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短视频的空间视域解析

苏克军 曲涌旭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马克思较早提出空间与空间生产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空间与空间生产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法国著名学者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爱德华·W．苏贾，以及许多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学者都纷纷与时俱进地扩展、创造出一系列空间与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提升了人类对空间与空间生产的认知、理解与把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是空间性的存在物，空间不仅是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是人类的物质性载体所寄存和运行的场所，空间的性质与结构亦是当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一个产物，也是当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工具和场所，空间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存在，而是与当代社会和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存场所，特别是日渐兴起的社交媒体营造的空间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胶着不可分离。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在空间中看到了社会活动的展开”〔1〕。在移动传播时代，我们需要从空间视角来观照当下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以解读与把握当下的网络社会。

一、移动短视频与新生活空间的建构

空间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亨利·列斐伏尔在马克思的空间认知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著名的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真正首次实现了哲学基础的一种空间化的本体论转换”〔2〕。他将空间看作不仅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地点要素，也是各种社会力量纠葛作用、矛盾冲突发生的场所。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将人类的空间分为三种：物质空间（spatial practice，又称作“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又称作“构想的空间”），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又称作“生活的空间”）〔3〕。其中的表征性空间（生活的空间）承载和生产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4〕。空间实践在生产空间的同时也生产出相应的社会关系。所以，生活空间是观察、解释并改变人类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而且相比于前两者，生活空间有着更多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也充斥着更多的可塑性和可能性，“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许多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5〕。列斐伏尔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正在生成”的运动的思想，他看到，资本带有天然的扩张性，作为资本生产之一的空间生产也在不断重构、扩张中，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类又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空间（又称网络空间或赛博空间），进一步重构了列斐伏尔所述的生活空间，将人类的空间生产实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数字化空间是劳动的场所，也是休憩的场所。数字化空间既是物质生产、推广、流通的场所与工具，也是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流通、消费的工具，数字化空间既是涵化、教导、培育的场所，也是新思想、新观念萌芽、蓬勃发展壮大的场所。这种数字化空间也已经成为资本的空间生产的一部分，纳入到了整个空间生产实践的体系之中。而这种数字化空间又基于不同的媒体平台，呈现出鲜明媒体特色的不同变体。移动短视频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的空间视域解析也基于此，因此笔者将移动短视频平台搭建的空间视为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生活空间的发展与重构，此空间的存在形式、运行规则、空间关系与空间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与人、人与物，甚至物与物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建立广泛的连接。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列斐伏尔所说的生活空间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网络传播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各种传播形式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早期的网络传播以论坛为主要形式，网民在论坛上充分表达意见，网络论坛也由此成了公共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民意的聚集地。进入21 世纪，QQ、博客的兴起对网络论坛的发展造成了冲击，在原有的信息互动的基础上，网络传播更加突出用户的主体性，向社交化发展。用户在网络空间中更加自由地表达意见及看法的同时还可以积攒人脉，满足社交需求。贴吧及知乎的出现，将网络空间进一步细分为一个个社群，用户被分成若干个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及需求的群体，群体内部的传播内容更加垂直化。移动终端及应用的发展，推动了网络视频直播及各个短视频类App 的普及，满足了用户碎片化、即时性的消费需求，用户的主体性进一步得到凸显。短视频因其在信息承载方式、制作门槛、视频时长及形式、竖屏体验等方面的优势更容易吸引受众注意力，实现了爆发性发展。资讯类App 梨视频成功地实现了用户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向主动的信息生产者的转化，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的生产，用户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参与感。音乐社交类App 抖音凭借其高度浓缩的内容、简单的创作模式、极强的创意性与娱乐性、平台自带的音效与滤镜，迅速获得受众青睐，在短视频类App 中脱颖而出。

这里所说的移动短视频是指在各种移动网络平台上播放的时间限制为几秒到几分钟的由用户自创或部分专业团队制作与发布的视频内容，碎片化、算法定制、高频推送、用户参与为其主要特点。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为抖音与快手两大平台（本文所论述的移动短视频空间主要指这两大平台）。加拿大知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往往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环境〔6〕，短视频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发展链条上的新形态，兼具“轻量化”“碎片化”“移动化”的特征，融合了传统媒介中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多种要素，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依据美国学者蒂诺奇的“知沟”理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在接收信息速度方面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慢，这会导致大众传播媒介输送的信息越多，前后者之间的知识差距就会越拉越大”〔7〕。而智能手机依托于科技革新应运而生，为大众获取资讯提供了硬件基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低门槛、高卷入度”的传播模式为接收信息提供了软件支持，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被弥合，受众基于兴趣、情感而非经济因素建立联系并实现认同与自我认同。传统的大众传播多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塔形范式，而移动短视频的“碎片化”“去中心化”消解了以往的传播范式。微博、微信为媒介的大众化做出了重要推力，而短视频的兴起无疑使得自媒体的大众传播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拓展了边界。移动短视频用户的不断集聚，其群体性开始显现，并且呈现出群体化特征。

