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梁坤莲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近代东北又称满洲，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自1894—1949年间，鼠疫在东北一共流行33次，而以清末、民国十年及解放战争期间的三次流行影响最为深远，被称为近代东北的三次鼠疫大流行[1]。学界对东北鼠疫多有关注，但多聚集于清朝末年及解放战争时期。1920年的东北鼠疫流行不仅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和难以挽回的伤害，也对20世纪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此重要的一次鼠疫流行却尚无专门著述进行研究，仅能从寥寥数篇论文及医疗卫生、灾害、疾病史等著作中略窥其身影。有关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的专题论文数量较少，研究角度不多，难以反映其全貌。在百年之后的今日重新审视一个世纪之前的东北鼠疫流行，不论是对现在还是未来，都有深刻的意义。

一、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的原因

近代东北鼠疫的流行并非历史的偶然，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1920—1921年的东北鼠疫亦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大范围流行。

1.疫情的爆发与鼠疫的流行

1920—1921年鼠疫肇始于海拉尔，而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高原草原蒙古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是蒙古旱獭(Mongolia marmot)的栖息地[2]140。近代各地的鼠疫流行，大多与本地区的鼠疫疫源地有关。近代中国北方几次大的鼠疫流行，都源于内蒙古地区的鼠疫疫源地[3]136-148。1920年的东北鼠疫亦然。伍连德及其团队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后，认定蒙古旱獭是1920年海拉尔鼠疫的主要贮存宿主[4]124。蒙古旱獭是鼠疫杆菌的携带者之一。鼠疫杆菌畏暖不畏寒，即使在“零下三十度之天温，仍能繁殖”[5]。居住在海拉尔及附近的俄人与蒙古人常猎取旱獭以食其肉，并取其油以作擦鞋之用[6]。20世纪20年代，国际市场毛皮价格上涨，蒙古草原的捕獭猎人增加，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分辨出染疫的旱獭，捕到患疫旱獭的几率随之增大。最先报道的腺鼠疫病例来源于捕獭猎人，似乎正说明了这个观点。当时，俄国一些研究家甚至认为“凡衣旱獭皮或食旱獭肉者，均能为诱发鼠疫之原因”[7]209-210。东北当局亦认为，1920年鼠疫的爆发是捕獭猎户带来的[8]。北方农牧分界线的北移使人们更加接近鼠疫自然疫源地，传统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促使蒙古草原捕獭猎人增加[3]155。因国际市场对动物皮毛的追求，一些人加入捕獭的队伍。如果猎人掌握了公共防疫知识，那么鼠疫在人间爆发的几率会极大降低。时代的变迁改变了人民的生计模式，却并未形成相对应的防疫知识体系，这是1920年东北人间鼠疫爆发的根本原因。

2.疫情的传播与鼠疫的流行

首先，“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甚至战乱频繁必将导致疾病流行、健康水平降低”[9]。当时俄境战祸连绵，饥馑并存，人民身体孱弱，病菌易于侵入。不少避难俄民及逃军，相率逃往海拉尔[10]。首先，当时满洲财政金融紊乱，粮柴价值飞涨，又不时有大帮股匪进城强抢。一旦爆发疫病，忍饥挨饿、心惊体乏的人民怎能抵抗住病菌的侵袭？其次，东北聚居与半掘地穴而居的食宿环境及卫生习惯也增加了人们染疫的几率。清朝灭亡后，满洲人数倍增。以满洲里为例，此地人烟稠密，居民“都住一大屋中，人多屋窄，极不卫生”[11]，且“旅馆充斥，公共卫生，又欠讲求，实为致疫之一大原因”[12]。海拉尔与满洲里人“纯属蒙族，起居饮食，尽沿旧习，不知清洁为何事，牛羊腥膻，薰人欲呕”，加之“谢党残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其饮食居处，遂不免污秽龌龊”[13]。 1920年东北“鼠疫之起点，即发端于不洁之处”[13]。最后，贯穿东北的中东、南满、吉长诸铁路加速了鼠疫的传播。1920—1921年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刚结束，许多沙俄白军由外贝加尔逃到满洲里，车站秩序混乱，防疫工作受到干扰，致使潜伏期病人沿铁路外逃，把鼠疫传到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14]日本希望中东铁路及京奉路“与齐满铁路，取一致之办法，断绝交通，以防传染。”[15]铁路交通在鼠疫扩散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3.疫情的防控与鼠疫的流行

