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桃坊
中国的考据学兴起于北宋,盛于清代乾嘉时期。胡适说:“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据学,可以追溯至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的演变进步,到了十六七世纪有了天才出现,学问发达,书籍便利,考据学就特别发达了。”考据学也称为实学,傅斯年说:“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垏、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为博而不能精……(清代)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谨严了许多。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顾颉刚则从先秦古籍的辨伪工作而肯定清代考据学的意义,他说:“清代辨伪的主流,无疑是要把从战国到三国的许多古籍的真伪和它们的著作时代考辨清楚,还给它们一个本来面目。他们的优点是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于能触犯当时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条,来打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历史,所用的方法也是接近于科学的。”国学运动的新倾向逐渐在国学运动中居于主流的地位,这些学者们在国学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清代的考据学,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而形成科学考证方法,所以学术界往往将国学等同于考据学,将国学家等同于考据家。近二十余年来,国学思潮再度在我国兴起,我们在考察二十世纪国学运动的历史和近年的国学热潮时,实有必要探讨国学与西方科学方法及清代考据学的内在的学术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