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中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原因分析

郭曼钰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结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结构化转型与体制转轨释放了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与资源应用潜力，这些在塑造中国经济成就的同时，社会风险也隐隐蛰伏其中。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短短4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压缩型、爆发型发展进程容易囤积风险。在整个世界发展语境下，技术与知识创新被置于能给予世界唯一发展动力的崇高位置，可以看到，生物技术，化学研发、人工智能等新事物不断涌现，基因编辑婴儿、克隆技术等存在伦理风险争议的事物也出现在人类面前。技术创新与运用暗含着未知风险，全球性风险社会已然来临，更是因为全球性生产链条、金融体系，旅游出行等日益紧密的联系，任何一个细微风险都可能在全球引发重大灾害，蝴蝶效应已是现实。

一、安全感与社会安全感

(一)安全感的概念

首次正式提出心理安全感概念的是马斯洛(1945)，他认为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1]。马斯洛对安全感的界定各更多指向于个人感觉这一单一维度。丛中等(2004)将安全感界定为个体对外界对自身身体或心理产生影响的危险或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预感，以及个体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或无力感，包括自身能否具有应对风险的生理与心理条件及能否从外界获取相应资源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人际安全感与确定控制感[2]。

(二)社会安全感的概念

社会安全感是公众对一定时期内社会系统能否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的主观感受，是对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外界及自身能否提供保护防御措施及能达到何种保护程度的综合心理预期及反应，包括认知评价、情绪反应、生理及行为变化等[3]。社会安全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认同程度和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水平。如果个体可以感受到安全，其心境将会平和，进而会延伸出对他人和世界的信任，当认为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相对稳定，社会整体氛围和谐友爱，这有助于塑成其自尊、自爱，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确定感和控制感。社会安全感的具体内容包括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劳动安全、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总体的社会安全等[4]，既包括对自身生存所依赖的宏观社会大环境安全状况的关注，也包括对影响自身生理健康及家庭生存机会的诸多因素的担忧。

二、社会安全感现状

自现代化开始，人类社会就坐上了飞速发展的特快列车。科学技术的涌现与发展赋予人类改变周围环境条件，更好地获取自身生存所必需资源的能力。机器工具的大规模使用使人们从传统农耕文明依附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甚至说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给予人类一种可以改变自然条件限制而不顾规律制约从而更有效获取资源的错觉，即人们通过依赖科学技术试图成为自然界主人[5]。核能、基因编辑、克隆技术等诸多存在未知风险及伦理争议的技术得到资本支持而进入实验阶段。

知识的使用是人们期望降低自然界风险的诸多行为的表现，但是科学技术的使用隐含了更多风险，甚至可以说，风险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风险无处不在，我们生存于其中并依赖于其的自然环境饱含风险，宏观社会或政治环境中的每一项制度决策也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风险，而我们作为集体成员或仅是个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个行动，往往可能在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带来无法预知的后果，决策、选择、行为暗含风险发生的空间[6]，也就是说，人类发明的技术、制度安排、做出的各种决定、采取的各种行动，其目的是要预防、控制风险，但往往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多变的自然环境与制度环境，风险演变链条上各环节与外界环境的互动性，风险发生概率的不确定性，风险后果的危害性，使得“我害怕”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心理，“不安全”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7]。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花费几百年实现的现代化成果。高密度、压缩型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城镇化加速扩张，重工业产能过剩，资源错用滥用等非科学性、非合理性的发展问题，这种高密度的快速现代化进程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环境带来影响。经济危机、股市低迷、房价攀升、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信息安全、隐私安全、网络诈骗等问题都刺激着普通民众日益脆弱的神经；城乡差异、流动人口管理与权益维护、养老问题，也是宏观大环境下必须要给予较多关注的问题。

