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本色的时代性检视与价值探寻

摘    要：《乡土中国》一书历经岁月淘洗，世界文明彼此交融已趋白热，乡土本色是否会在林立的楼宇中消融？乡土性与时代性能否并行不悖？文章将从乡土社会的“伦”、“家”、“礼”三方面入手，结合当下对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再解读，力求融入时代性思考。

关键词：乡土社会;乡土性时代性

一、乡土社会与乡土面貌

《乡土中国》开篇便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奠定了全书基调，亦是乡土社会面貌的概述。若说城市是中国的时代剪影，那么乡村就是中国的底色，它不仅承载了国人本初的思想，更是传统文化习俗衍生的根源。虽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已逐渐剥离于传统的乡土社会而存在，乡土性深深嵌入民族性里，演化为默认的行事准则。城市的珠光宝气并未使乡土本色消融，但可以说：乡土性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了一定的演绎和变迁。

二、乡土性与时代性

（一）差序的演绎——乡土社会的“伦”

这里所说的伦，即是指“人伦”。中国社会传统的人伦关系，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被赋予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意指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在诠释这一概念时，费孝通先生以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作比，他认为西洋社会是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这些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家庭、工作单位、娱乐社团……诸如此类，一个人是否归属于该团体非常清晰，然而在中国，差序格局中的人们，往往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一个又一个同心圆向外扩散，再形成不同的圈子，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愈推愈远，愈推愈薄。

时代性反思：差序格局与大公无私

差序格局之所以被造就，正是因为中国人独特的“私”的个性，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总需看相关对象和自己的关系亲密程度而加以伸缩。差序格局是“私”的个性造就的，与“大公无私”内涵是否相左呢？需得回溯“差序”的起源。西方社会普遍尊崇基督文化，奉行个人主义，强调的正是每位个体生而平等、享有被爱的权力，这种爱是不分关系、不论群己的，正所谓兼而有之、兼而爱之。而儒家文化奉行自我主义，一切价值皆以“己”为中心是其典型特征，但是这里的“己”边界并不清晰，一个人可以是“己”，一座城市可以是“己”，一个国家亦可以是“己”。因此一座城市是“己”时，其他城市皆为“公”，但一个国家是“己”时，先前被视作“公”的其他城市也一并化作是“己”了。大公无私并非无可实现，而是公私的界限實在富有弹性。因为难以判定“私”的边界，便也无从分辨“大公”。

因此，大公无私与差序格局的本意并不相悖，除了以“己”为中心向内推动而产生的“私”的倾向，更有以“己”为中心向外推而产生的“公”的使命。因“己”而徇私，这是国人默许的人之常情，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舍“己”为公，才是民族精神的凝集，民族气节的汇聚，更是华夏儿女的脊梁。

（二）族系的存续——乡土社会的“家”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单位，这一点与西洋社会也有显著的区别。费孝通指出，在西洋社会中，夫妇是主轴，他们共同经营生育的事务，子女长大后则离开这个家庭团体。而在乡土社会中，家是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大小决定的，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只是配轴。在《红楼梦》中，鼎盛时期的贾府人丁兴旺，远近亲疏皆可往来，但凡住进大观园里，这男女老少皆是“贾家”的一份子。因为是名门，这个家庭要经营的事业尤其庞大，远非夫妻二人可以应付处置的，所以这家便依照需要，沿着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了。以普通家庭来分析，道理同样适用。幼年时，父母及子女就构成所谓“家”的概念，成年以后，家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叔伯、堂兄弟妹在内的整个家族，若再发展得兴旺些，为求事业持续扩大，负担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往来频密些的远亲皆可称之为“家里人”。

时代性反思：家族羁绊与精致利己

在如水般缓和的乡土社会中，紧密的地理空间约束使其坚如磐石，这样的乡土社会是代代如是的。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变动通常也并不显著，不过是从村子转到县城生活，亦或由县城转至市区或者邻县，家族的结构在地理空间上依然得以保存，这样的稳定性亦为“好古”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然而，随着被冠以“自我、不羁、轻狂”等标签的九零后一代长成，中国社会的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这些年轻人不再受限于地理空间，转而以突破地理空间为生活的指南。当然，这也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高考普及率和招生率增高，九零后比以往的每一代人都更有机会选择在外省读大学;交通日益发达，地理空间的束缚也逐渐化于无形……在如此种种条件的助推下，这一代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大胆地选择在距离家乡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发展、生活、甚至定居。基于此，族系的地理纠葛必然被打破，而随着家族中的扮演领导者地位的老一代人逐渐凋零，远在山水之外的晚辈往往会飞得更远，走得更散。那么，今天的城市里，那些奉行精致利己主义的年轻人们，他们身上是否还留存着家族的羁绊呢？

