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开发中政府的作用

乔姗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持续高速增长，其中异军突起的民族风情特色小镇倍受学者关注。一般说，民族特色小镇都集中在欠发达地区，并且旅游开发的起步较晚，但是却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旅游市场中立足。由此，我们对民族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和运营过程展开深入思考，民族文化资源转变成文化资本的商业运作过程中，当地市场主体力量较为薄弱的现状迫使政府不得不以各种商业形式和行政手段介入旅游市场，本文基于此尝试探讨在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以什么方式介入旅游市场、政府加入市场后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新型关系如何构建等问题。

一、研究背景

（一） 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开发模式研究述评

民族特色小镇的建设对于推进我国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目前有很多关于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开发过程的研究。学者们探讨了民族特色小镇建设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分别发挥的作用。西方虽然没有以民族特色小镇为视角探讨政府与市场主体关系的相关研究，但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却源远流长，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1]。简言之，自由主义指解除一切市场经济的束缚，让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社会生活。政府主要扮演维护市场秩序的角色，不介入具体市场运作。二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职能模式，传统自由主义面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凯恩斯主张要依靠国家的干预来刺激有效需求从而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2]。国内有研究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总体探讨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目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主导性的，社会力量逐渐减弱，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逐渐增强[3]。针对民族特色小镇的旅游开发而言，由于目前很多民族特色小镇就是精准扶贫的建设成果，所以部分民族特色小镇本身就是政府建设，政府参与了从小镇规划、建成到运营的所有阶段[4]。因此，民族旅游市场的企业以政府建立为多，或者政府扶持小企业壮大成为龙头企业带动当地发展[5]。即使民族特色小镇出现了市场萌芽，但是，由于当地企业刚起步或者企业实力尚显薄弱，政府也要出台政策补贴当地旅游企业或者鼓励投资企业入驻民族地区开发小镇,完善当地制约旅游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6]。一般而言，民族特色小镇的社会自发发展旅游力量较为薄弱，也就是自主开发旅游的村民极为有限。因为，镇村自主型（村民自主开发） 开发难度较大，由于纯粹依靠农民集资困难，况且旅游产业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但是见效周期较长，所以纯粹依靠社会资本投资的可能性不大[7]。由此可见，政府、市场、社会均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发挥了各自功效。政府以建设小镇或扶持小镇企业的形式在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开发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的调节作用还亟待完善，社会自发开发旅游的力量则极其有限。政府在构建民族特色小镇实践中摸索的新型职能模式就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 分析框架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初兴的市场主体没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复杂的市场竞争。特别民族特色小镇一般地处欠发达地区，当地不具备构建旅游市场的资本积累，也缺乏成熟的企业形态和发展方式，也就是说，民族地区市场主体力量更加薄弱。如果当地政府按照自由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政府的不作为将会导致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为此，张继焦教授于2014年提出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支持”与“被支持”伞式关系[8]。这个理论从政府与企业的双方互动视角对我国市场经济实然运作给予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在这个基础上，政府以什么方式来“庇护”当地企业发展，或者说，针对政府一方如何介入市场的实践形态研究则是本文分析框架之一。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开发所选择的内源型发展路径则是本文第二个分析框架，内源型发展指的是，发展资源来自社会内部自发生成的文化体系，或者从社会居民的特色生活方式和行为结构中寻找发展产业的定位[9]。

贵州省目前有7个国家级民族文化特色小镇[10]，本文选取了政府介入小镇建设较为成功的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和黔南州荔波县梦柳镇进行个案研究。于此本文尝试分析在小镇规划、建设和旅游运营阶段中政府发挥了什么功用？也就是政府介入当地旅游市场经济的方式。或者说，当地政府介入旅游市场中同时扮演市场监督裁判者和资源配置市场参与者的双重角色时，如何处理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二、内源型发展中的政府支持路径：西江千户苗寨

