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悖论及其乌托邦

张塑杭

摘 要： 弗洛姆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学说和马克思理论相结合，弗洛姆认为自由是近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核心概念，寄托了人们摆脱束缚的需求。自由是人的本质，它是随着个体化的加深而不断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个体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孤独感的加深。这使自由呈现出一种悖论：获得自由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的获得又使个体失去自由。人在两难困境中会逃避自由，并存在着逃避自由的三种机制——权威主义、破坏欲、机械趋同。弗洛姆认为实现积极自由既能使人保持个性与完整性，又能建立与世界的联系，从而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但其提倡以爱和劳动来实现积极自由则带有乌托邦的色彩。

关键词： 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悖论；逃避机制；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4-0027-04

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逃避自由》出版于1941年，是弗洛姆的代表作品。

弗洛姆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学说和马克思理论相结合，旨在探讨人性中哪些动态因素使得现代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又不堪重负、极力地逃避自由。本文通过对弗洛姆的自由思想的阐释以揭示其思想中的悖论之处和其积极自由概念的乌托邦色彩。

自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为争取自由的实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如“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展示了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并由此展开了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和精神束缚而斗争的画卷。

自由似乎实现了，相对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及中世纪社会，现代欧美人享受着物质的极大丰富，拥有人身不受侵犯的神圣权利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然而，在二战中却出现了数百万德国人如饥似渴地献出他们的自由，还有数百万人对自由的漠然置之，民主危机成为困扰现代国家的普遍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弗洛姆发出了质疑：自由——一个心理学问题？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会随着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即自由不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它是随着对于个体化认识的逐渐加深而不断深入的。

一、个体化进程与自由

个体化是指“个人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总体上说，人类的历史始于与自然的一体状态，直至他意识到自己与自然、他人是不同的实体。

从个人意义上讲，人的出生是与母亲脐帶的割断，实现了与母亲身体上的分离。但在功能上，婴儿仍需母亲的喂养与照料，其与母亲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个人的成长中，儿童的精神及肉体得到全面提高，加上社会的教育与禁忌的传输，自我的意识不断加强，逐渐实现了与母亲在功能上的完全分离。

从群体意义上看，早期的人类是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中。此时，人类具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但没有自由。在偷吃“禁果”之后，人类的自我意识产生，萌生了善恶、禁忌观念。

此后，上帝将人类逐出伊甸园，人类开始独自面对外部世界，面对其他族群，开启了个体化的过程。在个体化进程中，伴随着个体的独立、自我力量的增长、理性能力和批判能力的提高及挣脱原有的束缚的快感。而且，个体化进程的发展往往与人对自由的获取是并行的，甚至在某段时期是同步进行的。

二、自由的模棱两可

弗洛姆认为“先于个体化进程而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呈现的纽带为‘始发纽带。”在“始发纽带”中，虽然缺乏独立性，但它们赋予个体以安全和导向。“它们是联结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及自然、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展现了与“始发纽带”的断裂，人类“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但并没有“自由的发展”，个体人性中避免孤立与孤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社会的发展反而使得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并在人类历史演进中予以呈现。

在中世纪时期，社会等级固定、阶级固化严重，人的一生被限制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生活中，手工艺人呆在行会这一组织，成员之间技术彼此共享，原料供应及生产规模受到限制。物质富裕在此时的人们看来是卑贱的、次要的，它要服从于人的需要并且财产的获取必须合法为公共利益服务。

在宗教上，更多的表现为人对上帝的信任和爱，而非怀疑和恐惧。此时的人们虽然缺乏自由，但具有安全感。

中世纪末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交往中开始忽略等级差别，财富比门第出身更重要。人们的交往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这正如但丁所说“吾乡即是全世界。”人摆脱了原有对个体的限制，已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实体的人。

但这一时期的转变，带给不同阶级以不同的反映，对于资产阶级权贵们的是力量感的剧增，同时孤独、怀疑也与日俱增，并产生了焦虑感，对于广大农民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心理感受，更多的是传统生活模式的逐渐消逝所带来的困惑与无所适从。

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使人从封建教会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人的个体化进程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这些宗教理论中的劳动观念、厉行节俭、禁欲主义、强迫的义务感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将人置于上帝这一更大的权威中。个体在上帝面前，所能做的是个人完全臣服和自我贬抑。人获得力量的同时，个人内心中渺小感与孤独感也日益加深。

