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额济纳考古

2020-08-04 02:27裴海霞
丝绸之路 2020年2期
关键词:居延烽燧额济纳

裴海霞

(额济纳旗居延遗址保护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 735400)

一、前言

2014年,国家决定开工建设临河—哈密高速公路、额济纳—哈密铁路,这必将对内蒙古与新疆经济建设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样,这两条道路的建成,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与成果。时至2017年7月15日,临河—哈密高速公路开通运行。此前,额济纳—哈密铁路的货运工作也已开通。

当人们共享这些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硕果时,我们不应忘却无数为之努力的人们,更不应忘却它的开拓者的丰功伟绩。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以下称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至1935年,历经八年艰辛,在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地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和气象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人员组成。中方团员10人,团长由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系教授的徐炳昶担任,并通过招募和选拔,确定了首批中方的另外9名团员,他们是袁复礼,地质学家,清华大学教授(1928年12月,徐炳昶离开后,继任考察团中方代理团长);黄文弼,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丁道衡,地质学家,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助教;詹蕃勋,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师;龚元忠,北京历史博物馆照相师以及崔鹤峰、李宪之、刘衍维、马叶谦等4名北京大学学生。另外,还有白万玉等3名非正式团员的挖掘采集工。外方首批团员共17名,其中5名瑞典人,11名德国人和1名丹麦人。团长是斯文赫定,其他团员是旅行家拉尔生(Frans August Larson,又译为兰理训)、人类学家赫默尔(David Hummel)、考古学家贝格曼(Folke Bergman)、地质学家那林(Erik Norin)商人哈士伦(Henning Haslund)、气象学家郝德(Wolmar Haude)、汉莎航空公司会计米伦威(Fritz Mullenweg)、电影摄影 师李伯冷 (Heh-Paul Liberenz) 以及德国飞行专家钱默满(Eduard Zimmerman)、韩普尔(Claus Hempel)、海德(W alter Heyder)、马学尔(Wilhelm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华志(Franz Walz)、狄德满( Hans Dettman)、马森伯(EuenvonMassenbach)和冯考尔(Bodo Von Kauel)。

1928年4、5月间,因中国政府的反对和新疆地方政府杨增新的拒绝,原定的航线考察计划落空,汉莎航空公司不再为考察团提供经费,首批团员中的德国飞行员和摄影师陆续退出考察团回国。斯文·赫定又陆续招募了天文学家安博特(Nils P.Ambolt),古生物学家步林(Birgert Bohlin,又译布尔)和贝歇尔(Gerhard Bexell)、地质学家霍涅尔(Nilis G Horner)、人类学家蒙特尔(Gosta Montel)等5人充实其中。7月份,考察团在包头修整时,又吸纳了瑞士牧师的儿子、精通汉、蒙语言的生瑞恒(Georg Soderbom,又译苏德布)入团。

由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外方团长,这是我国现代学术界第一次真正的中外平等合作的科考活动,并在考古学、地质古生物调查、气象观测等诸多学科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西部的经济建设及“丝绸之路”的研究影响深远。本文仅就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考古及研究方面的成就作一论述。

额济纳旗地处内蒙古地区最西部,为全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旗县,尽管现在这里荒漠化程度日益加剧,但历史上曾经水深草茂。额济纳地区古称“流沙”或“弱水流沙”,为西戎之地,属古雍州。先秦时期,额济纳河流域为月氏游牧地。秦汉之际,称为“居延”,为匈奴部落牧地,汉武帝时期开辟丝绸之路,占领居延,修筑了东接阴山、南连酒泉的防御体系。在历史上,居延地区未曾平静过,这里不断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锋的主战场,月氏、匈奴、鲜卑、突厥、党项、蒙古族先后承接,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