虽冠有“精致”之名，以利己为主导的观念依然不值得推崇。然而，今天城市的浮光掠影中尽是踽踽独行者，他们离家千里，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中谋求生存，能够独善其身已是不易，若说奉行精致利己主义，似乎也无法过分苛责，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经的过程，也是时代性的真实写照。事实上，这种精致利己主义与传统的家族羁绊并不冲突，如此便又回到了前文所述的差序格局的问题。这里的“己”即为“自己”，亦可谓之曰“自己人”。那么如此一来，边界又多了几分弹性。但凡唤作是“己”者，远在天边依然可为之筹谋，“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便也是同样的道理了。

当然也需正本清源，精致利己主义原是不该被推崇的，它归根结底还是围绕一个“私”字。正如费孝通所言，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可见中国社会发展至今，一些本色的东西往往只是变了样貌、融入时代性的内涵继续得以留存，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理想，俯仰之间难以达成了。

（三）礼治的更迭——乡土社会的“礼”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在书中，费孝通先生对“礼”做了充分的诠释。这里的“礼”，并非所谓的“文明”、“善良”等，而是指为“社会所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就是指此种行为受到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可。也就是说，这种礼治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文质彬彬有所不同，它还包括一定的暴力的因素，也可以说是暴力形式的管理。如古代“浸猪笼”的刑法，都是礼治之下的暴力。乡土社会中的“礼治”实则为“人治”，即后人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前人所制定的礼法。

礼治之所以可以长久地留存，归根结底还是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的特性。乡土社会的人口流动数量小，速度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孩子，自小便被一种世代既成的规范所约束。在乡土社会中，合于礼便是生活的保障，安土重迁的乡土风气便是礼治存在的温床。

时代性反思：礼崩乐坏与标新立异

礼崩乐坏出自清朝章炳麟的《与简竹居书》，原指西周礼法得不到实施，雅乐制度无法贯彻。通过前文对“礼治”的梳理，乡土社会的“礼治”是包含了“人治”的成分的。这里的“人”并非指帝王将相，也绝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一种惯有的、口口相传的礼俗，是面对事物既成的态度，可用“耻感文化”一词来近似表达。

“耻感文化”的发源地是古代中国，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耻感思想，国内学者们普遍认为耻感文化萌芽于商周，形成于先秦，发展于宋明，具体指个体面对可耻之事的感受和行为调整。费孝通先生亦在书中指出，在乡土社会中，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大家默守同一份规则制度，若出现官司，那必定不合礼法，是羞耻的事情，若非父之过，便是师之错，官司打得再大些，便是“家门不幸”了。正因如此，他提出了“无讼”的合理性。然而今天的城市社会中，公民是呼唤人权的，当然，人权的“人”与人治的“人”并不是同一个对象，前者指个人，强调当下的情境;后者则指前人，强调事易时移而不改变的公知。因此，在兼容并包的现代社会里，这种破壁是存在可取之处的，“礼崩乐坏”某種程度上也是提出新的主张、见解或创造出新奇的样式，与破旧立新有异曲同工之意。

当然，呼唤人权绝非倡导凡事皆要求异、挑战传统的公序良俗，而是对旧有礼法中不合情理的部分提出质疑。渊远流长的传统中华文化中不乏精华之处：孔融让梨谓之孝，闻鸡起舞谓之勤，拾金不昧谓之诚，一言九鼎谓之信。中华民族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必会薪火相传，代代珍存。

三、结论

古老的中华文明，历经岁月淘洗依然一脉相承，其中重要的因素，便是中华文明对中庸之道的尊崇，这种温和中正的核心思想已经浸入华夏儿女的骨髓，化为民族的基因。正因如此，即便脱离乡土社会的载体，乡土本色也不会在时代的演进中湮灭，一如信仰般绵延永续，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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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森丽.试析先秦典籍中耻感文化的几种类型[J].黑龙江史志，2011（4）：49-51.

作者简介：栾竹，1996年10月26日，女，满族，河北承德，暨南大学硕士在读，数字营销传播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