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周恩来外交工作的左右手

欣子

王炳南，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中的佼佼者。从1936年“西安事变”起，他便跟随周恩来从事党的外事、外交工作，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十分欣赏王炳南的才干，由衷地称赞：“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王炳南与周恩来相识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1936年2月，受党的派遣，王炳南偕德国籍妻子王安娜从德国回国，做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争取杨部与陕北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联合抗日。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曾任杨虎城部高参，与杨是“拜把子”兄弟，王炳南留学日、德的费用亦是杨所资助。因此，由王炳南做杨虎城的工作是很有基础的。

返回西安后，王炳南夫妇就居住在杨公馆，杨虎城安排他做自己的秘书。王炳南很快通过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他在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扬。

周恩来十分赏识王炳南，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下设对外宣传小组。这是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由王炳南具体负责。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王炳南积极主动同国际人士进行接触：与时任美驻华武官史迪威等建立了良好关系，使他们逐渐认清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同艾黎等国际友好人士合作建立全国工业合作社，并使之迅速发展成为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从海外为陕甘宁边区筹集到一批抗战物资，并顺利安排白求恩和印度的医疗队赴延安事宜;争取荷兰著名电影摄制家伊文思拍摄中共代表团召开军事会议的情形，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珍贵历史影像资料。

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下设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龚澎任副组长。王炳南和同事们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指示，加强与各驻华使馆、国际组织、国际人士的交往联系，开展灵活多样的外交活动，争取英、美、法等国对中共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工作卓有成效。

1941年1月，奉命北移的新四軍部队在皖南泾县茂林遭到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伏击，结果除少部分人突围外，大部分指战员牺牲或被俘。“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迅即召集王炳南等人商量在外交方面需采取的应急措施，指出必须让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尽快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真相。于是，王炳南与同事们利用公开合法场所，广泛接触各国记者和使馆人员，散发关于事变真相的外文资料，委托国际友人带到国外发表。与此同时，他嘱咐王安娜把事件真相告知她的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获悉后很震惊，把周恩来请到家中商谈，并将情况报告给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随即正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蒋介石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其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炳南率外事组将来自延安的消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外国驻渝记者，这也引发了外国记者到延安实地采访的强烈愿望，但国民党对此屡屡设障。在王炳南等人有理有节的斗争下，1944年5月，中外记者团终于冲破封锁，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向世界大量报道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

在渝期间，王炳南加深了与已升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等老朋友的友谊，结识了美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校等新朋友。经过做工作，史迪威明确表态：“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应分给共产党。”卡尔逊到敌后考察八路军的抗战情况时，也得到了王炳南的大力协助，他得以顺利将八路军抗战的真实情况宣传到海外。

此外，王炳南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史迪威建议应派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美方虽表示赞同，但遭到蒋介石的多次阻挠。1944年6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访华，王炳南建议史迪威通过华莱士促成此事。同年7月，以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从而推进了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周恩来评价说：“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他写信给王炳南，高度赞扬他的工作：“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

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被打破，中共与美国有了实质性交流，这让蒋介石大为光火：“堂堂国民党宣传部，还不如共产党一个小组！”还写便条斥责国民党宣传部：“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以王炳南出入外国使馆和美军总部为由，欲以“国际间谍”罪名逮捕他。周恩来获此情报，立即交给王炳南一张委任状，“委任王炳南为周恩来副主任上校秘书”，使王得以脱险。

1945年，杜鲁门派马歇尔将军为特使来华，参与国共两党的调停工作。王炳南从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来华的确切时间后，及时报告周恩来，并陪同周恩来赶到机场，先于宋子文在机场迎接马歇尔。马歇尔抵华后，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三人小组。王炳南和马歇尔时有往来，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同时也把有关情报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说：“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前往重庆谈判。周恩来指派王炳南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负责联络安排并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工作。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张治中将军公馆桂园的二楼，王炳南住在一楼客厅后面的房间里，外人来访，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王炳南陪同他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会见和拜访美、英、苏、加等国驻华大使以及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国际知名人士，阐述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主张;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感谢8年来各国朋友对各解放区的大力援助;会见路透社、合众社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会见3名美国普通士兵，同他们合影留念。离渝前，毛泽东对王炳南说：“你是我们的‘王外长啊！”虽是戏言，却也足见他对王炳南的器重。

