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岁女红军王定国: 执著一生的爱国情怀

2020-08-04 09:18瑞红
新天地 2020年7期
关键词:王定国谢觉哉剧团

瑞红

2020年6月9日,那个唱着歌走完长征路的老奶奶离开我们了!曾三过雪山草地的女红军王定国,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安化乡,她20岁加入红军并入党,22岁参加长征三次跨过人迹罕见的雪山草地,24岁被敌人关押,25岁与“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她离休后,40年脚步不停,70多岁时还积极推动长城保护,80多岁致力于挽救失足少年,99岁高龄还踊跃参与植树造林……

革命火苗刚刚燃起,

她便为撒播火种而投身其中

老红军王定国原名王乙香,1913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佃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困,缺粮少米,她的妹妹因饥饿而死,父亲病亡后,只能把3岁半的二弟卖掉换安葬费。在王定国15岁那年,为了活命,她也被母亲送到别人家当了童养媳。那时,革命的火苗刚刚燃起,为撒播革命的火种,川东秘密党组织来到营山发动群众闹革命,王定国得知后,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结束了原来的婚姻关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

1933年12月,年仅20岁的王定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由于表现优秀,不畏艰难,在战争中顽强拼搏、舍生忘死,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奋不顾身地带领当地群众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还多次上战场在抗敌前线与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斗……1935年3月,22岁的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在长征路上,她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和战友们用歌声鼓励红军战士们。

在长征之路的一次次翻山越岭中,王定国和剧团的同志们从队头走到队尾,用激越、诙谐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大家克服困难。当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道具,她就到老乡家里借门板、桌椅做道具,用墨汁画眉毛,用买来的红纸当作口红。长征途中,王定国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次穿越草地。剧团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无影无踪,只有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

有一次,王定国和剧团的同志们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多,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腳冻麻了,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激发着战士们不畏艰难险阻跨过雪山草地的激情。在红四方面军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到达山顶的那个夜晚,王定国和战友们互相挤着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的脚趾冻僵了,她一摸,脚趾竟然一下断了。她默默把伤骨磨平,包扎,跟随在长长的行军队伍中艰难前行。

在长征途中,千难万险挡不住钢筋铁骨般的红军战士们。“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但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在王定国的记忆中,长征之路充满了牺牲与战斗,但她一直用乐观的态度鼓舞着周围的同志们。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粮食”,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让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充饥,也成为文工团考虑的事情。为此,王定国所在的文工团编了一首打油诗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王定国的七儿子谢亚旭回忆说,母亲的长征路,就是唱着这样的歌曲走过来的。

从长征开始,文工团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要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王定国的长征路,就是在千难万险中“唱着歌”走完的,在长征开始时,她已加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文工团。

为党的事业终生无悔,

生死追随永不改初心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是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定国老人的记忆中,洒热血抛头颅,牺牲与战斗的精神是永不会磨灭的:“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老人上百岁了还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打仗时我们不是空手,而是用棍棍棒棒打,与敌人面对面地血战。”

王定国老人回忆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在革命的路上处处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在当时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血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过若尔盖草地时,王定国老人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是走不过来的啊!脚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那时,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几经艰辛,王定国和战友们最终还是从险境中走出来了。

王定国说因为有红军领袖与她们一起过草地,她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在长征路上,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这座雪山上空气更加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王定国老人回忆说:“打了胜仗,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忘记战斗的苦了。”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是她永远不会忘却的。那是她们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苦苦走了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他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文工团的战友们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三十七团指战员们的热情,让他们感动的流下泪水。

在王定国老人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那是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要跟总部一起行动。在一次战斗中,王定国的右腿被流弹击伤,文工团从士门到凉州时,右腿又挨了一枪,当时腿完全麻木了,由于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她便不知道痛,简单包扎后照样行军。

1936年12月5日,文工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遭遇敌军。最后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文工团余下的30多人被抓入了牢房。“在监牢里,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牢里阴森森的,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着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在敌人的监狱里,坚决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要营救出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按照上级要求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经过一番努力,王定国和战友们终得救。

初心不改退休不退志,

为社会献出毕生精力

在兰州国民党军队监狱里救出王定国和战友们的,正是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觉哉。当谢觉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一下就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由于二人早就认识,后来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他们相爱了,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没有文化不识字的王定国从此有了一位不知疲倦教她文化的“识字教师”。

自王定国与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后,他们一共养育了7个孩子,并将他们抚养成才。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过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工作中,他对群众极其热情,却对家人十分严格,这深深影响着王定国,同时也让这个革命家庭形成了良好的家风。1971年谢觉哉去世时,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说:“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王定国老人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的相关文献,总量多达500万字。岁月易逝人易老,但坚定的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1983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王定国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去,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积极关注我国林业发展,提出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节约木材的建议。她不仅积极關注国家的林业生态建设,还不顾年老多病,到全国多个省市了解林业生态建设情况。2004年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速生林建设;2005年到河南省考察黄河故道生态治理情况……2010年,王定国与重庆市民一起,在长江边植树造林,她感言:“只有大家都走上这‘绿色长征之路,才能真正为子孙后代造福。”在2009年4月,她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终身生态贡献奖”。

20世纪80年代,长城周边有人偷拆长城砖,用来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痛心不已,于是她挑头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学会筹建之初,没有一分钱经费,王定国就找到砖窑,拉着烧好的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长城学会成立以后,王定国坚持“三不要”原则:不向国家要经费、要编制、要办公场所,日常费用从王定国离休工资里扣除。有一次,王定国回到家乡营山县,听家乡人说起一个愿望:“听说县城里一到晚上有个灯,一拉,屋子里就亮,我们想去看看。”那时的四川大山里依然用着油灯,不知电为何物,王定国听了乡亲们的愿望,从此决定要用自己的余生重走长征路,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她这一走,就走到了100岁。在102岁之前,王定国每年都要走进长征沿线的老区群众家里调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报告,为老区发展奔走呼吁。

“她虽是一弱女子,但却有很强的‘江山情怀,总觉得关乎国家的一些事是自己应该出力的。”王定国的七儿子谢亚旭这样说道。“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王定国的大儿子谢飘回忆说,对待群众时,热心肠的母亲给很多人写过推荐信,但她从没在谢飘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谢家曾孙谢旭飞大学毕业那年去北京看望王定国时,王定国的七儿子谢亚旭特意叮嘱他,见到王定国只谈家事,要帮忙安排工作的话莫要提。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王定国的孩子们都各有成就,其中二儿子谢飞是我国第四代电影人中极具成就的导演之一,作品荣获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王定国常常教导谢飞要好好拍戏,别想着做官。“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回忆起父母的言传身教,谢飞这样说。

退休后的几十年来,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最喜欢戴八角帽,最喜欢写“长征万岁”,最喜欢画家乡红梅。一片丹心向阳开。“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王定国的情怀,也是她永不改变的初心。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从来不问自己该得到什么,而是总想着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她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这是王定国永远难忘的一幕,也是她一生的追求。历经百年风雨,从黑暗奋斗到光明,那一颗寻找生命火种的初心,从未改变。这就是老红军王定国,用尽一生,忘情绽放!为党和国家的事业绽放了一生,为自己永远的初心绽放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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