三、社会安全感现状的原因探析

工业技术与知识的扩张与拓深使我们陷入到一个悖论中，“我们越想以知识和技术拓殖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就越有可能陷入未知风险的漩涡中”[8]。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知识与技术发展带来了巨额财富，为了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财富又聚集与技术创新。社会进步的责任被动地聚焦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效益的呈现以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为显性指标。而制度体系在已有领域内日趋精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技术应用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料的风险缺乏快速响应能力，“制度是基于历史沉淀而逐步的创新，这种制度惯性并不适应现代性急剧变化的场景，制度在某一极端细分领域的缺席及不相适应性导致风险衍生与秩序失控”[9]。技术能力发展越强，制度变迁越快，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风险的预生范围越来越难以捉摸。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受制于自身掌握资源的能力及掌握程度，个体所处社会结构，所掌握的社会资本都会影响其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时的安全感。经济形势动荡、就业环境严峻，加上现代原子化的家庭关系，使得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进一步稀释，加重了社会不安全感。如图1所示，现代社会中个体流动加速涌入城市对流动人口自身及城市本土居民而言均存在信任度缺失问题；社会阶层趋于固化使得普通民众对维持现状的担忧；开放的舆论环境易使新闻报道中触及大部分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引爆舆论，甚至引致曲解、谣言四起。风险迭生的时代加上原子化家庭的客观情势，不安全、焦虑、恐慌、犹豫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情绪。

图1 社会安全感分析框架

(一)由熟人社会至陌生人社会：归属感、差异化与社会安全感

熟人社会是中国传统乡土文明孕育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安土重迁”是国人惯有的伦理传统，依靠居住，以“己”为中心，以家庭为核心，与家族、邻里形成亲密互助的人际关系伦理并由此衍生出对故乡的归属感和亲近感。这种依靠血缘、亲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聚族而居”的格局，是传统乡土社会中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的外在表现。在农耕定居的基础上，以宗法伦理为本位，以“已”为中心，像石头投入水中形成的波纹一样，漾开自己的人际圈层，即通常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发展出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伦理关系[10]。中心是自己，紧贴自己的内部圈层是与自己有深厚血缘联系的至亲，亲密的血缘关系联结起深度信任的互助链，家庭成员之间分享自己最为真实可靠的信息，并天然信赖以血缘缔结的最为亲近的层级中可以给予自己最真诚的帮助；其次是与自己居住空间相邻的邻里，依靠平时生活中频繁的见面频率，与发生紧急情况时的邻里的道义性互助，形成以实利性帮扶为理念的地缘圈层。边缘层是与自己日常生活中某件小事有关的人所组成的圈层，在边缘层中，彼此的情感责任淡薄，仅仅是为事件的完成而结成一段时间的联系。差序格局中的边缘层是熟人与陌生人的分界线[11]。熟人社会的逻辑基础是以中心层为基础，逐层拓展出其他圈层的道德规范和情感态度。中心层的至亲建构出一种强调仁义关爱、友善躬亲的亲密关系，地缘圈层的邻里形成一种强调信息互通、必要时搭把手的互助关系，边缘圈层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与我的生活空间发生交集，可以适度地讲伦理道义，但这已是传统中国人道德情感的极限，因为个体相信在人际圈层中的人们与自己建立了一种互助互惠、彼此依赖的关系，依据这种关系，一方可要求其他人的帮助，并确信他人给予自己的帮助在未来可以被偿还[12]。而与自己不发生任何交集的陌生人仅是一种身份，对他们可以不讲人情，只讲利益，因此传统中国人行为伦理具有二重性：“对待熟人的情感主义，对待陌生人的功利主义”[13]。

传统的人际关系伦理经过千年的孕育、发展而深深地镌刻在国人的基因里。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社会正在经历急剧宏大的变革，在这种背景下，流动是发展的必然。农业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释放农民的双手，加上城市资源、机会的吸引与政策的调整，农村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也促使更多的学子外出求学。但流动人口的形成则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其成长空间里依据血缘、交往与时间积淀而成的熟人社会中的人际格局，成为在强调契约、守法、个人成长的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他们既面临着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也为城市本地居民的生活带来影响。(1)对流动人口而言，流动带来了家庭血缘的撕裂与疏离。原有的家庭功能因为流动而不断减损，而流动中的个体需要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重新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这需要花费众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构建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不同的习俗差异、饮食习惯不断侵蚀游子孤独的内心。而家乡的熟人社会已形成的差序格局不仅为自己融入新社会提供助益，甚至因为自己的离开已经分崩离析，而自己在陌生城市里短时间内难以建立起信任互助的人际格局，他们难以形成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并顺利融入，归属感的丧失影响他们的社会安全感。(2)对城市本地居民而言，他们已经通过社区活动形成一种稳定的关系格局。流动人口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人，是难以信任的，尤其是频繁变更场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会被本地居民视为自己生活空间内的游荡者，被视为会对居民生命财产构成潜在威胁，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的“他者”，始终无法获得原住居民对其身份的认同，流动频繁的外乡人因缺少信任而易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引起恐慌。本地居民所持的是一种“我-他”的认知逻辑，追求个体理性和自由，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或是自己所熟悉的应当发展，对自己不信任的及具有潜在伤害的应当及时扼杀其萌芽。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思维导致居民在遇到无法掌控的流动人口时会萌生恐慌心理。同时，今天国内的城市化片面追求占地广、功能化和商业化等表面发展指标，城市表面看似繁华，但实际千篇一律，其原生生态生活及人文关怀丧失，人们于陌生人中的不安全感加重。