二、阿拉善驼道与西北科学考察团行走路线

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率领除袁复礼以外的中国团员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赶往包头,与事先抵达的外方团员汇合。在包头做暂短休整和购置装备后,全团向北翻过大青山,到达百灵庙西北的胡济尔图河,在此一边考察气象、地质和考古,一边购置骆驼、装备和补充给养。7月,这支由28名中外专家学者、3名采集员、20多名驼夫和232峰骆驼的驼队,400多箱、2万多公斤的行李、食品和仪器等组成的规模庞大的科学考察团,分成北、中、南3个分队离开呼吉日图(胡济尔图)河营地,向西开进。其中中队为主队。3个队取不同路线分头行动,之间保持一、二十公里的距离。考察北队由瑞典地质学家那林为领队,率领丁道衡以及采集员、驼夫等11人,先北进,而后转向西行。中队由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率领,队员及后勤保障人员共27人,中方队员有黄文弱和4名大学生以及1名采集员,从呼吉日图河营地出发西行,穿越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南队全部是中方团员,由袁复礼带队,从营地出发西行。由此,考察团踏上了中国科学史上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征程。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民族在沙漠中开辟出通向中亚地区的商路,最北面的一条,即由北京-经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莫斯科-西欧的商道,以1713年康熙皇帝派图理琛使团访问在伏尔加河游牧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所行路线为准,精确记录在《异域录》,在这条道路之南,国内还有一条西行路线,穿越北方几大沙漠,即:北平—绥远—包头—昆都仑召—固阳—百灵庙—三德庙(巴音善岱庙)—乌兰布和沙漠—乌拉特东大公旗(今乌拉特后旗)—阿拉善—乌兰陶勒盖—巴丹吉林沙漠—黑城—额济纳—哈密—迪化,这条道路即绥(远)新(疆)驼道,也就是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西北之行路线。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曾由原国民政府委托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考察勘测,拟修建绥(远)新(疆)公路,但因国力羸弱、战乱频生,未能启动。

西北考察团考察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7年至1933年,第二阶段为1933年至1935年。第二阶段是由中华民国政府铁道部组织和出资,斯文·赫定任领队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实地进行的一次汽车考察活动,考察历时十六个月,总行程一万六千公里,自呼和浩特出发直至新疆轮台,历经千辛万苦,终锲而不舍完成内地到新疆的公路路线的勘察设计任务,并提交了一份报告。绥新公路勘查所考察的线路或者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西北之行路线主要部分就是绥(远)新(疆)驼道。

三、西北科学考察团对额济纳河流域科学调查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整理

1927年9月,斯文·赫定在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时,在黑城得到一部元刊本的大藏经,著有《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沃尔克·贝格曼在额济纳考察期间,发掘汉代古烽遗址,采集10000多枚居延汉简,著有《贝格曼额济纳旗考古报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对内蒙古科学考察、研究,著有《徐旭生西游日记》,中方团员考古学家黄文弼对内蒙古考察、研究,著有《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等。

其中居延汉简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震惊,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故宫明清档案一起,并列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而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之一,对汉简的研究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7年9月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一次到达额济纳时,黄文弼便在“一个土堡上”发现了最初五枚汉简,因急于出发去新疆,未能进一步发掘。1930年4月27日,瑞典考古学家弗可·贝格曼等人在额济纳的汉代遗址博罗松治(P9)(卅井候官遗址)测绘烽燧及房屋遗址时,意外发现了五铢钱、青铜箭镞和木质汉简。之后,在贝格曼的主持下,“西北科学考察团”分别在张掖郡的居延和肩水两个都尉所辖烽燧遗址中,大约30多个地点的463个坑中采获1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枚,地湾(A33)2383枚,大湾(A35)1334枚。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成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批简牍的内容多为当时边塞的文书档案、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西北科学考察团还发现了10余处城堡和100多处烽火台。1930至1931年年间,西北科学考察团不但着眼于汉简的出土,而且还力图弄清楚额济纳居延地区汉代防御系统的原貌,考察范围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约250平方公里及布肯托尼至博罗松治约60平方公里之间,并试着寻找汉代重要边防枢纽居延古城的所在地,进而对古居延的历史发展做了概括。

贝格曼在居延边塞及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的这批汉简,其年代几乎横贯了两汉的数百年。出土大批汉简的同时,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边塞中还发现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早的纸,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

1931年贝格曼发掘出土的这批汉简,运抵北京,学者称其为“居延旧简”。从30年代起,关于居延旧简的图板和考释,中国有多位著名学者参加,如刘半农、马衡(字叔平,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及4名北大的毕业生,其中劳干(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对汉简的研究,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1943年、1944年石印出版了图板、考释共6卷,后经较大修改,于1947年以后重新出版,1977年再版。社科院考古所也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其中部分简牍不见于劳干著作,台湾又出版了补编。前后共计出版了巨著15卷,开创了考古学的一个新领域。

