精神内核?其实就是一个字——和。《礼记·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謀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和”字。编钟与编磬,尤其是编钟作为我国古代的礼乐重器,是中国礼乐文化精神内核“和”的最为重要的代表和象征。如一些先秦编钟就自铭为“和钟”,声音的和谐也是“金石之乐”的追求目标。

对于今天的“金石之乐”创作,作曲家应全面了解钟磬的音乐声学特点,充分把握钟磬在我国古代礼乐文化中“礼乐重器”的功能属性,秉持“钟不过以动声” “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配器原则,重现我国古代“金石之乐”的辉煌与荣光,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走向世界。弘扬“和”的礼乐文化精神,对于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致  谢

首先,要感谢信立祥、徐长青、种建荣、杨军、王京燕、孙战伟、李文欢以及许许多多普通的考古发掘与文保工作者,江西海昏侯墓、山西陶寺北墓地与陕西澄城刘家洼遗址的音乐考古考察得到以上诸位专家、领导、考古队长和朋友们的鼎力支持与通力配合。其次,要感谢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课题组成员,如曹葳蕤、陈伟岸、张玲玲、陆昕怡、陈健、魏旭爽,他们在以上的音乐考古调查中付出了大量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最后,要感谢恩师刘绪先生。海昏侯墓、陶寺北墓地与澄城刘家洼遗址的音乐考古考察工作,均是在刘绪师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 2020-03-26

基金项目:201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重点课题“音乐考古学概论”(2019-1-8)。

作者简介:王清雷(1975— ),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北京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