“筹建外交部的工作就交给你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随之迁到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王炳南随周恩来转到南京后，任南京局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新闻发言人。国共和谈破裂后，南京、上海等地的一批外事干部转移到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周恩来考虑聚集这批外事人才不容易，打算成立个机构，把人才留下来。同年5月1日，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中央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由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外事组下设编译处、研究处、新闻处，共有20多人。可以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央外事组正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8年5月，中央外事组进驻西柏坡，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外事组进驻北平，工作人员分别在东交民巷的御河桥和松树胡同办公。

1949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找王炳南谈话，让他负责筹建新中国外交部，并布置了两项亟须办理的工作：一是筹划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和选配部机关的工作班子;二是选择外交部的办公地点。交代完任务，周恩来紧紧握住王炳南的手说：“筹建外交部的工作就交给你啦！”

王炳南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他牵头制订了外交部内设机构负责人配备方案，从军队和地方选调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其中包括不少刚刚走下战场的高级将领。同时物色了3处办公地点：分别是位于外交部街的北洋时期的老外交部旧址、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和旧日本使馆馆址。周恩来亲自前去看房，最后选定北洋时期老外交部旧址作为外交部办公地点。

9月30日，周恩来召集各有关单位开会，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会上正式宣布中央外事组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从此外交部正式开始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由于几位副部长都因故尚未到任，周恩来委托王炳南负责外交部的日常工作，他还特地交代王炳南：“毛主席即将在开国大典上发布一个公告，典禮结束后，要将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立即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一结束，王炳南就带着印制好的《公告》和《公函》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边审阅边说：“文件印得不错，很难搞得比这更好了，难为你们了。印了多少份？”王炳南回答：“共60份，外国原驻华外交机构在北京的有8家，南京的11家，上海的31家，多印10份备用。”

随后，王炳南抱着周恩来签署好的文件，急匆匆赶回办公室，安排韩叙和曹桂生负责发送《公告》和《公函》，将新中国成立这件大事通知各国政府。他叮嘱二人：“这是外交部做的第一件对外工作，意义非同寻常。你们一定要及时无误地送达。”韩叙负责送达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8个国家在北京的原领事官员;曹桂生专程去南京送达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埃及、缅甸、波兰等11个国家的原驻华外交官员，并转送至31个国家驻上海的原领事官员。

苏联方面收到公函后，10月2日，由时任苏联副外长的葛罗米柯第一时间代表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10月3日，周恩来复函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同意建交。同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王炳南，通报苏方任命罗申为驻华大使。10月5日，中方宣布王稼祥为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10月10日，罗申抵京，王炳南陪同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出席首都各界3000多人的欢迎会。10月20日，王稼祥前往莫斯科赴任，王炳南和阎宝航共同签署了一封“证明信”作为护照。

10月5日，王炳南率新中国外交部首批工作人员从东交民巷和松树胡同搬进外交部街31号大院正式办公。尽管这里的房子是老的，家具是旧的，但大家的精神面貌却是崭新的。

当日，周恩来主持召开首次外交部工作会议，讨论了王炳南提交的需要审定的相关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牵头，李克农、王炳南等参加的联合办公室，确定部内各部门排列次序，并于11月8日举行外交部成立大会。

11月8日晚，在王炳南等的引导下，周恩来来到他位于外交部东楼二层的办公室。王炳南把外交部花名册递上，周恩来仔细地翻了一遍，说：“每个国家都要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人来做外交工作。我们这支外交干部队伍，无论是从军队、从地方，还是从地下党选调来的，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考验的，是最靠得住的！”

晚8时整，王炳南陪同周恩来走进外交部成立大会会场，场内立即掌声雷动。看见会场里面坐满了人，周恩来高兴地说：“炳南，你找到了这么多人，真好！”他表示要同大家先认识认识，就打开了花名册，依次点名。他先点了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3位副部长的名，并做了简要介绍，接着点到王炳南，说：“炳南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后来就到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主任。”然后，他从司长到科员，将参会人员一一点到，点到熟人时，还不忘开一两句玩笑。

点名过后，成立大会正式开始。会议由王炳南主持，他首先简要汇报了外交部前段的工作情况。在周恩来、李克农讲话后，王炳南代表大家表态：今后要在周部长、李副部长领导下，做好各项外交工作。

“要想方设法多接触和我们认识的人”

1954年初，王炳南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仍兼办公厅主任。这年2月，苏、英、美、法4国达成协议，在日内瓦举行寻求和平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除4国外，还有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的各参战国家，中国是当然的与会国。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席五大国共同亮相的重要国际会议，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任命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

