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将军大使”耿飚

李国敏 王红续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另起炉灶”战略方针，重建外交组织，调配了全新的外交人员。其中一项最有特色的举措，就是大批选调军队高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先后向国外派出了20位将军大使。这一批“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军功卓著的耿飚将军便是其中突出一员。

脱下军装换上西装从事外交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承认新中国，并派出驻华大使;接着，印度、缅甸、巴基斯坦3个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等欧洲国家也陆续与新中国谈判建交。

耿飚将军

随着外交局面的初步打开，新中国迫切需要派出大批驻外使节。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主要从部队有过一些外事工作经验的兵团级干部中，选派驻上述十几个国家的大使。在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驻外大使中，三分之二是军队高级将领。

耿飚时任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初，他接到中央调令，到北京做外交工作。

耿飚到北京后，周恩来接见了他，称赞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在军调部所做过的外事工作很出色，指示他参加正在筹备中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出任军事代表。耿飚心里有些担心，他表示：“我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开会程序等都不了解，尤其是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还不清楚，那怎么行！”“这些，都是慢慢学会的。可以边干边学嘛！”周恩来宽慰他说。

不久，筹备工作停止，代表团解散。周恩来再次召见耿飚，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

由于这些军队将领过去只有一些不正规的外事活动经验，而现在要进行全面外交，一切都要正规化，所以，周恩来把这些准备派驻外国出任大使的将军们集中在北京，用一段时间进行正规外交培训，学习如何代表国家当特命全权大使。

身兼北欧三国使节

耿飚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他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开展使馆工作时，周恩来说：首先，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和别人打交道，所以凡事要慎重，要多请示，不要自作主张。其次，要重视调研和总结，在工作中学习和提高。他还要求耿飚努力使瑞典成为我国和西方联系的纽带，同时要支持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坚持中立政策，争取团结国际上的中间力量，越多越好。

耿飚与夫人赵兰香

毛泽东也接见了正在培训的“将军大使”们，谈到要如何通过公开的途径，如阅读报纸、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等来进行调研，以便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毛泽东还指示耿飚注意了解北欧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这些指示，对耿飚此后开展使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培训结束后，外交部正式宣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和秘书的名单。当时，与丹麦的建交谈判也取得成功，因此，在宣布耿飚为驻瑞典大使后，又宣布他兼驻丹麦王国公使。1951年初，耿飚受命再兼任驻芬兰共和国公使。

由于身兼三国首任使节，而且三个使馆都处于草创阶段，所以耿飚的工作极其繁忙，加上初次出使外国，工作难度巨大。他遵循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凡事认真调研，并经常向国内请示报告，还注重发挥使馆内部的集体智慧和群众积极性，因而创建三个使馆的工作顺利开展，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外交任务。

耿飚通過对工厂企业的参观调研，看到瑞典发达的钢铁工业推动其国际贸易和各项工业（如造船业、汽车业、机械制造业等）的迅速发展。他立即就瑞典钢铁工业写了调研材料报回国内，供经济部门参考。他还把丹麦利用风力发电和芬兰植树造林的成功经验，加上自己的建议报回国内。此外，三个使馆在促进中瑞（典）、中丹、中芬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团体交往，以及在促进新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当时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政治关系中，驻北欧三国使馆也发挥了桥梁作用。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和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前，耿飚奉周恩来之命，分别拜访丹麦、瑞典和芬兰三国领导人，请他们向美国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北欧三国领导人及时向美国转达了中方意见，引起了美方的关注。

开创“现代丝绸之路”

1956年初，耿飚受命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在回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接见耿飚，下达新的外交战略任务。毛泽东指示：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除了要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对外贸易的“南门”，还要推开巴基斯坦这扇“西门”，为新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开辟新的通道。周恩来嘱咐：我们可以考虑经巴基斯坦建立一条通向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同年12月，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他在与白沙瓦大学师生座谈时说，希望今后中巴两国间能够建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为了实现毛泽东和周恩来“打开西门”战略决策，建造“现代丝绸之路”，耿飚大使与驻巴使馆工作人员下定决心，努力推动中巴两国的民航和交通部门建立中巴国际航空线，并开辟两国间的公路交通。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为此，耿飚大使多次拜访巴基斯坦领导人。米尔扎总统非常赞同这个意见，继任的阿尤布·汗总统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开辟陆上和空中的中巴交通线以及中国经由巴基斯坦通向中东、欧洲和非洲的国际航线，意义重大，所以对有关谈判和建设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驻巴使馆工作人员的积极联系下，中巴两国的交通和航空部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促成了中巴通航，并为中巴国际公路的建设着手做准备工作。1964年3月，巴基斯坦派出国际航空公司技术业务代表团来到中国，就中巴两国通航的具体业务事项进行商谈，为中巴航线开航作最后安排。1964年4月29日，中巴航线正式通航。这条航线以后又加以延伸，成为通向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空中“现代丝绸之路”。

海拔几千米的喀喇昆仑山脉自西北向东南绵延几百公里，成为中巴两国边境线上的一道天然屏障。但在喀喇昆仑山脉的北段，有几个山口可以通行，其中之一就是红其拉甫山口。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这些山口，把中国和西亚及欧洲联结起来。为了建造陆上“现代丝绸之路”，经过中巴两国十几年的艰辛合作施工，终于建成全长1032公里的喀喇昆仑公路。

1978年6月18日，中巴两国政府在巴基斯坦塔科特隆重举行喀喇昆仑国际公路通车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当年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打开西门”、建立“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指示的耿飚大使，接受巴基斯坦政府邀请，以副总理的身份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通车仪式。他在巴基斯坦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热情地说：“如果古老的‘丝绸之路是我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那么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正如齐亚·哈克将军曾指出的，则是今天我们两国亲密友谊和合作的杰出范例。”随同耿飚参加这条国际公路通车仪式的记者，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报道，题为《“丝绸之路”换新颜》。巴基斯坦各界人士称赞喀喇昆仑公路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往来和边界经贸，是“新的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