及至现代社会，资本成了主人，它掌控着人们的生活。原有的经济活动服从于公共利益观念已经消失，对于资本的追逐与贪婪成为常态。资本与人的关系发生转换，人控制资本变成资本操纵人。

“人变成了巨大经济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如果他有很多资本，便是一个重要齿轮。如果没有资本，便是个无足轻重的齿轮，但都总是一个服务于自身目的之外的齿轮。”个体的活动受制于资本的限制。

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表现为其权力更大。工人在庞大的工会中没有发挥创造性的余地。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候选人不再了解，政治宣传中展示出政党的权力与规模越来越大，个人在这些事物面前微不足道。在社会生活中，广告直面冲击人的情感与非理性，给人以幻觉，弱化了顾客的鉴别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使人无意识地接受推送给我们的商品。作为顾客也不再是“上帝”，在抽象的意义上他很重要，但作为一个具体的顾客毫无重要性可言。

除此之外，还有失业、战争、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与逼仄等，当财产、声望、权力、家庭无法依托时，个体就无法承受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后的心理负担，反而选择逃避自由。这一逃避途径，在二战德国表现为臣服于法西斯领袖；在民主国家政治中，表现为强制性的千篇一律。

现代人的自由成为一种悖论，人每一次的挣扎束缚，都将自身置于另一个陷阱之中。这种自由的模棱两可，“它使个人得到发展，却又使人更加孤立无援；它增加了人的自由，却又创造了一种新的依赖。”

人在安全感与孤独感之间不断游离辗转，陷入了自由的两难困地。如果一个个体想要获得自由则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又使个体失去自由。

三、三种心理逃避机制

弗洛姆认为由社会历史进化及共同生活模式塑造的社会性格，存在着固定的机制和规则，也并非一成不变。人性中如饥、渴、睡眠等物质性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外，避免精神孤独也要得到满足。

当社会、经济、政治不能为人的自我增长提供条件，使自我力量和世界无法达到平衡时，人内心中无法承受的自由之重，便使他想重新回到具有安全感的个人、组织或者社会。由此产生了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权威主义性格、破坏欲、机械趋同。

首先是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性格是个体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寻找新的“继发纽带”以代替失去的“始发纽带”，将自身与其之外的某物或某人融为一体，以增强自身的力量。它主要表现为施虐—受虐性格，这种施虐—受虐具有渴望臣服或主宰的倾向。

每个个体身上都具有“施虐”和“受虐”两种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这种施虐—受虐倾向在纳粹分子身上表现的最为极致，成为二战期间德国数以百万计的纳粹分子投入战争的心理动力。施虐、受虐性格是共生的，施虐者和受虐者相互需要，双方都失去了自我的完整性，且都源于无法忍受的孤立与自我的软弱性。

其次是破坏欲。

破坏欲是第二种心理逃避机制。它和权威主义不同的是它不是吞并其对象，相反，它是个体想除掉外在对象，毁掉他人以免外部世界威胁自己从而彰显出自身的存在。

外部世界的强大使自身生命欲受阻，那便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其根源也在于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与孤独。弗洛姆认为，中产阶级下层的破坏欲正是纳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纳粹主义迎合了他们的破坏冲动，利用他们反对敌人，除掉对方。

第三是机械趋同。

机械趋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的一种逃避机制。弗洛姆通过分析人的无意识心理来说明人的思想、感觉、愿望并不是我们自身真实意愿的，而是外部灌输给我们的。

这种伪思想、伪感觉、伪愿望导致伪自我。“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人一样，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在主观意识上，我们认为自身是自由的、不受束缚，遵从内心的选择在做事。其实，自己真正的内心活动被外部力量遮蔽了，大多数的原始自我都被伪自我压迫窒息了。

在这三种逃避机制中，无论是放弃自身的完整性，还是毁掉对象或是变成单面人，都无法完全摆脱自由所带来的孤独幽灵的萦绕。

四、实现积极自由的途径及其乌托邦色彩

人是否在自由的两难困境面前无能为力？弗洛姆认为并非如此。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形式的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是消极自由的外在表现形式，人还可以达到“自由地发展”，以达到自我实现，即实现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是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發活动，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自我实现的完成。这种活动不是虚无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体现在大多数的艺术家、某些哲学家和科学家以及小孩身上，并且为多数人在某些瞬间能够感受到。