移动短视频时代集结的用户和趣缘群体搭建了新的“空间”。抖音、快手、火山等移动短视频平台，为短视频部落的族人搭建了“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这个空间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其内部又基于个人账号用户分割出了单体空间。在此宏大的空间中，用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从生产维度看，个体在自我空间中生产内容，实现自我展示；从消费维度看，用户通过在个体空间中的流动行为满足其观览需求；从而在“看与被看”中完成了人类活动行为。

网络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破除了时间与空间对人们的活动所设置的障碍。在传统的社会空间中，人们利用整段时间进行种种活动，而移动互联网改变了这种情形。手机成为人们的另一个身体器官被随时携带，一切时间都有了被碎片化利用的可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切割时间、获取信息。在移动互联网尚未普及时，用户的信息消费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限制，且在传播范围内的受众所能获取到的信息是相同的，因此早期的信息消费在传播区域内是无差异的。而近年来兴起的LBS 技术通过获取用户的位置信息，细分所处在不同位置的用户的需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改变了信息消费的无差异化，实现了信息消费空间从较为广泛的大空间向个性化的小空间的转变。另一方面，移动网络的兴起，给用户的信息消费活动提供了真切的“现场感”，尤其是视频直播这种传播形式，实现了“缺席的在场”，使用户可以在不同空间进行实时互动。在移动短视频营造的数字化生活空间内，时间被碎片化利用，空间对信息接收者的限制被打破，处于不同时空的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获取信息。也正因如此，内容的碎片化会导致思考的碎片化，用户容易沉迷于移动短视频的新型空间甚至产生严重的依赖，影响正常的生活和思维判断。

二、自我展示与话语权力争夺：移动短视频空间中的社会关系

除了物质空间外，其余空间形式的存在均以人为寄托，人是空间的主角，在短视频空间内，其原住民就是爱好拍摄和乐于进行自我展示的趣缘群体，即短视频App 的忠诚用户。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表演的舞台，每个人都扮演着角色。从印象管理的角度讲，个体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会通过一系列的粉饰手段，即使有悖本心，也要有意或者无意地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8〕。人性的自我展示欲望在经历了2G 的文字时代、3G 的读图时代和4G 的视频时代后达到了顶峰，角色的展演和视觉的狂欢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日常，短视频平台为原住民用户提供了媒介阅听空间，人们在空间里不断地铺建戏台，悲剧的、喜剧的、科幻的、悬疑的……网络空间的无限性提供了多场景的展示空间以及时时刻刻准备观看表演、拍手称快的广泛观众，演员可以根据经过艺术加工的剧本，通过对视觉符号的编码，将多种自我或理想自我展示给观众，从而实现与他人和社会的互动，在观众的解码操作中重塑自我，从而实现身份认同。

年轻群体作为短视频空间的主要居民，更倾向于追求个性化和变化性，自我意识的传达往往通过挑战权威彰显个性、娱乐至上表现个性、自我展示享受个性，个体可以无限刷新自我形象，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切换观众对个体的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自我身份的建构早已不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需要根据内心需求与环境变换而去反复进行维护、更新、升级、转型的过程。换言之，我们已经在进入一个以‘协商性身份’和‘过程性身份’为主流的时代”〔9〕。“协商性身份”体现了印象管理的可变性，“过程性身份”体现了印象管理变化的持续性。

短视频的空间区别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束缚少、自由度高。戈夫曼拟剧理论中的印象管理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此两者空间内，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处于真实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个体印象在大众心目中的崩解会造成真实的情感伤害和利益损害，所以要通过隐藏本我、收敛欲望而归束自身以实现变化万千的社会情景应对，尤其在社会空间里，人们会因为长时间的伪装表演而倍感压抑、变得麻木。而自我呈现在短视频空间表现得更为强烈，主要归结于自我的解放、网络的匿名性以及从现实人际交往圈子的抽离，为自我表达及理想自我表达提供契机，人们可以抛弃既定规则和原有的身份设定，通过角色扮演，以游戏的心态展示自我，在无约束的网络空间内实现多重身份的游移和利益诉求表达，释放自我的话语权。同时，可以在可建可拆、可进可退、可融合的趣缘群体中实现“去职业化”“去阶层化”“去资本化”的交流，在共通的意识形态下享受融洽的交往氛围。

