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安部队的情况,当时担任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的程世才做了如下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边远山区还没有解放,土匪特务很猖獗;和邻国的边境问题也很复杂。而解放军的大部分力量需要进行现代化训练以便对付可能入侵的敌人。为此,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队接替内防和边防。罗瑞卿兼司令员,周总理亲自与我谈话,命我去当常务副司令。
50年代初,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一直驻在北京西城区羊市大街路北广济寺里;中央公安二师师部驻西郊恩济寺;公安部队医院的病房原是废弃的功德寺僧舍。
我和副政委李天焕同志,还有参谋长吴烈和副参谋长熊伯涛同志,在广济寺大殿里办公,四个墙角各搭一个床板,中间并起一张长桌供办公用。大一点的会议凳子不够,同志们就挤坐在床板上。大殿两旁的厢房是机关各处室兼宿舍,没那么多床板,只好搭地铺。全机关一个大食堂,头一年还保留着一天两餐的习惯,几乎顿顿高粱米。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3块钱的津贴费仅够买生活必须(需)品。“贫且弥坚,不坠凌云之志。”尽管走出寺门就是“花花世界”,可是谁都不为之动心。
相比之下,机关的条件还算好的,部队更艰苦。以铁道公安部队为例,1952年,他们守衛的几百个哨点,四分之一以上没有房住。石太路上的部队,三分之二住在山洞和毁弃的碉堡里。有一个班守护着三条隧道、两座桥梁,却没有一处栖身。他们在大雪天里用废枕木搭房子,开水和泥,用手抓着往墙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