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建林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中,基层治理处于基础性地位,它往往成为社会整体转型的切入路径和改革发展的突破口。无论是将基层治理作为“推进某项政策的手段”,还是将基层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优选路径①,基层治理都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使更多的繁杂社会事务和难解的社会矛盾累积于基层,而科层体制下基层的权力资源与财政能力相对短缺,基层治理的这种责权不平衡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该问题已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切实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严控“层层发文、层层开会”,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发扬“短实新”文风。这些用心和举措无不是为了给基层“松绑减负”,以提高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
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重大决策和专项整治行动无疑有助于基层治理的改善,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只是基层治理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不良工作方法与作风,我们还需要从国家社会结构、科层化治理的深层现实基础来理解基层治理现状,把握基层治理运行的深层逻辑,分析基层治理实践面临的困境,探讨推进基层高效治理的对策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