如果把短视频空间用户按照专业程度划分为专业群体、专业余群体和业余群体，以上论述可精确匹配到业余群体的范围之内，因为此群体的自我呈现多从自我娱乐的角度出发，不掺杂其他干预要素；而对于专业群体和专业余群体，会因其商业性、人设性、粉丝数，而加强印象管理的过程，即通过他人情感的反馈来完成自我形象的设定与维系。国内有学者提出“呈现式”的表演者和“反馈式”的观览者的双向展示与互动表征构建范式，流量多的专业群体和专业余群体用户在自我呈现与表达上会更多倾向和考虑观览者的感受与反馈，从而强化印象管理及形象修正，且双方的双向互动频率更高、更为深入，但也承担着社会空间式的压力感〔10〕。

前文论述中“呈现式”的表演者和“反馈式”的观览者，搭建了短视频空间中的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框架。短视频用户的生产者热衷于游离真实空间以外的虚拟空间的自我呈现，用短视频空间的媒介景观构建自己的日常，不断地重复着变装、模仿、角色扮演的游戏，在这里人的欲望被无限放大，看与被看、猎奇与偷窥脱离了现实的拘束，表演与观览变成了一种双向的狂欢游戏。正如苏联符号学家巴赫金所述：所有人，不管是表演者还是观览者，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人们不是顾影自怜地在演戏，也不是消极被动地看狂欢，而是顺应狂欢的法则在过活。福柯也说过：“我们的社会不是奇观社会，而是监视社会……我们既不在露天剧场，也不在舞台上，而是在全景机器中。”〔11〕短视频搭建的新型数字化生活空间就是这全景机器，人们一方面扮演着内容的生产者，叫卖着引起他人注意；另一方面又作为观览者审视着他人，成为别人生产内容的消费者，在辩证中实现了“看与被看”的微妙平衡。

福柯在“空间、知识和权力”的访谈中从城市建筑的角度论述过空间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18 世纪前后，法国政府对于社会整体的统治方法和统治目的的机能在建筑以及城市规划中反映出来，突出体现在城市建造、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瘟疫、保证贵族权力等层面；而从民众角度来看，居民的自身房屋和市场建筑也分别体现了其对追求解放与民主的意图以及普通劳动阶层对通商权力的渴望。因此，不管是掌权者还是底层民众，都有通过空间布局来维护权力的欲求，这种本能植根于人性深处，在对物质空间的争夺中就已体现出来，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进行身份的彰显，通过对话语权的争夺实现自我赋权〔12〕。

根据福柯的观点，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实现场所，为权力的实现提供框架支持，同时也为权力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即空间是场域也是媒介，也是权力争夺之所，移动短视频搭建的生活空间，囊括了空间权力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的空间中暗含着权力的隐性运作，此时的空间权力集中体现在空间话语权。受众的自我呈现、印象管理以及引流活动体现了争夺社会文化权力分配的倾向。社会空间上话语权表达的缺失可以在短视频构建的生活空间得到弥补，自由的话语分配能够帮助受众更好地实现自我认同。

在大众传播时代，话语权的争夺并没有因为个体对权力的争取而实现，反而因为技术的进步开启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因此公共的话语空间开始有了私人化的转向，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被弱化。个人话语权向公共话语空间的渗透是一种自我赋权，在崇尚自我的数字化空间中，每个人都可以赋权作为意见领袖，然后将声音传达给受众。而私人话语对公共话语的干涉存在风险性，言语失当就会导致占用公用资源、分散受众注意、扰乱价值判断等等后果。因此，争取空间权力、实现自我认同是可取的，过度行使空间权力、随意进行自我赋权、干扰公众话语是应该杜绝的。

三、景观拜物：移动短视频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异化

空间与景观有着与生俱来的依存关系，无论是瓦尔特·本雅明曾在《巴黎，19 世纪的首都》中为我们描绘的拱廊街营造的商品堆砌给人们带来的视觉景象，还是现代短视频平台引领的全民狂欢的景观盛宴，都体现了：一、空间作为容器，为景观提供了容身之所；二、景观作为内容，作为一种符号和视觉表达为空间赋予了意义。现代社会的全民抖音化、快手化，使当下的日常生活空间里，景观拜物成为一种明显的外在表征。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说：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对于这个时代而言，神圣之物仅仅是个幻觉，而世俗之物才是真理〔13〕。谁曾想，若干年后的今天此种论断依旧符合，甚至是更为符合当下的媒体时代。移动短视频构建的空间集聚了生活日常的缩影，突出展现为一种极大的景观堆砌，本来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通过“拟剧”与“自我呈现”的演绎，表面与暗里的利益商业运作，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表征。如果说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呈现的“物”的堆砌（或是商品拜物），那么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批判的就是针对“表征”的堆砌（即景观拜物）。

