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质量对基层医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职业倦怠的中介作用

张璐婷，刘志军，卢娟梅

(1.遵义医科大学 管理学院，贵州 遵义 563099；2.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贵州 贵阳 550000；3.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0)

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把“以基层为重点”作为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要原则，强调要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基层医生作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包括主观幸福感在内的身心状态可对其服务质量产生影响[1]，研究发现医务人员总体幸福感水平较低[2]。而职业倦怠的形成则会直接降低医生的工作效率，研究表明我国有超半数的医务工作者已经产生了职业倦怠[3]。而基层医生由于医改的推进更易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4]，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感会直接削弱医务人员的工作能力，甚至导致强烈的离职意愿[5]，对医务人员甚至医疗系统发展都有负面影响[6]。研究发现，职业倦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7-8]；刘志军等[9]研究也表明，医务人员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受到职业倦怠中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两个维度的负面影响。

睡眠是人体维持其生命特征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不同个体生理及心理现象主动循环往复的过程[10]，改善睡眠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业倦怠[11]。Kimil等[12]研究发现，低睡眠质量的人往往容易在处理生活和工作的事情上产生悲观消极的情绪和想法。睡眠质量与主观幸福感也存在关联，如匡玲等[13]对护理在校生及实习生进行调查发现，睡眠质量低下可导致其主观幸福感较低。此外，职业倦怠与睡眠质量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与情绪衰竭维度的相关性最为显著[14]。

虽然现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职业倦怠、睡眠质量两两之间存在关系，但研究人群多限于三级医院医护人员，且缺乏对于三者关系的整体探讨。本研究假设睡眠质量和职业倦怠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并且职业倦怠在睡眠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基于方便取样法，于2017年7月对贵州省参加培训的乡镇卫生院基层医生进行调查，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有439份，回收率为87.8%。439名基层医生中，男性233人(53.08%)，平均年龄(33.79±7.98)岁；女性206人(46.92%)，平均年龄(33.76±7.96)岁。

1.2 研究工具

1.2.1 自编调查表 包括受测人性别、年龄、学历、岗位类型、收入满意度、待遇公平性、医患关系满意度、与同事关系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等基本信息。上述每种满意度均采用一道Likert式题目采集信息。如“您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为：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分别计为1、2、3、4、5分。

1.2.2 Maslash职业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MBI-GS)该表由Maslash等人编制，共设15项题目，量表评估采用李克特7级评分法，0～6分依次表示其感受出现的频率，由受试者依据自己的感受进行自我评估,包括情绪衰竭、去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低三个维度。情绪衰竭指个体自认为其已经消耗尽了全部的情绪资源，从而产生的对工作提不起兴趣，还伴随着紧张、焦虑和挫败感。去人性化指个体与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其他人员保持距离，怀疑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工作不再有高涨的热情。成就感低指个体对自身的评价是偏向消极负面的，自认为不能胜任其工作。该表经检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情绪衰竭、工作态度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3及0.82。

1.2.3 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IWB)该量表由Campbell等人1976年编制，主要测试受测者的主观幸福程度，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包含8项指标，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中仅一项指标描述生活满意度。该表的计分方式为：生活满意感的得分乘以其权重1.1，所得值再加上总体幸福感指数量表的平均值乘以其权重1.0，所得之和范围在2.1～14.7之间，分值越高说明主观幸福感越强。

1.2.4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生Buysse等人编制，该量表共9道题。包含七个因子：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每个因子按照频率由低到高计入0～3分，最后将七个因子的计分相加得到总的PSQI计分分数，分数范围在0～21分，分数总计越高说明睡眠质量越差。该表经检验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4，信度良好。

1.3 数据处理 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量表得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使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幸福感得分与收入满意度等变量的相关关系；最后使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基层医生的幸福感、职业倦怠及睡眠情况三者之间的关系。检验水准取α=0.05。

2 结果

2.1 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分析 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不存在统计学差异(t=0.770,P=0.441)，在学历上不存在统计学差异(F=1.388，P=0.521)，在岗位类型上不存在统计学差异(F=0.353，P=0.787)。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满意度(r=0.262,P<0.001)、待遇公平性(r=0.252,P<0.001)、医患关系满意度(r=0.233,P<0.001)、与同事关系满意度(r=0.198,P<0.001)均存在相关关系。

2.2 职业倦怠、睡眠质量及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相关性 将职业倦怠及睡眠质量与主观幸福感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得分与睡眠质量得分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睡眠质量越好、主观幸福感越高。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维度分与职业倦怠的情绪衰竭、个人成就感以及去人性化三个维度也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与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的负相关关系比较密切，与个人成就感的负关系则不明显。睡眠质量得分与职业倦怠得分间也存在普遍的正相关，睡眠质量越差职业倦怠越明显(见表1)。

表1 主观幸福感与职业倦怠、睡眠质量的总分及各维度的相关

2.3 职业倦怠在基层医生睡眠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以睡眠质量总分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再分别以职业倦怠总分及其三个维度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职业倦怠总分作为睡眠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为72.5%，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衰竭维度作为睡眠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为21.02%，去人性化作为睡眠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为30.86%，而个人成就感作为睡眠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未达显著性。具体结果见表2～5。

表2 职业倦怠总分(w)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表3 情绪衰竭(w1)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表4 去人性化(w2)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表5 个人成就感低(w3)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3 讨论

3.1 基层医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满意度、待遇公平性、同事关系、医患关系等变量有关 本研究发现基层医生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满意度、待遇公平性、医患关系满意度、与同事人际关系存在明显关联。王家乐等研究表明，医患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医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15]；官皓研究发现，收入能直接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16]；马妮娜等[17]研究表明，医患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等方面是影响医院医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提示为提升基层医生的幸福感水平，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待遇相关的公平性和满意度，另一方面也要改善包括医患关系、同事关系等在内的人际关系环境。

3.2 职业倦怠、睡眠质量及其各维度对基层医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分析职业倦怠、睡眠质量情况与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得知，职业倦怠、睡眠质量情况，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职业倦怠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高度职业倦怠也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此结果与唐梦琦等[7]研究结果一致；其次，睡眠质量越差则职业倦怠感越强烈，这与Trinkoff等[11]以及赵丽俊等[18]的研究成果相一致；说明睡眠质量越差，主观幸福感越低，可能是因为睡眠质量差的人群容易在生活中呈现出焦虑、烦躁及抑郁等情绪，从而影响的其主观幸福感[19]，这与国外Lemola等[20]的研究成果一致。上述研究结果提示，为改善基层医生的主观幸福感，从改善其睡眠、缓解职业倦怠的角度入手，可能是有效的干预策略。

3.3 基层医生的职业倦怠在睡眠质量和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不仅职业倦怠和睡眠质量情况分别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睡眠质量还可以通过职业倦怠情绪衰竭(21.02%)和去人性化(30.86%)对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情绪衰竭起到中介可能是因为夜间睡眠质量的低下导致个体在白天更加疲于应对来自工作生活上的消极情绪，进而极大降低对工作的热情，产生对工作的懈怠或厌烦。去人性化起到中介作用，可能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精力不足、心理资源过度支出使基层医生更容易表现出麻木、冷漠，进而影响了构成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和总体情感状态，进而降低了其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上述发现说明，在重视职业倦怠中介作用时，应当重点从改善其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状态来间接影响基层医生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