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的惊天计划

张宏杰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58年清王朝和英法美俄四国代表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四国可派公使进驻北京。

在没有派驻公使之前，外国人和大清王朝打交道非常困难。因为按惯例，穿越大洋来的洋鬼子，是两广总督负责的事务。但是两广总督因为“体制崇高”，不屑与夷商往来，遇事通常不予回复。对于外国人来说，以前和天朝交通消息实在太难了，所以他们才要求派使节长驻北京。

议论纷纷

按照我们今人的理解，国家之间互派大使，本是国际惯例。但是大清君臣却感到万分恐惧。因为大清帝国本来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封闭体，以前外国夷人来使，也不过是因事而来，事毕即走：“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之大防也。”

现在却要在北京修一个公使馆，让夷人长年住京城，像一支箭头扎进大清帝国的肌体之中，还不许取出，那岂不是生不如死。所以这一条款立刻让大清朝廷炸了营。在讨论的时候，朝廷上几乎众口一辞地表示反对。

吏部尚书周祖培认为，让各国使臣进驻京师，有两大不可容忍之处。第一，大清王朝不再有秘密了，国家“则凡有举动，纤悉必知，既速且详，动为所制。”第二，如果建馆于宫城附近，则皇宫里的一举一动，甚至妃子长什么样，都会为洋人所知：“附近禁城地方，任其建立，則宫禁重地，园庭处所，尽为俯瞰。”

山东道御史陈浚说，让洋人在京城自由生活，就如同让狼群在城内纵横一样。

宗人府府丞钱宝清也说，如果让洋人驻京，则首都实际上已经算是让给了洋人：“京师岂复国家所有？”

今天我们听这些议论，如同听一群非洲原始部落的人在讨论如何对付白人一样。这就是那时大清君臣的认识水平。

惊恐的咸丰皇帝

在所有反对者里面，最害怕这一条款的是咸丰皇帝。

年轻的皇帝从来没见过洋人，也永远不想见他们。他倒不是怕他们长得鹰头狼目吓着他，主要是因为他很清楚，这些人不会给他下跪。

早在乾隆爷的时候，英国贡使马戛尔尼来朝，为了跪与不跪，就和当时的和中堂争执了很久。嘉庆爷的时候，英国人又来了一次，同样是因为不肯下跪，没见着皇帝就打道回府了。    以乾隆爷之威，尚且不能让英人三跪九叩。他这个战败之君，想让夷人俯首，岂非梦呓。但是洋人跪与不跪，关系实在重大。凡外夷前来，必须俯首，表示文化认同。一旦有人不给他下跪，这个世界模式就崩溃了。不但他在自己的臣民面前威严尽失，连“朝鲜、琉球等国，久奉正朔，每遇朝贡，皆极恭顺。若见该夷之桀骜倨侮，必皆有轻视天朝之意”。

所以，只要他活着，就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但是，怎么才能让已经签定的条约不生效呢？有生以来，咸丰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烦恼过，即便太平天国蔓延江南之时，也没能让他如此痛苦。

外国人还没有走远，如果直接撕毁条约，显然很快就会爆发另一场战争。咸丰皇帝左思右想，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出了一条“万全”的“妙计”。什么妙计呢？那就是用钱收买洋人，让他们同意不进京。花多少钱呢？大清帝国的全部关税。你们洋人不是好利吗？我堂堂中国，偏偏好义不好利。干脆，我大清帝国和你们做生意时所有的关税都不要了，以此换你们别到北京来，这总可以吧？

群臣反对

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议。”

如果这样，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设关税的国家。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咸丰做出这个决定，可谓下了血本。因为当时大清帝国经济形势非常紧张。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地方叛乱早已经耗光了大清国库，内务府存银一度只剩下了四万一千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的海关年收入已达到数百万两，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是他却仍旧毅然决然地要以“全免关税”来换取不见外国人。

咸丰皇帝还聪明地估计到因为此举将导致军费来源枯竭，势必遭到地方军政大员的反对，所以特意嘱咐谈判官员，不要害怕舆论反对，一定要贯彻他的旨意：“即京员或有信函，尤不可稍为摇惑，惟静候内定办法，方能于大局有益也。”

可以想象，如果此议真的经中方外交官员提出，外国人应该会马上同意，这笔利益实在是太巨大了。

不过中国大臣被皇帝的命令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皇帝脑洞开得如此之大。他们比皇帝更了解大清局势，知道如果此计真的实施，中国经济将马上崩溃。后来的学者评价说，“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果获‘成功，在西方诸强的疯狂扩张中，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孟森先生也说：“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于驻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图。而洋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挢舌者。”

所以他们不顾皇上生气，纷纷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大家都说这样一来，谈判即便成功，实际上国已不国，因此谈判中“务以尊崇国体为先，尤以收回利权为要”。何桂清说，全免关税后果严重，“胥天下之利柄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负责谈判的桂良和薛焕则说，全免关税，外国人可能会答应一两年不进京，但是过两年再提进京怎么办？“夷情诡谲，未可轻议条约，……恐该夷因贪利起见，佯为应允，再过一二年后，又执约中之事向我要求，何以应命？”

大臣们如此众口一声地反对他的“内定之法”，令咸丰帝非常恼怒，他在朱批中恨恨地骂道：“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但是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咸丰皇帝似乎也最终明白了取消关税的严重后果，最终只能取消了这一想法。

（摘自《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