景观原意有两方面的解读，其一是客观存在的景象与景色；其二为主观性的作秀与表演。居伊·德波将景观理解为社会存在的本质表现出的被展现的图景性场景。张一兵在《景观社会》序言中谈景观时延续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从“颠倒”的角度认为存在颠倒为“刻意”的表象，用表象取代存在即为景观。本文赞同张一兵对景观一词的理解，同样认为，短视频空间里呈现的景观，是现实社会的“镜像”，每一个影像，都是一个景观，庞大的视频集合组合成宏大景观堆叠。“镜像”有三层意涵，相同、相反和非真实。我们刷到的短视频，从“相同”的角度来看，是对生活状态的一种描摹和记录，有时是一种真实的记录；从“相反”的角度看，视频拍摄大都潜藏着一种“求点赞”“求关注”的目的性动机，带有展演和作秀的成分；而“非真实”是指，影像离裂于物质和现实基础，上升为一种视觉符号，虚化为一种欲望引导逻辑。我们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逛商场时短憩于店外的长椅上、排队购物时，会发现多数人都在低着头，颇有兴致地沉浸在短视频中，视线无法抽离；我们被现代性忙碌切碎的时间，被抖音快手占领了大半。对于短视频的病毒式传播，有思考者和无思考者的表现在结果上并无本质差异，体现在过程上可能仅仅是无思考者（人群中的大多数）直接沉浸其中并享受麻痹性精神欢乐，而有思考者（间歇性卸载又下载者）一边吐槽又一边不知不觉沉浸其中。景观的堆砌在短视频空间中就是在不断的传播、模仿、复制中实现的，对于景观的这种被制造，或者对于视频符号的表情达意，即使我们心知肚明，却依然选择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短视频空间展示的美好生活新图景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让我们把现实社会与其中真实的物抛之脑后，而对景观印象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崇拜。居伊·德波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批判的经济崇拜转变成了一种景观崇拜，而在短视频的空间里就是一种短视频视觉景观崇拜。

抖音短视频的定位是“记录美好生活”，居伊·德波认为景观是用乌托邦式的幻想将“美好生活”以虚拟的视觉图景展现在受众眼前。然而，景观营造的美好不是客观真实的美好，社会中人还是要立足现实，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移动短视频营造出了一个碎片化的流动的游离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拟像，它只能给观众带来短暂的虚拟的快感与满足感，而观众却付出了沦为短视频平台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附庸的代价。在短视频空间生产的景观拜物控制之下，我们看到了人们在场的主体向度的缺失，他们只能生活在碎片式的被异化了的“置身性”空间中。

齐美尔说：“演员使剧本形象化，但不能把戏变成现实。”〔14〕在移动短视频构建的空间中，无论我们作为短视频的呈现者还是观览者，都在看与被看中演着或者配合出演着一幕一幕戏剧。在理想自我的迷媚下，真实自我日渐远去，而回归现实后，生活还要继续，理想与现实空间的落差感会在人的生理上和精神上产生懈怠性影响，短暂的欢愉后，等待人们的是无尽的空虚。刷短视频是一种被引导的欠思考状态，不会让人产生自我提升的满足感，相反，盲目娱乐的结果只能是“娱乐至死”。空间作为一种资源是商业争夺掌控的重要对象，这种争夺已经从物理空间延展到移动短视频所构建的生活空间。短视频中的内容不管是直接的广告呈现，还是间接的价值观引导都在潜移默化地为商业利益服务，并且在“记录美好生活”的美丽外衣下隐性运作着，不知情的人们正前仆后继地冲向消费社会挖下的迷媚陷阱，在自以为是的“娱乐”幻觉中成为“被娱乐”的对象，为消费社会做了嫁衣。

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居伊·德波都对景观异化和消费社会的迷媚性进行了批判，而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听劝阻的人们沉浸其中，甘愿成为符号消费的傀儡，现在又成为媒介的傀儡。人的主观性缺失是一个长久的议题，社会经济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主观性回归创造了物质前提，而真正的回归，还是有赖于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放下虚荣与享乐，停止攀比与逐波，保有自我的思考与格调，才能在一片光怪陆离中不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