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策与回应：疫情治理中的纪检监察

文周睿志

中国与病毒的鏖战进入到了“下半场”。回望“非常状态”中的国家治理，进行些必要的反思和总结，能使我们把治理体系的内涵看得更清楚。

比较而言，纪检监察机关是独特的。一般的治理机关是“治民”的，而纪检监察则是“治官”的。过去这几个月的疫情治理，既有“治民”机关的马力全开，也有“治官”的纪检监察全程跟进。可以说，二者在功能上的密切协同，合力造就了眼前初步胜利的局面。

在疫情治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纪检监察的两项功能，一是对“治民”机关的积极鞭策，二是对社会的积极回应。这两项功能蕴含着一些内在的原理。

鞭策：纪检监察的政治性

在疫情治理中，纪检监察几乎是第一时间介入治理过程。它对监督客体几乎是全程跟进，显示出了引人瞩目的积极性。纪检监察展现出来的这种积极态势，非常值得分析。

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责任追究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汉书》记载：“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它表明，只有行动主体逾越规范了，责任追究的程序才会启动。如果依照这一逻辑，纪检监察的介入起点，应当是在违纪违法行为发生以后。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纪检监察机关这种同步介入的情形，是一种“非常”时期的临时现象呢，还是由内在属性决定的必然现象？

比较是识别事物特性的常用方法。放宽视野，我们会发现，一般的法纪监督机关主要是通过事后追责来履职的。香港廉政公署虽然也对公务人员进行法纪教育，但它的核心职能还是事后的惩戒。它通过对越轨行为的严厉惩戒，提高越轨行为的代价，从而警醒公务人员，敦促其遵纪守法。

然而，当代中国的纪检监察和廉政公署不一样。如果说廉政公署是实证法范畴内的法制专业机关，那么，中国内地的纪检监察既包含法制专业属性，也包含浓厚的政治属性。更为关键的是，法制专业属性是从属于其政治属性的。

什么是纪检监察的政治性，它到底有哪些内涵呢？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其一，纪检监察的工作方式是积极的。所谓积极，是指纪检监察要围绕中央的决策部署，灵活机动地展开监督。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就要跟进到哪里。纪检监察并不株守特定的工作范围，而是紧跟公权力的行动步伐，哪里有权力行使，哪里就有监督。

其二，纪检监察的根本职能是为了维护中央权威。中国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关键就在于中央有足够的权威。纪检监察的根本职能，就在于通过对违纪违法的调查、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及时矫正、对贯彻中央决策不力的及时督导，以保障大一统体制的上下贯通、有效运转。我们日常话语里的“反腐败”也好，“惩戒违法违纪”也好，都只是“维护中央权威”的具体手段。

周睿志。

热点中的回应

除了积极能动的特点值得注意外，纪检监察机关对热点问题的及时回应，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疫情期间，发生了一连串引起舆论抨击的事件，纪检监察进行了及时的处置与回应。

例如，在疫情防控最吃力的阶段，云南省大理市将快递公司运往重庆的医疗物资“紧急征用”。网络上把这件事调侃为“截胡”。事情曝光后，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大理市的严厉抨击。云南省纪检监察机关随即对事件展开调查，做出处置，通报批评了这种“不讲政治、不顾大局”的行为，并对大理市主要领导进行了严厉处分。

纪检监察机关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及时回应，有效舒缓了公众情绪，为疫情治理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我们所提倡的“治理”理念，强调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合作，强调官民之间的协同。民众会把纪检监察当作“自己人”，当作同一立场上的“盟友”。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过去的七八年里，不仅“打”那些高高在上的“老虎”，还“拍”群众身边的“苍蝇”。这让老百姓看到了正义，看到了公平。它增加了老百姓对纪检监察的信赖。

民众的信赖是权威的主要来源，纪检监察有效培育了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声望。因为纪检监察这种结构性位置，以及过去几年积累的威信，在疫情期间，它的及时出场总能取得良好的效应。

通过纪检监察，相关的矛盾和问题被纳入到党纪、国法的实证渠道里解决，为此，一些带有公共性的议题被妥善处理了。可以说，纪检监察每处理一个类似问题，都代表着整个治理体系向公众进行回应和交代。

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总体上，治理体系的运转还算顺畅，在其中，纪检监察的鞭策与回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保障了中央决策被严格地贯彻落实，也通过及时回应民众关切的焦点问题，舒缓了官民之间的张力，为国家治理体系赢得了更多的民意支持。从功能的层面看，我们可以说，纪检监察既是站在中央身边的“护法”，又是沟通官民两界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