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与实证检验*

袁小慧 孟芊汝 范 金

内容提要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结构优化、动能转换、效率提升的有机统一。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必然呈现对自主创新驱动的更加依赖、对要素供给质量的更高要求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更加合理化等特征。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R&D资本投入总量不断上升，但其要素贡献率和配置结构效应仍较低。从产业内部结构看，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呈现大幅下降趋势，甚至出现“结构负利”的现象，相比之下，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正向技术效应影响更为明显。因此，一方面，要不断优化物质资本投入结构，提高投入质量，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及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引 言

高技术产业作为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端产业门类，理当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产业增加值基本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明显快于工业整体增速。到2019年底，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4.4%，比2002年增长了近一倍，增速比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了3个百分点。2019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7.3%，增速是全部投资的3倍，利润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20%，高技术产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要看到，高技术产业依然存在着“快而不强”“缺芯少屏”“叫好不叫座”等问题，特别是面对整体经济下行的压力，高技术产业不管是增加值增速还是利润增长率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分别从2010年的16.6%和8.1%下降到2019年的8.8%和4.8%，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也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显然，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源，高技术产业距离该目标还有很大差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经济换挡减速的关键时期高技术产业也呈现出同步换挡趋势呢？特别是面对经济新常态以来的动能转换，如何推动高技术产业更高质量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分析维度差异，不同学者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及其衡量标准形成了不同见解，总体上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是反映经济增长优劣程度的综合体现，具体表现为总量提升、结构优化、稳定增长、福利改进、环境改善和创新提高等方面，其测度需要依赖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②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一般就是指经济发展(增长)效率，即经济活动过程中投入和产出之比，代表性指标主要有全要素生产率(TFP)③和增加值率④。相对于多指标体系构建的不确定性，单指标方法相对简单，更具可操作性，特别是增加值率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时受到更多学者的青睐。⑤由此可见，尽管高质量发展目标已成为共识，但学术界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尚无统一界定，而对于中观产业层面的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则更少，亟需从理论层面对其内在机理进行系统剖析，了解推动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并以此为框架实证检验不同动因在推动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影响效应。

中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理与动力机制

(一)理论机理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结构优化、动能转换、效率提升的有机统一。因此，从理论上看，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必然呈现以下三方面的特征和要求：

一是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加依赖于自主创新驱动。自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并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以来，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被纳入生产函数。从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设定，到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技术内生化，都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技术产业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形成，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最终产品均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之上，其发展往往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驱动。科技创新的两个主要来源分别是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创新。虽然技术引进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是随着国内外技术差距日益缩小，模仿创新在效益日渐下降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研发投入应该更多流向企业自身内部的创新活动，从而更加长久地支撑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持续稳定提高。

二是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要素供给质量有更高要求。一方面，高技术产业需要高质量的资本供给。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物质资本积累量的大小不仅是经济增速高低的关键，也是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高质量的资本供给可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需要高质量的人才供给。伴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罗默开始把人力资本作为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第三种因素考虑到生产函数中，认为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就是知识积累和创新要素形成的过程，卢卡斯则进一步提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模型。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既包括量的要求，也具有质的保障。高技术产业自身突破性的特征决定了其对创新型高质量人才有更多的需求，高质量的人才供给可以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和智力保障。

三是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合理的产业内部供给结构以实现创新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而言，其内部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平衡现象。具体来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总产值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增速都明显高于其他大类行业，且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产出增速相对较低甚至有下降趋势。要实现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对当前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供给结构进行优化，即基于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能够在高技术产业内部得到合理的配置，以提高产业创新效率。同时，高技术产业供给结构要高度化，即每一次技术突破能够在不同行业之间有效传播和扩散，以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集约化程度，在合理化基础上实现高度化，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创新效率的最大化。

(二)动力机制

自索罗模型提出之后，学者们大都将资本、劳动与技术进步作为生产率提高的动力源泉，进而探究高速度增长的方式与途径。在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所发挥的作用仍不容小觑，但随着目标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其影响机制也出现了动力转换，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

1.劳动力是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亟需完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放缓，2012年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2018年第一次跌破9亿，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劳动力要素只有实现从规模到质量的转变才能继续发挥其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尤其要求从业人员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水平，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能够有效弥补“人口红利”消退所产生的损失，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推动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

2.R&D资本作为资本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知识的R&D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是内生于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但是与物质资本不同的是，知识全面增加带来的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从而出现边际报酬递增，使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可能。于是，学者们将R&D资本从物质资本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R&D资本的收益率大大超过物质资本，且高技术产业的R&D资本产出弹性大于非高技术产业，因此，加大R&D资本投入是高技术产业由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必经之路，而从模仿到创新又是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⑥。自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起，我国R&D投入迅猛增长，相较于一般行业，医药制造业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R&D资本投入明显更多。