(二)利益矛盾：阶层上升流动渠道变窄与社会安全感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与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建立衍生了新职业、新社会阶层，这必然引发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与公众利益意识的逐步觉醒也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变革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在计划经济时代，具有的诚实、勤奋、服从等宝贵的品质的工人和农民在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做出重大贡献，但工人、农民受制于见识、视野等条件往往固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难以跟上创新步伐。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共享集体利益的局面。国有企业化改制，城市化进程，农村体制改革的加快，出现了一大批无法适应形势变革的利益受损者[14]。

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在社会中并不是均质分布的，社会中不同行动主体所掌握的初始资源并不一致。而市场机制在运行时天然地具有优胜劣汰的功能，具有优势资源的行动主体在市场中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与筹码，经过市场机制的运行，其最终得到的资源可能要远大于初始资源。而资源匮乏的行动主体在市场中更多地具有信息黑匣的形象，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运行可能会使其损失掉手中仅有的筹码。资源的非均质分布导致不同主体在社会财富的占有上出现悬殊，而这种悬殊的影响会延续至本人及其后代受教育、生存等一系列权利的实现，权利实现上的困难继而带来人们生存机会、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行动者所拥有的知识与智能产生差距，机会不平等是对个体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一种无形的剥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分配模式转变，技术、财富都成为获取资源的手段，社会中阶层固化现象开始显现。数量占比极少的精英群体掌握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15]；中产阶级的数量逐步增长，但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投资失利、重病负担都有可能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短时间内落至底层；而如低保户、失地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为代表的社会边缘群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极其有限，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谋生手段单一，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差，知识、技术、财富对他们来说都是匮乏的。不仅其个人能力有限，当前日新月异、转变极快的社会对这些边缘群体的冲击也极大。近年来，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供应的冲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系统的自我学习能力使其能够自我完善感知能力，可以直接替代低技能劳动力的可预测的，程序性的，低知识需求度的任务[16]。低技能劳动力被挤出劳动力市场，这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就业进一步造成冲击。个体具有天然的获取和保护资源的冲动，当技术进步、失业率变化等外部因素压缩个体获取资源实现个人生存发展的机会，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工作不安全感生成[17]。自身能力的匮乏加上就业环境的冲击，使得普通人缺乏上升流动机会。生存形势的担忧影响其社会安全感，上升流动机会的缺乏带来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减弱了普通民众的社会安全感。

(三)信息爆炸、媒体渲染与社会安全感

当今时代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个体似乎无时无刻不暴露在信息传播介质中，电视、短信、网络、社交媒体等都争先恐后地传递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被裹挟进时代洪流中，当今社会对成功立业的推崇影响着个体对职业选择及发展的心理预期，“成名要趁早”这一俗语是当前年轻人对职业发展路径的主要考量，快速变现，快速成功的心理追求与复杂多变的社会大环境间强调能力积累、快速学习、晋升末位淘汰的矛盾极易引发年轻人的职业发展焦虑。浏览新闻可能会看到鼓吹年轻成功者经历的相关新闻报道。成功者的经历仅是个例，需要自身能力加上对形势的掌握。而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功者，及越来越大的生活差距与职业选择空间差距，让满含理想但仍然做着平凡工作的我们产生自我怀疑，忽视内心定的力量。焦虑的情绪笼罩在普通年轻公众的心中。新闻媒体片面追求发行量、点击率，在并未对种种事件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解和认定的情况下大肆渲染，或故意采用博人眼球的标题来贩卖焦虑，引起民众恐慌[18]，诸如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经过国内某些媒体和宣传而引发国内碘盐抢购的事件。人们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听到对街道、家庭与身体构成威胁的事件，广泛散播的不安全的事件报道，似乎把不安全变成人们生存状态的一部分。工作机会的减少，就业形势的严峻，犯罪事件的频发，生态环境的恶化，经济形势的动荡，食品安全的担忧，生活在这种焦虑大行其道、不安全事件频发的社会里，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普遍较低。