（一） 规划阶段的政府：尊重社会自发选择的内源型路径

西江苗寨隶属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早在1982 年就被政府注意到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被贵州省政府列为“贵州东线民族风情旅游景点”。政府虽然早期就已经注意到西江镇的旅游价值，但是还没有具体建设当地旅游市场的行动。2001 年开始，西江村开始有个别农户凭借其苗寨文化资源开设农家乐小餐馆，可是数量极其有限、局限在家庭作坊，规模微小，运作形式也不规范。可以说，这个时期市场自发的微小型企业出现，极少数市场嗅觉敏锐的农民觉察到了商机。当地零散的市场主体自发探索出了当地内源型旅游发展路径，当地村民没有能力引进外来产业，就利用当地的独特苗寨建筑和苗族文化开发旅游，农户在家中根据当地的苗寨文化自发开办了农家乐等零散旅游组织，就证明这种旅游并非完全依靠引用外来资源发展，而是将苗寨本地独特的建筑和生活方式展现给游客参观，这就是内部产生的内源型发展路径。这段时间内，政府没有参与市场的具体行动。直到2006年，散客数量开始增加，个体农户的农家乐无力承载过多的游客量，并且当时游客进村的交通也极为不便，小企业显然承担不了修路的巨大工程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准备统筹规划西江苗寨的旅游开发，在规划西江苗寨的阶段，当地政府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另辟蹊径对西江苗寨另行设计旅游开发战略，而是充分遵循村民自发选择的内源型路径，只是对当地自发选择的发展苗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给予了资源和政策支持。

（二） 建设阶段的政府：整合资源帮扶市场主体成长

2008 年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旅游开发大会召开，西江苗寨景点进入建设阶段。政府考察了当地村民在家中建立的小作坊式食宿经营方式，发现西江苗寨文化的旅游开发充满商机。但是，当地市场主体的力量太薄弱，基本无力建成完善的旅游设施，也没有能力对外宣传苗寨景点。政府准备以旅发大会为契机推广千户苗寨的知名度。为此，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三级政府联动，主要落实由雷山县政府开始建设苗寨旅游的硬件设施，雷山县政府开始集资先修通了进村的路，并且对苗江镇的内部道路进行全面整修，随后修建了表演场、观景台、风雨桥等旅游观光所需的设施。政府借助这次大规模的旅发大会，将焕然一新的西江苗寨大范围推广。在苗寨建设过程中，政府承担了市场推广和旅游设施建设的主要任务，以行动支持了苗寨内源型旅游开发路径的实践。政府在充分分析客观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市场推广和建设旅游设施同步展开的方式介入旅游市场，当地政府站在社会和市场前列去引导市场经济发展。

（三） 运营阶段的政府：放权于市场运作

西江苗寨景点进入到最关键的运营阶段，由于当地主要是以村民家庭为主的自负盈亏运作模式，这种极小型的个体运营虽然灵活但是市场竞争力较差。为此，西江苗寨景点运营阶段的主要特色就是由政府出面建立企业，政府筹资成立了西江公司。公司成立后，雷山县政府权力下放，西江景区管理局主要负责监管正常的市场运营秩序，旅游市场的具体开发行动则基本全由市场主体的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来担负，政府不再参与具体的项目开发活动。市场主体在运营阶段已经逐渐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毕竟政府不能取代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行为，政府开始尝试退出市场，政府作用弱化。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可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后政府就要放权于市场。但是，政府的这种退出并非意味着从此以后对西江旅游市场不再过问，只是履行简单的市场监管功效。政府不参与市场具体运作，政府又要进入一个新的规划阶段，未来西江旅游市场的发展方向则成为政府新规划的主要任务。雷山县政府拟定了《雷山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及三年行动计划》，政府预期深度挖掘苗族文化，打造以苗文化为核心的疗养、餐饮、手工制作的系统化旅游景点。政府明确将来预期的规划是把小个体经营的农家乐整合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规范化大度假区产业，度假区的建立则为文化旅游优势扩展到其他产业，并且大型度假区也较容易形成品牌效应，进一步向外推广。未来规划中可以看到内源型路径仍然是发展主战略，只是需要深入纵向挖掘苗文化，围绕苗文化打造规模化旅游产业。可以，看到政府能够制定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接一个的规划，关键在于能够保证规划的连续性，持续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政府设计、运作的内源型路径：梦柳小镇