3.技术进步逐步代替资本积累成为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源泉和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几乎完全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但这种奇迹不能长久。⑦究其原因，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资本不断积累使得投资与折旧相等，此时资本存量就会保持一个动态的稳定值，经济便不再继续增长。也就是说，单纯依赖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是有限度的，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的“结构性减速”也印证了这一点。新时代经济要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必须将依赖因素从资本积累转变到技术创新上来。高技术产业以重大的技术突破为基础，与最新的科研成果紧密相连，技术进步成为高技术产业供给结构优化、资源效率提高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源泉，是高技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中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因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方法及数据说明

学术界常采用索洛余值法分析不同生产要素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该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如资本存量度量有较大偏差、无法对TFP增长率进行分解等。于是，乔根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拓展模型，从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度量，对索罗余值法进行了改进和创新，为TFP结构效应分解提供可能。⑧尽管如此，乔根森拓展模型也只讨论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投入，考虑到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及其动力转换特征，特别是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进一步将R&D资本从整体资本投入中剥离出来，细分为物质资本和R&D资本。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高技术产业发展质量，在研究中将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区别开，采用基于增加值的增长核算方法，即从总产出中扣除中间投入影响，即有：

(1)

其中，A是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V是增加值，C是物质资本投入，L是劳动投入，K是R&D资本投入。vCj、vLj、vKj和vVj分别表示根据生产价格指数调整后行业j的各要素投入报酬和行业增加值占总产出的比重，并取相邻两期均值。也就是说，高技术行业j增加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物质资本投入、R&D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TFP增长率四大因素，进而可以测算不同动因的贡献率。

进一步地，将高技术行业的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效应φA和要素配置结构效应。⑨根据投入要素的不同，要素配置结构效应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物质资本配置结构效应φC、劳动配置结构效应φL和R&D资本配置结构效应φK。设定高技术产业大类行业TFP增长率为Δlnρ，则其结构分解可写成以下形式：

Δlnρ=φA+φC+φL+φK

(2)

其中，技术效应反映了由各部门非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带来的整体生产能力的提高，物质资本配置结构效应、劳动配置结构效应和R&D资本配置结构效应则分别反映了各要素投入在不同部门间配置带来的技术效率改进。

在测算过程中，主要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着重分析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五大类高技术行业，相应的数据处理包括投入和产出两大类指标。具体而言，物质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PIM)估算生产性物质资本存量⑩，资本使用者成本则基于资本回报率和资本利得进行计算;劳动投入用经劳动工资价格指数调整过的劳动工时数来衡量；R&D资本投入通过各行业R&D经费支出资本化核算形成当期资本存量，并进一步得到R&D资本投入指数;总产出和增加值也都进行资本化处理。

(二)实证结果分析

1.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因的总体贡献比较

分别计算2002～2018年间不同行业的物质资本投入、R&D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指数以及TFP增长率，这四部分共同构成当年的反映高技术产业发展质量的增加值指数，相关动因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动因对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 单位：%

(1)TFP增长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TFP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平均达到72%，对产业高质量发展起绝对主导作用，这与高技术产业本身技术和知识密集的特征紧密相关。

(2)经济新常态以来物质资本投入对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有所提升。2012～2018年，物质资本投入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较之经济新常态之前阶段增加了将近一倍，这与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高技术产业，加大产业投资规模密切相关，这一时期，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但同时也要注意的是，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具有短效性，长期依赖这种方式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资源紧张、诱发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想要保持产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还应依靠独立自主的研发创新等更为长远的方式。

(3)劳动投入对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2～2011年平均劳动投入贡献率为8%，是新常态以来的两倍以上。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单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已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如何改善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结构显得尤为重要。

(4)R&D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一直较低，R&D资本投入效应尚未充分显现。2002～2018年，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只有1%，2012年之后略有上升，但贡献仍微乎其微。事实上，2002～2018年，政府R&D资本投入以每年接近16%的速度增长，2018年企业R&D资本投入较之2002年翻了二十倍。R&D资本投入持续增加，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表现欠佳，这说明企业和政府不能仅仅把焦点放在资本投入数量的增加上，如何使投入最大效率地转化为有质量的增长才是当前最应关注的问题。

(5)经济新常态以来计算机及其办公设备制造业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数。如表2所示，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平均贡献率均为25%左右，而计算机及其办公设备制造业的贡献率在2012年后明显降低，特别是2014年和2015年出现负值。这可能是因为智能手机等可替代产品的冲击、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减缓、技术多年来未有太大突破等。因而，需要进一步挖掘行业潜力，主动创新开发新领域，创造市场新需求。