鼠疫扩散之后，若能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也能将鼠疫扼杀于较小范围之内，不致引起大范围、长时段的流行。但是，部分防疫人员的疏忽、政府的不够重视和民众的不配合共同导致鼠疫走向不可控。首先，“据医界人言，伍氏对于防疫职务，殊觉玩怠，去岁海拉尔所发生者先为‘腺白斯脱’，尚可医治，后来转变为‘肺白斯脱’，遂至蔓延东三省全境，东至海参崴，西至齐鲁，伍氏不于事前，竭力预防，实不能辞其责也。”[16]疾病的转化并非人力所能完全控制，人们本不应对防疫人员进行太多的苛责。但是，舆论界对于防疫人员玩忽职守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在某些方面，部分防疫人员确有疏忽。原本鼠疫“甚可希望制止，不意有横逆之军人一队扰乱，使灭疫工作停止一星期，于此时期间，该病乃散布至其他地方”[17]。在上述案例中，防疫人员事前未能抵挡扰乱者，事后未能及时补救，在灭疫如灭火的形势下使灭疫工作停止长达一周之久，使鼠疫在此期间四散，确实存在疏忽。其次，北洋政府及奉系军阀都没有倾注太多精力在东北防疫上。1910年，东北鼠疫流行时，清廷对伍连德“全力支持，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权有权。”[18]17710年后，仅防疫经费一项都要四处筹措。《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主要交由地方解决[19]。然而，掌握东三省的张作霖“正在整军准备打直奉大战，对北满的鼠疫流行，奉天方面除了拨出少量经费外，没有其他支持。”[18]180最后，政府虽然不够重视防疫，但也根据经验采取了许多正确的举措，可惜民众不配合。一些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就将尸体埋在雪中，或弃尸荒野；“长春中日防疫官吏防范异常严密，凡北来旅客一律消毒或即隔离，但多数旅客为规避查验起见，往往在距离哈埠较远之车站买票至米沙子(在长春北二十英里)下车以避隔离，以致长春路界及城内已有少数疫症发生，而吉长铁路某站亦因此辈乘客混入而致传及。”[20]匿而不报、抛尸、规避查验、带疫乱行等行为的背后是民众科学防疫思想的缺失，此类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则是鼠疫的扩散及更多生命的凋零。

二、1920—1921年东北鼠疫的传播特点及影响

传染病的流行既有共性，也有特性。1920—1921年东北鼠疫的流行因爆发于1920年冬天的东北而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及深远的影响。

1.传播特点

1920年冬天，黑龙江省西北边陲的海拉尔爆出鼠疫，数月间，疫情迅速扩大，流行于东北各地乃至直隶、山东、海参崴。此次鼠疫大流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一是流行时间长，从1920年冬季到1921年10月。二是传播速度快。鼠疫自1月初传播到扎兰诺尔之后，不出1月就遍传东三省，2月就在直隶及山东造成了大量死亡。时人称其“传播之速，捷于迅雷”[21]。三是感染范围广。观看部分被感染城市距离满洲里的铁路里程数，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表1 部分被感染城市距离满洲里的铁路里程数(单位：英里)[2]157-158

由表可知，在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过程中，被感染城市众多。从铁路里程数来看，既有距满洲里几英里的，也有相距数百英里甚至超过一千英里的。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区域之绵长”，“令人不寒而栗”[22]。四是分布不均衡。黑龙江省发病9市县，吉林省发病4县，且各省染疫城市都集中在铁路沿线。如哈尔滨及长春等铁路交通枢纽受疫严重，不在铁路交通要道的省会吉林却没有发生鼠疫病例。此外，各个染疫地的疫势也不尽相同。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共死亡1 728人，而奉天省省会奉天才报告了4个鼠疫病例[4]117-121。五是致死率极高，感染者死亡率100%[18]200。一人患疫全家死绝的情况不在少数。

2.影响

鼠疫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口大量死亡。据不完全统计，1920—1921年的东北鼠疫流行造成了约9 300人的死亡[4]120。鼠疫的流行还使社会和人民积累的财富飞速消散。在整个鼠疫流行期间支出的防疫经费达到1 111 518.50元[2]154-156，娱乐、交通等各行各业亦大受打击。此外，鼠疫的流行导致了传统道德的败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有人活活“将罹疫者打死，乘夜静时，投弃于街外”[7]207，还有人逃避、反抗防疫工作，对医护人员进行暴力攻击。应该认识到的是，此次鼠疫亦有积极的作用。如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深入和防疫知识的普及。官府在办理防疫的同时，还在各处开办了研究所。各报刊亦积极宣传，防疫常识和清洁卫生观念的进一步普及。

