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尚空谈

许海兵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瑞环同志在自己的文集里讲述过这样一则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湖北省神农架地区有很多野猪横行，赶也赶不走。有人想了个办法，把狮子、老虎等猛兽的声音录下来，然后支起杆子用大喇叭放出来。一开始，野猪还真害怕，立刻就被吓跑了。而过了一段时间，野猪又回来了，因为它们发现，只有恐怖声音，没有现实危险。后来，野猪甚至把支撑喇叭的杆子都给拱倒了。由此，村民们感慨：“玩虚的不行啊！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

“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是关键。”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同时，针对当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对于普通党员干部来讲，空谈已为害不浅；而对于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来说，空谈则更误国害民。

魏晋时期，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西晋大臣王衍因为才华横溢、容貌俊雅，聪明敏锐如神人，因此声誉极大。王衍别无所长，唯好清谈。他的谈论精辟透彻，神态从容潇洒，又精通玄理，专以谈论《老子》《庄子》为事。倘若他发现所说的道理或有不妥，就立即予以更改，且能自圆其说。虽然王衍经常“信口雌黄”，但还是为世人所倾慕。尤其是那些想要为官从政的青年士子，纷纷仰慕并仿效他的行为。清谈逐渐蔓延为当时世间的一种风气。

然而，西晋末年，眼看天下将要大乱，王衍位高权重，却“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