出国前，王炳南负责筹备组织代表团的具体事务。他了解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其它几大国的代表团规模都十分庞大，就向周恩来建议，我们也应该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的人士和专家。一来让外交部更多的同志走出去，开阔眼界，扩大见识，积累国际斗争的经验;二来可以依靠专家应对谈判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以便通过这些人和与会各国人士广泛交往，多交朋友，增进与各国的友谊。周恩来采纳了他的建议，最后组成了有170多人的规模庞大的代表团。王炳南抓住出国前的有限时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应对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还专门召开了若干场模拟记者招待会进行演练。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开幕。当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的政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严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任何人接触。

作为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深感责任重大，他决心要当好周恩来的参谋助手，利用第一次出席大型国际会议的机会，打开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他向周恩来建议，要利用各种场合，主动跟外国人交朋友。周恩来点点头说：“先易后难，要想方设法多接触和我们认识的人。”由于王炳南长期承担外交工作的具体事务，接触面广，认识的外国友人比较多。周恩来便让他介绍一些给自己认识，说广交朋友，求同存異，没有坏处。

当时，美国代表团对日内瓦会议能否达成和解并不乐观，所以杜勒斯于5月3日就回国了，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主持代表团工作。史密斯对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有所保留，也不赞成杜勒斯不准与中国代表团接触的禁令，还主动与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攀谈。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在王炳南的安排下，第二天会间休息时，周恩来在会场吧台与史密斯“不期而遇”。史密斯右手端着一杯咖啡，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寒暄，赞扬中国传统文化，还主动用胳膊碰了一下周恩来的胳膊，以示友好。史密斯离去后，周恩来对王炳南说：“看来美国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

美国代表团虽不敢突破杜勒斯的“禁令”，但他们又想与中方协商解决在华被关押的美国人问题。会议期间，美方通过与会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向中方试探解决此问题的可行性。

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中美正式直接接触的机会，便召集王炳南等商定：一是向杜维廉反馈，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直接接触，寻求解决办法，不必通过第三方;二是对外界发表公开谈话，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中方愿就被扣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同时将方案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得到中央的同意。

在中方公开发表谈话后，美方经请示杜勒斯同意，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直接会谈。周恩来指定王炳南为中方代表，美方代表是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双方就两国侨民返回问题，从6月5日到6月21日先后举行了4次会谈。王炳南建议双方起草一份联合公报，但遭到美方拒绝，导致会谈没能达成任何协议。可双方又都不愿意中断接触，于是商定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两国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从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中美领事级会谈共进行了17次。

中美双方在日内瓦的会晤，开启了中美直接接触的大门，揭开了日后中美大使级正式会谈的序幕。王炳南说，这是我们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取得的“意外的收获”。

5月13日，日内瓦会议开始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由于美、英、法和老挝、柬埔寨的立场相去甚远，会谈陷入僵局，有的外长打算先行回国。法方担心会议失败，于是主动与中方接触。5月27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炳南作为中方代表与法方代表保罗·彭古和吉勒马兹等会见。法方表示，如果不能在日内瓦达成解决协议，老、柬问题就有可能被提交到联合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时中国就没有参与解决问题的机会了。王炳南感到这对中国极为不利，经请示周恩来后，他向法方提出，各方都“不应让战争复杂化和国际化”，“把战争交出去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此后，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周恩来会见了法国外长皮杜尔，表达中方立场：不希望老、柬“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还是美国”，并提出了解决老、柬问题的具体建议。皮杜尔当即表示赞同。第二天，皮杜尔又派人找到王炳南，确认中方对两个具体问题的立场。王炳南答复，中方立场与法方的理解完全一致。此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炳南几次找越南外长范文同交换意见，协调法越之间的关系;同时建议法越直接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中法又经过多次双边磋商，最终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6月19日，与会各方终于签署了《关于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恢复了印度支那和平。

“王炳南实在难得”

1954年至1955年，由于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引发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严正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同年7月中旬，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

为此，中国外交部通知王炳南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首席代表。此时的王炳南已出任驻波兰大使，接到通知，他十分不安：过去办外交总是在总理身边，凡事都可以依赖总理;现在要独当一面，需自己判断和分析。他仿佛感到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肩头。