三、社会各界的应对方式

清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为此次鼠疫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1920年冬季，鼠疫再度席卷人间之后，医界、商界、民众等社会各界采取了丰富而良莠不齐的应对方式。

1.医界的应对方式

听闻海拉尔爆发疫情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立即偕同其他医生赶赴海拉尔调查。同一天晚上，黑龙江省城日本赤十字社医院院长及官医院院长谢百川也先后抵达海拉尔。众医生实地检验后建议着手速防，以免蔓延。有医生提出断绝交通以便隔离。众医生商议后认为不妥，大家详细筹画后提出了“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决不容外人干涉，以免纠纷”的防疫建议[13]。伍连德还携带病理标本到哈尔滨化验，确证为肺疫菌。肺鼠疫结束之后，伍连德将1920—1921年东北肺疫流行时的经验、肺疫病理研究和治疗情况等公开报告[23]。这些报告是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期间医界进行病理研究及制定防疫办法的铁证。

为应对时艰，医界推出了各色防疫及治疗药方，并对鼠疫患者进行诊疗。当时，报纸上刊载有各式各样的防疫及治疗药方，“如治疫奇方、鼠疫读核消毒散、专治鼠疫神效汤、治愈鼠疫经验良方，并晋督致大同电内之雷击散、吉林警厅布告人民之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各色丸药、汤药给百姓们自行购买或配置[24]。鼠疫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有关部门要求民间各诊所发现鼠疫病人后须立即通知防疫总处，但一些中医在发现鼠疫患者和可疑的病例后并未立即报告，而是先问诊和治疗。防疫期间，一些医生被患者感染，最终牺牲[18]192。医生们牺牲性命以救同胞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尊敬。

医界还承担起了宣传防疫知识的社会责任，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宣传画等手段，为介绍近代医学知识、提高民众的健康意识做了大量的努力[10]135。在伍连德的指挥下，防疫总处出版了防疫日报，专门报导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以及鼠疫防治的科学知识[18]190。伍连德等医生还通过诸国医学杂志向国内外报告中国医学界对鼠疫的科学研究和防疫经验。这些报告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百年前医界应对疫情的诸多努力。

2.商界的应对方式

1920—1921年鼠疫的流行对商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疫情爆发后，长春“三四马路巨商号宝泰、昌裕、成东、祥顺、德源、成飞等号去秋每日出售货物多至五六万吊，少亦三四万吊，现在已届秋杪，各该号卖钱不过一万三四千吊，较之去年，仅得十之三四，各该号执事均抱悲观云。”[25]随着疫情的蔓延，各商号的经营只会越发困难。一方面，鼠疫流行使人口削减，人心惶惶，无心消费；另一方面，为防疫起见，各地均采取检验和隔离等措施，民众的出行受到限制，就算有心消费也无能为力。疫情期间，东北的许多商号或出于政府命令，或出于自身决断，选择了停业。鼠疫在海拉尔蔓延开后，戏园、妓院、浴堂等均被勒令停业[26]。在疫情严重之处，停业成了商号不得不选择的防疫手段；在疫情不那么严峻之处，没被停业的商家营业额也遭到了滑铁卢。

由于清季宣统年间东北鼠疫流行的后果太过惨痛，人们余怖未消，因此，一部分商家能够配合官府的防疫措施，积极进行预防和疫情报告。商户们听到疫情爆发之后，惊恐异常，“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27]以示防范。疫情四散后，防疫处与警察厅每日多次派人前往伙房进行检查，规定“凡有病者，无论何症，均须赴该管警区呈报，以使派员往验，并禁止再住新客，以防带病传染。”[28]部分商户能配合；但也有商家阳奉阴违，拒绝配合官府的防疫举措。他们钻营于蝇头小利，招留病人，拒绝报告真实情况，使不少人因住店被传染。

