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理论视角下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创新

杨远波，陈丛刊

（西南财经大学体育与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1130）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被列为《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九大工程之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体育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迈向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快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迅速：2012—2017年体育社会组织数量由2.3万个增长至4.8万个，年均增幅超过10%［1］；组织的种类快速扩展，功能不断丰富，管理逐步规范，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各类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兴起，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又拓展了体育发展的广度与深度。据统计，我国县级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占总量的70%以上［2］，大量未注册登记的基层体育组织（如健身活动站点等）约有200万～270万个［3］。《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4］指出，“加强对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的指导服务，重点培育发展在基层开展体育活动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鼓励基层文化体育组织依法依规进行登记”，明确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功能定位。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6 500～7 000美元时，体育健身需求进入快车道［5］。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3万美元，体育作为美好生活需求的必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时代共识。群众体育需求的增长必然促进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既是发达国家大众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在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实践中得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