（一） 规划阶段：政府易地扶贫的后续设计

梦柳布依风情小镇就是完全移迁易地扶贫搬迁的规划项目，荔波县瑶山瑶族乡高桥村的部分村组实行了整体搬迁，由政府把搬迁地点选址为荔波知名景点大小七孔对面。政府在规划阶段也就是移民搬迁前就明确了移民后续就业路径，即确定了梦柳镇发展旅游业的定位，因此选址在著名景区荔波小七孔旁。不同于西江苗寨的是在当地居民已经自发选择了内源型旅游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政府提供各种配套设施支持这种路径的发展模式。梦柳镇作为一个新建小镇完全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发展迹象，政府需要从战略上理性规划梦柳镇旅游开发路径。政府需要理性考虑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规划，理性认识是指根据既定条件来分析未来事物。具体而言，如何根据既有资源解决移民后续发展迫切需要政府理性评估现有条件，引进外来的新产业存在投入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过高的培育困难，况且，易地搬迁移民能力有限对新产业的接受程度也较低，难以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面对这些问题，政府选择把搬迁地址定在荔波景点旁，预期借助移民中布依族较多的特点，为荔波游客提供民族特色食宿。这样，既能尊重移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风俗，又由于餐饮行业入职门槛低也能解决当地移民的就业问题，关键还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脱贫任务。不同于西江苗寨的民间选择，梦柳镇由政府确定了内源型发展旅游战略规划。规划明确了挖掘当地的少民族文化遗产内部资源建设旅游特色小镇的内源型路径，建设民族特色旅游小镇既符合贵州省的生态发展要求，又可以打破千“镇”一面的局面，实现差异化独特发展路线。

（二） 建设阶段：政府培育的市场体系

建设过程中，由于是新建小镇，所以从2015年12 月开始政府投入资金将梦柳镇建设成为旅游扶贫示范小城镇，由政府单方投资5.88亿元全新修建了小镇的村民民族特色住房、道路、幼儿园、民族广场等等基础设施。由于当地布依族民众较多，并且根据提供食宿旅游产业的定位，荔波县委、县政府就顺势而为修建了布依族风格的建筑作为移民的迁居居所。这种设计除了能解决移民搬迁群众的住房问题外，还能建设特色民宿吸引游客。目前，每家客栈都有自己的风格，大多数一楼都会提供较大的公共区域，有简餐、音频等提供。小镇按3A级景区标准建设，其中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建设了五星级酒店、旅游商品交易中心、餐饮服务等功能区。小镇的规模虽小，可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到位，就需要市场主体的出现。西江苗寨是在已经有市场萌芽的基础上，政府以帮扶的形式进行资源投入加快市场主体的成长，那么梦柳布依小镇是在完全没有零散市场主体的背景下，政府需要促进当地市场主体的成长，政府以招商引资的市场方式引入企业式规模化市场主体，同时鼓励移民经营个体农家乐。由此，在梦柳镇的建设阶段，政府除了完成修建硬件的旅游设施任务外，还承担了激励市场主体生成的责任，可以说，政府完成了培育整个市场体系的工作。

（三） 运营阶段：政府引领创建多元经营体系

由于搬迁移民之前没有经营经验也就不具备市场意识，当地政府为了促进搬迁贫困户都能规范发展旅游业又参与了梦柳镇的旅游市场运营阶段。梦柳镇定位是为大小七孔的游客提供民宿、民族餐饮、休闲娱乐、购物的配套旅游设施，政府主张以鼓励村民自主经营和招商引资的方式搭建梦柳镇的经营体系。目前，许多移迁农民在家中个体经营，以自住楼房为荔波旅客提供民族特色食宿休闲的居所。对于政府规划和建设的旅游开发小镇，贯彻落实政府规划是小镇的旅游开发最终成功的关键因素。倘若整个市场行为演变成政府一方的单独行动，移民以旁观者的心态观望政府规划的执行效果，那么，即使是政府配套了完善的规划和精美的建筑，也会运营亏损。显然，梦柳镇在开发旅游业时充分考虑了调动各个社会组织主观能动性构建市场体系的方案，既设计了关涉到民众个体自身利益的参与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分红制度，又通过补贴的形式鼓励个体经营自负盈亏，充分调动了当地移民的积极性，他们会主动参与到市场行为中。招商引资主要是引进规模化酒店的运营，民营企业的运营情况基本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由此，政府作为独立于市场之外存在的本质也决定不能参与市场竞争行为。

当地政府又探索“党建式管理”的方式发动基层力量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由于村民对旅游市场规范化运作的认知还不足，所以，政府为了让村民个体主观认同市场竞争的规范秩序，乡政府建立了由党员引领村民参与的景区事务管理体系。根据村支部党员的意愿和特长，设置民生监督员、环境监督岗、党员义务服务岗等岗位，这些岗位设有具体的职责内容，并且由村民分工参与其中管理的具体细节工作。这种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作用，又能把村民纳入到景区的管理体系里，从而实现了治者与被治者的统一，加深了村民对景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深度理解，因此，公平的市场竞争、高质量的市场发展等规范化市场理念也就逐渐得到村民的认同和践行。通过基层党建引领创建多元主体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可见，政府在充分调动一切力量保持梦柳镇旅游经济的后期可持续发展。最终，梦柳民族小镇成功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四、政府在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市场开发中的主导作用