表2 2002～2018年大类行业对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 单位：%

2.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因的具体效应分解

将上文计算的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效应和要素配置结构效应，要素配置结构效应又进一步分解为物质资本配置结构效应、R&D资本配置结构效应和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02～2018年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因的效应分解 单位：%

(1)经济新常态下技术效应对高技术产业整体TFP增长率的提高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图2所示，2002～2018年技术效应与TF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近年来TFP增长率有所回升的趋势完全是由于技术效应的提高带来的，2012年以来TFP增长率逐渐由要素配置结构效应主导转为技术效应主导。从行业视角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012年以来技术效应增加显著。这可能与其快速增长的市场规模有关。近年来电信业市场发展迅猛，长达十几年的数倍于GDP增长率的高速增长使其从千亿级市场成长为万亿级市场(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到2018年电信业务收入已达到13010亿元。随着5G时代的到来，电子信息及通信制造业对高技术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将更加显著。

图2 2002～2018年TFP增长率动力源泉的变化趋势

(2)尽管2012年以后物质资本配置结构效应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是要素配置结构效应的决定因素。2002～2018年，要素配置结构效应对TFP增长率的贡献中，物质资本配置结构效应平均占比在一半以上，高技术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显著。而经济新常态以来，物质资本配置结构效应下降最为明显，成为要素配置结构效应下降的主要原因，说明物质资本资源并未完全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需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以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

(3)R&D资本配置结构效应对于TFP增长率的贡献较低。2002～2018年，R&D资本配置结构效应平均只有3%左右，远低于物质资本配置结构效应。特别是新常态以来的平均效应仅为2.90%，低于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3.04%)。究其原因，可能与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目的有关，很多企业利用政治联系、信息不对称等获利，而不是真正致力于科技创新，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削弱了企业R&D资本投入的动机。因此，政府和企业在R&D资本投入时，不仅要强调总量的扩张，更要提高R&D资本投入的有效性，进而促进TFP增长率的提高。

(4)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高技术产业各行业要素配置结构效应均有所下降，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最为突出，部分要素甚至呈现出明显的结构负利。2012～2018年，R&D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结构对于TF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平均值分别为-0.18%和-0.85%，负向作用明显。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诞生兴起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在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模仿再创新的过程，如何更好发挥后发优势，真正突破重围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需要进一步探索。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在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跨越的动力机制，并采用乔根森拓展模型从增加值角度，实证分析物质资本、R&D资本、劳动力以及TFP增长在推动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总体贡献及其具体效应。研究发现：

第一，TFP增长率是拉动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关键因素，2012年以来技术效应逐步取代要素配置结构效应成为推动TFP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要进一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提高各行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以更大的技术效应推动TFP增长。

第二，R&D资本投入不仅对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率一直较低，而且其配置结构效应对于TFP增长率的贡献也较低。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强化自主创新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关键。为此，必须着力提高R&D资本的使用效率，最大程度地发挥R&D资本对于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要制定相应政策调动社会各界对于R&D投资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另一方面，在强调R&D投入总量的同时，更加注重R&D资本的有效配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R&D资本投入的市场监管机制，挖掘R&D资本的结构红利。

第三，尽管进入新常态以来物质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回升，但其配置结构效应对于TFP增长率的影响却在下降。单纯依靠加大生产资料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投资正在经历从量到质的转变，消费的不断升级也要求投资同步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只有不断优化物质资本投入结构，提高投入质量，才能有效避免产能过剩、资源短缺等问题，从而克服物质资本投入的短效性，使得物质资本投入能够在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之后仍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相对于大多数高技术行业在新常态下的技术效应下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却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正向效应。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作为朝阳产业对于TFP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显现，尤其在进入5G时代之后，中国的技术先发优势日益明显。为此，需要继续强化行业优势，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带动其他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五，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对高技术产业的总体影响呈明显下降趋势，甚至出现结构负利的现象。因此，要进一步整合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相关资源，完善产业发展的硬环境条件和软环境标准，更好地发挥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强化创新主体活力，通过制度的不断创新，营造更加自由开放的氛围，提升行业整体的创新水平。〔本文受到南京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南京创新都市产业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号：201901021)资助〕

①⑨胡亚茹、陈丹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兼对“结构红利假说”再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2期。

②王千：《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测评体系建构理路——基于全象资金流量观测系统的视角》，《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TFP贡献的考察》，《当代经济科学》2008年第4期。

④沈利生、王恒：《增加值率下降意味着什么？》，《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

⑤范金、姜卫民、刘瑞翔：《增加值率能否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⑥郑世林、张美晨：《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估计：1990～2017年》，《世界经济》2019年第10期。

⑦Young A.，“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3，111(5)，pp.1220～1261.

⑩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世界经济文汇》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