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法伪作的成因

刘涛

古代书法伪作，成因多端，可歸三类。

第一类，将临摹之迹混同名家书迹。东晋张翼善于模仿王羲之书迹，所仿羲之奏表，几欲乱真，羲之亦不能别。梁内府所藏王羲之《便服改月》一纸，经陶弘景鉴定，乃张翼所写（《与梁武帝论书启》）。南朝“ 多学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绍之、羊欣，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张怀瓘：《二王等书录》）。

第二类，因名家笔迹相近而混淆。梁内府所藏王羲之《不复展》一纸，竟“是子敬书”（《与梁武帝论书启》）。南齐张融善草书，多骨力而有古风，人们“以为张伯英书”（张怀瓘：《书断·中·张融》）。

第三类，为牟利故意伪造名人书迹。东晋后期，康昕与右军之甥惠式道人“俱学二王”，“转以己书货之”，世人“谬宝此迹”，或以为是二王手迹，或以为是羊欣书迹（张怀瓘：《书断·中·羊欣》）。南朝刘宋初年，宗室王新渝惠侯刘义宗喜好收藏“二王”书法，悬金招买而不计贵贱，一些“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虞龢：《论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