（一） 政府支持与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开发的方式

如表一所示，西江镇和梦柳镇发展旅游市场的背景存在差异化，当地政府以不同方式支持了民族特色小镇的旅游开发。西江镇在规划和建设阶段，政府尊重当地村民选择的内源型发展路径，通过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等方式为其旅游市场建设提供帮助。政府介入市场的行动主要体现在经营阶段，政府出资建立西江景区最重要市场主体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由公司出面展开市场行动。政府全程主持梦柳镇从选择布依族旅游产业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所有工作，即使是市场化运作的运营阶段，政府也给予了农家乐个体经营的政策补助，并且民营企业的入驻也得益于政府的招商引资。由于贵州民族地区发展较为落后，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所以，民族风情特色小镇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市场发挥作用较弱，政府不但介入市场运作甚至培育了旅游市场，在民族特色小镇的旅游市场开发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表一：西江镇与梦柳镇旅游开发路径比较

基于此，张继焦教授构建了政府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伞式”关系，并且分为“父爱式”“亲戚式”“朋友式”三种庇护类型[11]。如表二所示，政府在西江镇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扮演了“父亲”角色，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构建了“父爱式”的支持形态。主要原因是雷山县政府出面贷款所建的公司产权归属国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不高，体现在公司高层领导由政府委派，公司一些开发市场的项目其实就是政府对西江规划的具体落实行动体现。梦柳镇则是在当地市场发展迹象基本为零的情况下政府规划了民族特色旅游市场，建设阶段为搬迁移民修建了布依族特色民宅，但是，用于农家乐经营的民宅所有权归属于移民，招商引资的食宿类公司并非政府所建，并且当地民众以自有财产入股参与分红的公司和合作社也并非完全是国有性质。因此，当地政府以“亲戚”角色助力了梦柳镇旅游市场体系的塑造，从产权所有角度分析而言，梦柳镇的旅游市场开发中政府与市场主体搭建了“亲戚式”的支持关系。

表二：政府与市场主体关系

（二） 政府有效介入市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

上述内容以政府介入市场的深度为划分标准，分别探讨了西江镇与梦柳镇两镇“父爱式”与“亲戚式”的政府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关系。虽然两地政府支持市场发展的方式有所迥异，但两地都是政府开发旅游市场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政府以有效方式介入市场就是两地旅游小镇成功开发的共同规律。这个规律的核心内容在于政府与社会能够良性互动，政府政策得到市场主体认同并付诸行动。也就是说，在当地旅游市场规划、建设、经营三个阶段中政府支持当地旅游市场发展，但是当地村民也充分配合了政府所拟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

在市场规划阶段，政府拟定规划主要特点就是前瞻性和自觉性。对未来市场发展走向的规划只有在我国特有政治体制构架内才能出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曾这样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金登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的政治中，问题、解决方法与政见的结合并不是自动发生的[12]。或者说，只有当某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足够引起当权者的注意时，这个问题才可能开启政策之窗，有机会进入政策议程从而被制定成政策。可见，西方政府一般都是市场失灵后政府再行介入，基本不存在“规划”这种形态。况且，西方政府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背景使得规划的连续性难以保障，每个政党差异化的政治意志决定了不同的规划方案，政党轮流执政就使得制定长期规划丧失存在意义。可我国的一党执政多党协作的根本政治体制为规划执行的统一性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央与地方的单一制关系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执行效能。中央对地方政府制定了经济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就拥有了参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身份。政府为了政绩考核的GDP指标就又有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行为动机。加之我国传统文化塑造了民众对负责任、有能力政府的承认，政府就这样以引导市场发展的姿态顺理成章地参与到市场行为中。如果说梦柳镇的易地搬迁政策制定是为了解决既定的贫困问题，那么政府制定了梦柳旅游小镇长期发展规划则极具预测性质了。因为，2015年出台政策鼓励梦柳建设旅游小镇，此时的梦柳尚不存在旅游市场更不要说有市场失灵问题了。当地政府不是等待问题出现开启所谓政策之窗，而是利用民族文化独特的竞争优势自发、主动地创造市场机会，并且对市场推广、宣传、投资、搭建产业集群的流程进行了详细研判并写入官方的规划文本。由此，政府在科学分析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理性制定当地经济发展规划，体现了预测未来的前瞻性。

