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的冬天,20岁的非洲男孩Diarra Boubacar花了三天时间,从马里共和国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机场,他穿着一件单衣,挎一个小布包,冻得浑身哆嗦。大使馆没有接到电报,他只碰到来接肯尼亚留学生的老师,给每人倒了一杯热水。因为语言不通,双方面面相觑。
当天晚上,Diarra Boubacar和另外11个同学哭得稀里哗啦。他们将在中国学习几年医术。
学校派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一个办公室窗口排队,里面坐着一个会说法文的人,问过他的名字后,在纸上写下“迪亚拉”三个字——后来,他在中国办理所有手续都用这个名字。
那时,他一定不会料到,接下来的34年大部分时间都将在中国度过。如果现在让他选,他会选狄仁杰的“狄”。
这里的人们称呼他拉医生,阿迪,黑医生,迪博士,迪拉博士或迪老师。“怎么叫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一个中医”,他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道。
大约早上7点半,迪亚拉从50公里外的昆明市区开车到了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到了办公室,他第一件事是换上白大褂。在这家医院,他的工作是给患者诊断病情,开药和扎针。
一些患者早早地在办公室里等候了。患者落座后,迪亚拉医生示意对方将手平放在脉枕上,先是左手,再是右手。他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轻放在患者的脉搏处。房间里太冷,迪亚拉把双手搓热,再给一个中年男人把脉。
“先问你几个问题哦,小便正常吗?”
“正常。”
“晚上起夜吗?”
“有时喝酒了会起来一两次。”
……
一套问询下来,迪亚拉医生已经摸清了患者的病症,开始给他出药方,“黄芪,15克,当归,15克,桔梗1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