迄今为止,居延旧简的图版著录有以下几种:

1.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1977年再版。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

3.赤井清美《居延汉简》,东京堂,1974;1975年再版。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

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文渊企业有限公司,1998。

6.台湾中研院汉代简牍数据库所收旧简的彩色图版及红外线照片。

居延旧简的释文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1.劳余,余逊《居延汉简释文》稿,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印,1936(晒蓝本)。

2.贺昌群《汉简释文初稿》(上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1943(石印本)。

4.劳干、陶元甘、陈邦福、张凤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居延汉简考释》、《居延汉简笔证》、《汉魏木简义证》、《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2007。

5.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

7.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

9.马先醒、吴昌廉《居延汉简新编》,简牍学会丛书之五,1981。

10.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

1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绍《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1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睛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文渊企业有限公司,1998。

13.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第一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四、建国后额济纳河流域考古调查及居延汉简的出土和整理

在此大约40年后,在居延边塞及额济纳河流域,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出土居延汉简的大致相同的地点,又有2万余枚汉简出土。这些出土的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国学者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对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72~1976年间,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驻地部队等单位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当时其行政区域属于甘肃省)居延汉代遗址进行了采集、发掘,前后采集或发掘汉简约两万枚,这批汉简现藏于甘肃省博物官。其中,1972年秋,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南起金塔双城子、北至居延海进行初步踏察,采集汉简及其他文物两百余件。1973~1974年的夏季和秋季,对甲渠侯官、甲果第四燧和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发掘,出土居延汉简19637枚。1976年,又在布很陶来地区进行调查,发现汉简173枚。198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于甲渠候官遗址发现22枚汉简。甘肃考古队所采集、发掘这批汉简,有的仍然保存原始书册的状态,能够复原或较完整的册书多达七十余种,个别册书还有具体的名称。

1998~2002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居延遗址开展调查考古工作时,为配合地方公路改线,先后清理发掘甲渠塞T9烽燧、T14烽燧、T13烽燧、T10烽燧和卅井塞北端的T16烽燧及甲渠塞部分烽燧东侧的灰土堆时,共获得五百余枚汉简。其中,较完整的王莽登基诏书和封匈奴单于诏书等册书,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6年以来,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和居延边塞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的数年间,又陆续采集汉简五百余枚汉简,其中有部分素简。

2013年,阿拉善盟文物局在居延遗址巡查中采集汉简21枚。

2019年,T168烽燧、T169烽燧、A32烽燧出土汉简90枚。

据不完全统计,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亭障遗址中,总计出土居延汉简三万一千余枚。

由于居延汉简出土的时间有所不同,因此出现“旧简”“新简”和“额济纳汉简”之称。1930年出土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称为“居延旧简”:1972年以后出土的两万枚居延汉简称为“居延新简”;1998~2002年出土的居延汉简又称为“额济纳汉简”。

目前,居延新简的图版著录有以下几种: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文物出版社,1990年;199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图文并排的繁体本。

2.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中西书局,2016年

3.张德芳著《居延新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2]

此外,1998~2002年间出土的居延汉简图版著录是:魏坚主编著作《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3]

五、后续

回首往昔,组建于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一次多学科的考察,这次考察意义深远。1927年4月26日,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达成了19条合作协议。这个协议,既维护了民族自尊和国家主权,又达到了合作考察推动学术发展之目的,还洗刷了百年来外人掠夺所带来的屈辱。协议本身,不仅规范了此次考察的全过程,也为后来类似行为提供了范式。

其中,对简牍学来说,二十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但是,由于原简实物流散国外,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直到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之后,这一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此外,西北科学考察团与此前西北的考古相比较,研究范围、田野发掘方法等均有进步,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近年来,参照西北科学考察团“额济纳河流域障燧述要”中记述的烽燧城障遗址和以往调查资料,2006年额济纳旗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期,在普查中又新发现了18处汉代烽燧遗址。这些新发现的烽燧均处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障燧排列的范围内,为研究居延遗址的烽燧分布情况和各个候官分属烽燧数量提供了新的资料,对居延延遗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括上述,拙文根据散见的例证,厘清原由,浅见刍议,敬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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