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行为数据争论

首批新冠病例在中国之外出现几周后，韩国发布了一套关于新冠病例详细情况和活动信息的广播系统。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也很快开发出自己的“跟踪”系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道德问题。

这股强大的潮流不难理解：如果已有的系统能够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什么各国不使用它们？但在匆忙应战疫情的同时，社会忽略了这些机制几乎是一夜之间部署就位的，也没有去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平心而论，韩国的跟踪制度已经产生了大量爭论。一开始，这是因为该系统会发送新冠检测为阳性的个人的确切活动短信给其他本地居民，比如去卡拉OK、短住酒店和同性恋酒吧等的信息，这跨越了道德的红线。

但韩国的系统相当突出，因为它将手机定位数据和个人旅行史、健康数据、来自警方监控画面的足迹以及各种信用卡公司的数据，联系在一起。这些信息随后由一开始为了韩国智能城市而开发的“数据清算所”进行分析。该系统消除了官僚批准壁垒，据说可以将接触者追溯时间从一天缩短到仅仅10分钟。

数据隐私和安全鼓吹者，多年来一直警告不同的私人和公共数据源之间的互通性。但疫情首次实际表明了这些数据流可以集中化并按需连接起来—不光是在韩国，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我们建设全球规模收集深度个人行为数据的基础设施，已有时日。作家绍莎娜·祖波夫将这一“监控资本主义”溯源至201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后国家安全权力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