如看到美丽的风景而由衷地激动、苦苦思索后发现真理、体验到新鲜的感官快乐、对某人情不自禁的爱意等时刻。人可以在与自然的自发联系中，建立与世界的联系，以此避免孤独感同时保留自身的个性与完整性。即个体可以通过实现积极自由，最终实现“安全感”“归属感”与“孤独感”“微不足道感”的心理困境的平衡。

（一）实现积极自由的途径

实现积极自由的前提是具备全面的人格，实现理性与人性的融通。弗洛姆认为，积极自由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于爱和劳动，实现积极自由需要爱和劳动。

爱是保存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融为一体，克服分离状态的需求，谋求人与外部环境的一体化。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劳动过程中的获得自我满足。

除此之外，实现积极自由还需用计划经济取代社会的不合理性及无计划性，以及处理好计划经济与个人积极合作之间的矛盾等。

（二）积极自由的乌托邦色彩

弗洛姆积极地介入现实，探讨法西斯主义背后兴起的心理机制，并努力地为实现人的更大程度的解放和自由，表现出他对人的生存困境，异化的反思和批判，对现实人的关怀和温情。

但其描绘的积极自由呈现出在远方、在彼岸的特点，反映了积极自由的乌托邦色彩，他所设想的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之上，核心目的是达到人的精神和社会性格的健全，避免人的异化。然而现实资本的逐利性及其劳动所呈现的异化，这种异化在现代社会中已演变为消费异化、交往异化、科技异化、日常生活异化等全面异化，这使得创造性的劳动成为一种奢望。

其一，就劳动者而言，卢卡奇在《阶级与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物化意识，即异化已经进入劳动者的精神层面，人已经自觉地或非批判性地认同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并将此视为外在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加以遵循。

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规训了，不会跳出物化意识的框架来反思其所进行的劳动的实质，也就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现代社会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使人获得自由，反而使人丧失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

马尔库塞曾论及“技术社会发达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都过着明显缺乏否定性的生活”，在福利国家和以技术营造的共同体中，劳动者的思维变得单一化，独立思考、意志自由遭到剥夺，创造性劳动也就不再可能。

其二，在实现积极自由一般措施上，弗洛姆认为要维护现行民主的成果，解决计划经济与个人积极合作之间的矛盾，也即集中与分权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解决，他希冀于“只有我们信任人民，坚信作为人，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真正利益时，这个矛盾才能解决。”

并坚信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正如我们已经解决了技术问题，并几乎使我们完全主宰了自然。”他所提倡的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政权之上，以维护现有统治的合法性。通过借助社会主义经济手段以实现人的意识、心理的变革从而改变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是建立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力之上，弗洛姆并未对其提出建设性的变革。从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人、自然、技术关系来看，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割断，我们进入了技术编织的看不见的网中。

人与自然的对话远去了，取而代之是以人与机器的对话，其背后是孤独以及陷入孤独交往的意义反而更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离积极自由更远，积极自由作为一种设想的美好神话而存在。

五、结语

人类在从“始发纽带”中挣脱中获得了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但消极自由所带来的两难，使个体退回到后续建立的“继发纽带”之中，以祈求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这种消极自由的不幸，至少与完全被束缚相比，是一种进步。消极自由所引发的悖论并不是人类的归宿，人应该由消极自由跨越到更高程度的自由上。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自由这一概念神圣化，为了强调自由而忽视自由的条件。无法相信一个人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状态下，能够自由地周游世界，尽管他具备这一权利。

实际上，人类社会对于自由的追求与向往总体上不会超过当时物质生活水平的限制，避开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去追求无法实现的积极自由只是一种妄想，正如以赛亚·伯林在《自由论》里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运用自由的适当条件自由的价值何在”。（需要注意的是，伯林强调自由概念指代政治的自由，弗洛姆的自由概念指心理上的自由。弗洛姆认为人应该追求积极自由，以摆脱消极自由之下的人的孤立无助。伯林维护消极自由，担忧以追求积极自由为名对消极自由之下的权利侵害。）

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一個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积极自由的实现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不必为物质的占有而忧虑，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以及具有较高的总体理性时才有无限接近积极自由意义上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