政府主动提供各种政策鼓励等形式的行政手段和招商引资等市场方式引导市场主体走向，体现了引领市场发展的自觉性。梦柳镇的建设规划是在易地搬迁尚未开始时就设计了移民的未来发展蓝图。在梦柳镇市场主体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就提前客观地对市场供需情况进行考察，并且对未来旅游市场的发展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测。根据对未来的研判结果，荔波县政府为梦柳镇选择了发展旅游业作为主要产业，并且为搬迁移民拟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13]。倘若等到民众搬迁后没有自我就业和发展能力时，政府再介入进行帮扶，这是政府为了应对问题的自然属性。但是，政府理性规划属于前瞻性的长远战略范畴，具有自觉的主动性特征。或者说，政府具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主体责任，并非被动承担市场监管的任务。因此，政府会主动、提前对市场经济发展提出要求，促进当地市场主体的成长。当然，与此同时是市场主体对政府的信任。这样，小镇民众才愿意根据政府政策引导来自主创业，企业才愿意响应招商引资政策在小镇落户。规划价值取向必须是服务性本质，只有赋予规划以服务当地的主观意愿，当地村民才会认同规划并践行规划配套政策。梦柳镇是易地搬迁项目的后续设计规划所建，能够为搬迁移民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就业路径，所以，这个规划就能够被移民认可。至于西江苗寨的内源型发展路径规划则是当地村民的自发选择，政府充分尊重了民间意愿，只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加以规划和引导。由此，在规划阶段，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主要体现就是提前综合调研当地旅游市场发展的可行性，才能拟定出能够被民众所接受的规划草案。

在建设阶段，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性质凸显。政府出资修建旅游建筑属于建设配套设施的硬件领域，关键是这些建筑如何转变为旅游观光景点，则需要政府在培育小镇旅游市场体系的软件领域里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力量。西江苗寨的旅游体系由政府建立的国资企业与个体经营户合作构建，梦柳镇的特色布依族民宅虽然由政府修建，但市场竞争环境则由移民创办的农家乐和招商引资餐饮企业所构建，因此，市场体系可以说是由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所建。

市场运营阶段，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关键特征就是能充分调动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倘若规划的利益相关者对一系列政策持旁观态度，企业和个体运营不活跃市场运作就会陷入被动。况且，政府介入市场的作用是帮扶市场主体成长，而不是政府取代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行为。西江苗寨的前期推广过程中涉及的部门众多，在政府各个部门分工领导下，鼓励当地村民积极发展农家乐，在规范旅游市场行为上，充分利用当地的村规民约非正式制度、老年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发挥行为监督作用。当地村民在旅游市场中能提高收入，获得利益，村民就会主动开办农家乐，并且主动维护旅游市场的正常运作秩序，以保障市场盈利的常态化。梦柳镇为了动员移民积极参与，则创新了两种模式，基层党组织、公司、移民均被纳入到行动体系里。让移民能够认识到小镇旅游运营效果直接影响本人收入，虽然小镇为政府所建设，但由于移民参与当地旅游企业分红，因而个体户的农家乐经营也直接影响了移民的收入。从深层次的角色认知来分析，政府以社会总体利益权衡者的角色去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庇护市场主体加快成长，庇护的界限是保证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主体则必须认识到自我的主体角色，充分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善运作的市场体系。

五、结语

在民族特色风情小镇的旅游市场整个开发过程中，从规划到经营我们都会看到政府的存在。因此，我国政府既没有沿用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路径，也没有遵循事后干预的干预型职能模式。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市场领域，由于民族特色小镇本身市场发展基础薄弱，亟待建立的市场体系和尚处发展初期的市场主体都需要政府介入市场加以扶持。事实证明，政府不但介入了市场还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规划阶段，当地政府综合考虑各种利益主体诉求统筹规划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设计长远发展的旅游市场规划。建设阶段，政府建设了旅游市场的基础设施，又联手市场主体构建合作关系完善市场竞争体系。经营阶段，政府利用各种激励性政策激发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让新建的民族特色小镇旅游市场充满了活力，最终让民族特色风情小镇在旅游市场独树一帜获得游客认可。当然，政府介入市场也要注意界限感。从深层次的角色认知来分析，政府以社会总体利益权衡者的角色去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庇护市场主体加快成长，庇护的界限是保证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主体则必须认识到自我的主体角色，充分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善运作的市场体系。民族特色小镇未来的旅游开发也离不开政府，目前的社会组织中，各种行业协会还未成长起来，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起协调保护民族文化与经济开发之间关系的重大责任，避免民族文化过度开发用于商业，最终确保实现民族旅游小镇的长期经济效益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