四、缓解当前社会安全感矛盾的对策

(一)居住空间融入与职业联系构建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中经济个体利益追求和成长机会要求所必然引发的趋势，但流动人口丧失了其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而在城市生活中以原子化的孤立个体的形态存在。这不仅助长了流动人口个体的孤独心理，加重其不安全感，其与本地居民的心理隔阂，生活中回避交流等行为也使本地居民不安全感加重。因此，需要从居住生活和职务工资两个方面帮助流动人口嵌入当地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培育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首先，城市社区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生活载体，需要流动人口在该生活场域内，与社区居民在良性频次互动的基础上共塑价值认同。因此，需要创建和完善共同的生活空间，加强小区公园、社区体育馆、社区图书馆等共同场域的建设，创建更多的平台促进流动人口与居民之间的相识、相知，鼓励社区内不同家庭成员展开日常交流和互帮互助，成立具有特殊家庭角色的互助小组，如互相接送孩子和辅导学业等，培育共同的社区精神。同时，由于刚迁至社区的流动人口原有差序格局断裂，新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未建成，在社区内信息搜集、身份认同上具有劣势，这就需要社区组织进行必要的帮扶。在信息供给方面提供具体专项活动信息，如社区医院的服务时间、附近求职信息汇总等；在便民服务供给方面，建立一站式政务平台，优先为流动人口提供技能培训、证件办理的服务，为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提供教育培训、临时照看的场所，并要积极吸纳合适的，具有相关经验和职能的流动人口进入基层管理岗位，培育流动人口的社区主人翁意识。

持续稳定的工作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依托。需要保障流动人口合法的工作权益，为流动人口提供持续的技能培训，鼓励流动人口不断提升技能，以能在城市中找到适应其技能的长期工作。在此过程中，社区组织可以主动提供帮助，聘请专门的法律顾问指导流动人口的工作合同签订，以保障流动人口的工作合同具有公正、充足的法律效应，维护其合法利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之间建立互帮互助、共享信息的网络组织，如“老乡群”、“校友群”、“工作群”等，流动人口之前具有的相似的求学、工作经历让他们具有心理上的亲近感，建立这种交流平台可以充分粘合流动人口的情感，同时通过分享信息、互帮互助，有助于确保流动人口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信息，实现从简单的行业交流到正向全面的互帮互助的跨越。

(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拓宽上升流动渠道

根据水桶短板效应理论，水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板。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仅仅为维持生存可能就需要耗费其所能获取的资源中的绝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教育、个人成长、技能提升方面的资源就相对有限。国家目前已经建立起包括就业政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在内的较为全面的再分配领域内的利益均衡机制[19]，但也要看到再分配领域内的利益均衡机制虽然向弱者提供了供最低限度维持生活所需的相关资源，但却无助于使他们能够将资源用于自我提升。因此需要建立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上升流动机会的利益均衡机制，即福利政策应将投资重点更多地向人力资本投资倾斜，增加教育投入和职业培训机会，保障弱势群体及子女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最大可能的保障代际公平，组织进行再上岗入职培训。通过国家的教育资源投入和技能培训使所有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通过工作增加个人收入，实现工作技能及知识的积累与提升，增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让所有人都享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三)强化新闻媒体的伦理建设

新闻媒体单纯追求点击率和阅读量而故意发布博人眼球、曲解事实的新闻内容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共价值。因此，对内需要进行新闻媒体相关制度的伦理建设，鼓励新闻媒体将国内的针对公众生活美满初衷的制度、政策进行宣传，向公众收集身边的自己觉得国家保障了百姓安全的设施或活动，并制作成宣传片进行播放。也要对一些新闻媒体为吸引眼球，在仅片面知悉某一事件部分内容，而并未对事件全貌掌握详实信息的情况下，故意歪曲事实、制造社会恐慌的行为进行批评、责令、改正。更好的发挥新闻媒体反映公众诉求，正确播报事实，联系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作用，倡导全社会认同的公共价值取向。对外可拓展多种形式的政务传播以满足公众的求知、求真愿望，增强舆论引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