尽管商业萎靡，一些商人仍然努力地为防疫贡献力量，或捐钱，或捐物资，或亲自上阵协助防疫。吉林省省会成德大药房的主人杨成德积极配合防疫，出任车站防疫所的医官，在每次客车到站时，帮忙检查行旅，帮助检疫[21]。中东路一带的商人，不仅施医施药，还帮忙检查行旅，尽心尽力为防疫做贡献[29]。商界的这些付出，不仅在行动上直接支援了防疫，更在精神上激励了整个社会。

3.民众的应对方式

隐匿、逃避和反抗是民众在惊恐之下采取的主要应对方式。一些民众没有科学的防疫知识，不理解的官方的举措，在害怕的情绪支配之下，跟风采取隐匿、逃避、反抗等应对方式。一些人害怕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也不敢收敛；他们反对限制铁路交通[30]，反对将病人送回医院隔离，“相率逃往各地”[24]，还“因检查而闹事”[31]。在不解和惊惶等情绪的支配下，人们不仅在防疫和检疫等环节拒不配合，就是在治疗之时，也多有反抗。有的哈尔滨民众“误听谣言，反对新式防御方法”，“迷信撤药”[20]。鼠疫医院的病房中也经常发生病人逃跑事件。鼠疫患者从鼠疫医院逃跑之后，又会在经过之处引发新的一轮感染[18]183。

求医问药是人们普遍采取的应对措施。由于近代民间普遍存在着的“药到病除”“一治就灵”的就医观念，病人患病后总是期望能立即康复，而不管疾病种类和病情轻重。若就医后未能符合病人的设想，则必从张医生转向李医生，若仍未愈，又从李医生转向王医生。或者时而看西医，时而看中医，时而看草医，时而求算命先生甚至巫医神汉，各种药物乱吃一气[10]46。当时东北社会上充斥的各类治疗鼠疫的“奇方”即是民众在面对惊天疫情之时渴求药物救命的社会反映。

阻断传播媒介也是人们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是消灭细菌。一方面，媒体及社会各界大力宣扬通过灭鼠、灭蚤等方式杀菌，封鼠穴、绝鼠粮、蓄猫、以捕鼠机灭鼠等传统灭鼠方式广为流传[32]。在鼠疫爆发而人们并不知道疫情是由何种动物而引起时，人们就根据已有经验从源头及传播媒介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另一方面，用各类药品进行消毒灭菌的方式也频频见诸报刊。《申报》介绍：“以生石灰末加水少许，灌于吐泻物、排泄物内可以消灭病菌，以石灰酸三十倍，洗住居及器具，注十倍浓液于厕所沟渠，可以消毒”[33]。用生石灰等药品进行消毒亦是官府呼吁的科学防疫方式之一。鼠疫爆发后，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27]，主动进行消毒。二是进行隔离。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隔离的重要性。例如，带防疫囊的行人较前骤增，火车乘客为慎重起见，在靠站时关闭车窗，主动进行隔离。社会各界还积极宣传科学的防疫及治疗方式。有人专门发行日报“详言防疫计划之理由，宣布疫患蔓延消息”[30]，以肃清谣言、安抚民众，助力防疫。

总之，1920—1921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是多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鼠疫的爆发来看，近代历史变迁造成的生计变化与防疫知识的失衡是鼠疫爆发的根本原因；从鼠疫的传播来看，民初东北社会失控的秩序与落后的风尚是鼠疫传播的重要因素；从各方对鼠疫的防控来看，防疫知识匮乏与与权力争夺导致的消极防疫态度使防疫效果大打折扣。1920年东北鼠疫流行时间长、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且分布不均衡、致死率极高，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财富的飞速消散、传统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对此，社会各界采取了良莠不齐的应对措施。医界采取了研究病理、制定防疫办法、推出防疫药物、对患者进行诊疗及宣传防疫知识等方面的措施；商界方面，一些商家停业，配合官府的防疫措施，一些商家阳奉阴违，还有一些商人主动出钱出力为防疫做贡献；民众方面，也采取了隐匿、逃避、反抗、求医问药、消毒、隔离、宣传防疫知识等诸多应对措施。社会各界采取的隐匿、逃避、反抗及病急乱投医等落后的应对方式不利于疫情的控制，但宣传防疫知识、阻断传播媒介、严密地检疫等科学的应对方式不仅控制了疫情，还传播了科学与文化。对1920—1921年鼠疫流行的原因、特点、造成的影响及各方的应对进行研究，可知百年之前社会在面对大型突发性传染病之时的众生百态。1920—1921年的防疫史亦是一部生态及社会文明史，连接着遥远的过去与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