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和要求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学哲学、用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着党的事业的发展。
1930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毛泽东写作《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莫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他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1]
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唯物辩证法系统阐释了中国革命战争中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他首先运用规律客观性和矛盾特殊性原理说明了该如何研究战争。规律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法论要求要尊重规律、顺应规律、把握规律。“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2]]而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矛盾也不相同,要求我们“因事、因时、因地”制宜。要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