美方的首席代表还是约翰逊，他和王炳南是日内瓦会议谈判时的老对手。王炳南提出，双方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等实质性问题，而美方只想先要回被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双方在谈判议题上分歧很大，为使会谈先启动起来，中方最后同意先谈遣返侨民问题。

为了表达中方的诚意，王炳南首先宣读了中国政府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声明，下了一着先手棋。约翰逊颇感意外，只得表示谢意。接着，双方提出了各自遣侨名单，在王炳南的名单中，钱学森赫然在列。

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成为世界顶级火箭专家。从1950年起，钱学森就开始争取回国，但美方百般阻挠，美海军部次长金布尔甚至口出狂言：“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太多了……他在五角大楼负责喷气中心的研究计划，无论到哪里，他都顶5个师用！”在王炳南提出交涉后，约翰逊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这里有个插曲：不久前，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此信是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被夹在钱学森寄给住在比利时的亲戚的家书中，信中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实现回国的愿望。周恩来当即命外交部火速把信转给王炳南，并明确指示：“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王炳南将钱学森的信出示给约翰逊看，并严正指出：“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钱学森博士在6月份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铁证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但他又提出需用美军被俘飞行员作为交换条件。经过多次交渉，8月4日，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于9月7日偕夫人蒋英及两个孩子回国。按照法律程序，中国也提前释放了11名美国人，他们于8月4日抵达香港。

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导弹研发工程做出了不朽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别的不说，谈回一位钱学森就是值得的，就是胜利！”

在会谈期间，周恩来几次电告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谈判桌上的对手完全可以成为好朋友，甚至还当面询问王炳南：“美国人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请啊？”他那高超的外交艺术，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王炳南。经过共同努力，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承认双方公民享有返回各自国家权利的协议。这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促成了130多位在美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

会谈第二阶段主要谈台湾问题。围绕这个高难度议题，王炳南与美方代表在9年间谈了120次，仍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964年，他在奉调回国时感叹：“从日内瓦谈到华沙，谈白了少年头。”但在这9年中，他展示的才干仍可圈可点。

1957年12月12日，中美大使举行第73次会谈。约翰逊突然宣布，他将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由他的副手马丁参赞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当即指出：“这样做很不严肃。中美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位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美方的花招被戳穿，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美国企图降格而中断。

1958年，因美蒋在台湾海峡不断制造紧张局势，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8月底，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飞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炳南汇报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还解答了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提出的关于解决台海危机的一些问题。散会时，毛泽东握着王炳南的手，对周恩来说：“他讲得好，有朝气，跃进了！”周恩来点点头说：“是啊，王炳南实在难得！”

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承担全部后果;同时倡议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美国政府当天即做出反映，欢迎这个倡议。

王炳南返回波兰华沙前，毛泽东找他谈话，嘱咐他要多动脑子，谦虚谨慎，对美国人说话不要使用像板门店谈判时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要多用劝说的口气，譬如：你们美国何必为不到1000万人口的臺湾岛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周恩来也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解决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台湾问题，要看‘二王：一个是王炳南在华沙和美国谈判;一个是王震率领10万大军修建鹰厦铁路。”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美方代表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会谈依然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到1962年3月，美国改派驻巴西大使卡伯特作为会谈代表。同年5月，王炳南回国休假。周恩来把他召到家里谈台海形势：“蒋介石认为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在外我们与苏共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看来蒋介石是想大干一场。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蒋介石和美国的动向。”几天后，周恩来要求王炳南马上停止休假返回华沙，并指示说：“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

王炳南赶回华沙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架通了北京至华沙的直通电话，以便及时得到周恩来的指导。6月23日，王炳南向美方亮明态度：“蒋介石一旦向中国大陆挑起战争，绝不可能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必须对蒋介石的军事冒险和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

卡伯特欣赏王炳南的坦率，允诺立即向美国政府报告中方的态度，并表示：“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防止这种事情。”会面结束时，卡伯特还强调：“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3天后，卡伯特正式表态，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周恩来得到王炳南的报告，会心地笑了。蒋介石在获悉王炳南同卡伯特的谈话内容后，恼怒地指责美国“敌友不分”，表示“极为不满”，其“反攻大陆”计划随之泡汤。

1964年，王炳南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司和中苏边界谈判等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冲击，被隔离审查。1975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得到“解放”，后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为推动民间对外交往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中美建交后，王炳南率团访美，会见了当年的3位谈判对手约翰逊、比姆、卡伯特，他们把酒言欢，昔日的对手成为朋友。

1988年12月，王炳南因病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