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

徐克电影《黄飞鸿:男儿当自强》有个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桥段。该片的背景设定在1898年前后,广州的茶楼上人满为患,街道上走来一群游行示威的年轻人,拉着“支持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的横幅,高喊“讨回台湾”的口号。吃着叉烧大包的老广们面面相觑,互相议论:“台湾是哪里,怎么连省城也不能照顾?”
在19世纪末的中国民众眼里,“省城”的地位仅次于国都,一般的大事小情,根本无需奔赴北京,省城就可以全权负责—所谓皇权不下县,民众不出省。
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人口流动性极低。地方事务地方解决,是一条“分权”的实践原则。最明显的例子是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时期,几个派系的地方军阀车轮大战,各个手握地方实权,眼热大总统的位置。搞得一直没军队的国民党左右攀附,却左支右绌、失尽民心。这是地方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现。
一省的省会最能代表地方权力,同时也要负起对省内其他城市的“义务”。像省会城市,一般都有一个“结对子”的帮扶城市,拿钱、拿技术、派人,打响脱贫攻坚战。这叫“省会城市的担当”。
“强省会时代”的策划,指明了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中央支持省会持续做大,说得直白一些,哪怕是“虹吸”也可以。近期济南合并莱芜、长春合并公主岭,都是例子。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几年前,虹吸型中心城市、或者说强省会,并不是受到支持的路径。那时候,城市化的方向在于“各处开花”,政府鼓励中小城市发展、发挥特色,还希望避免“大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