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十年长安诗的要路之巡

内容摘要：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学术界对其各方面研究甚多，但对十年长安困守期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主要是对杜甫十年长安诗做一个简要梳理，分析其在长安十年的要路之巡，在此基础上探讨十年长安诗的文化因素及意义，得出一般性结论。

关键词：杜甫 长安诗 要路之巡 文化意义

杜甫的中年献给了长安这个都城，在此度过了十年长安困守期（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早年的杜甫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京城长安，立志要在中央权贵之间占有一席之地，实现自身的伟大抱负。谁知就是这十年的生活将杜甫的意气风发碾压得一败涂地。为了跻身权贵体制，杜甫经历了科举、进赋、干谒等方式，多种行为也因此构成了杜甫十年长安诗的要路之巡。

一.科举

自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为士子寻求做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许多有志之士都积极参加科举。杜甫也不例外，出身于权贵世家的他更是希望通过这条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宏图，可杜甫的科举之路似乎并不顺畅。

在五十九年生涯中，杜甫经历了三次科举。第一次是在公元735年，杜甫24岁，从吴越反至洛阳，赶赴京兆贡举。我们知道考试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总之，第一次参加科举的杜甫最终名落孙山，不过这一次的落第并没有给杜甫造成打击，他仍然漫游山水，广交朋友。他深知自己还年轻，之后在齐赵度过了五年裘马轻狂的生活。公元747年，36岁的杜甫来到长安参加了第二次科举考试，这不是一次国家例行的考试而是加举出来的。谁知这次科举是李林甫这个奸臣当权，他特地设置层层阴险考核，最后不录用一人，向皇帝示“野无遗贤”，表示有才之士全已纳入朝廷，在野人士都不合格。如果说第一次落第没有给杜甫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一次却将杜甫的心沉入谷底。要知道这时的杜甫已经36岁接近中年，时不我待！杜甫还是想做官，公元751年，杜甫经历了第三次考试，也是他第三次落榜。这是一次特殊的考试，考生只有杜甫一人。杜甫诗《莫相疑行》中也有相关记载：“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这一次考试结果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显然也没有结果，这一年杜甫40岁。

三次的无疾而终彻底改变了杜甫的性情，与漫游时期裘马轻狂的公子形成了极大反差，他的心力日趋苍老，灵魂逐渐落寞，生命力也慢慢消沉。要知道，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显赫之家，儒家思想已深入他的骨髓，他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进入仕途，辅助君王治理国政。杜甫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儒士风韵的人，也正是这种品格促使他参加一次又一次考试。杜甫一生中，仅仅只在这个长安十年有过科举的经历。科举不仅是杜甫这个十年的记忆，更是他一生的记忆。

二.进赋

杜甫十年长安诗的要路之巡不仅仅是在科举这一个举动，他还有过献赋的经历。所谓献赋就是写赋送给皇帝，用以讽谏或赞咏。科举之路实在坎坷，杜甫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才学，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获得一官之位。

杜甫在这个时段有过两次献赋经历。公元751年，杜甫向玄宗皇帝献《三大礼赋》，也正是这次献赋赋予了杜甫第三次特殊的考试。而这次献赋的结果却是没有结果，“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换句话说，也就是任其置放，没有下文。公元754年，杜甫第二次献赋，进《封西岳赋》、《雕赋》，同样也未能立即求得一官之职。以杜甫的才学被选上问题应该不大，为什么三次科举、两次献赋都未能登科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杜甫的诗文与赋不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纵观杜甫一生的创作，他大胆揭露社会的现实，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一次又一次抬到最高点。他是人民诗人、苦难诗人，可朝廷毕竟是权贵，他们更需要的是可以掌管国家大事，做到最大程度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才，毕竟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唐王朝更是处于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从这个角度思考，杜甫确实没有符合统治阶级剥削的利益。

两次献赋都未能让杜甫做官的志向得以实现，他的要路之巡再一次遭到阻拦。杜甫的心境又一次发生变化，也逐渐认清了当时唐王朝的现实环境。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夕的风雨飘摇，杜甫不再是从前潇洒的公子浪人，他开始接近底层老百姓的生活，走进底层人民，开始尝到人间疾苦。

三.干谒

科举、献赋的失败，杜甫广交朋友，转向一些有权之士，开始他要路之巡的干谒之旅。所谓干谒就是为了达到自身某种目的来求见地位高的人，希望得到对方的提拔。杜甫的干谒诗喜欢用排律来创作，用排律这种诗歌体裁能够最大程度将诗人内心情感释放，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诗人情感的曲折变化：一般都是沿着陈情往事、借古讽今或称赞宴会、主家好客到赞扬对方品质、陈述官职到谈及自身之穷困潦倒最后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得以引荐这样一个脉络展来，波折起伏，方便情感的铺陈与排述，这也为后来杜甫创作“沉郁顿挫”的风格奠定了基础。杜甫求济的对象包括：汝阳王、萧十兄、韦济、张垍、崔国辅、于休烈等等人士，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杜甫长安做官的要路之巡。

《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中先是赞美汝阳王的品格，然后借以表达自己的期许，“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这是杜甫最早的一首干谒诗，可以说杜甫在最早期的干谒中表达求官的情感还属比较委婉。《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言：“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杜甫开始自叹不遇，开始真实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到后期干谒逐渐成风之时，其诗在内容抒发上大有扩展，“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里杜甫将自己的穷苦饿身与纨绔子弟加以总提，形成鲜明的对比。“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赠翰林张四学士垍》此处则把仕途不顺，希望得以提携之意直接表露。杜甫将自身入仕之心切、入仕之艱难表现得淋漓尽致，失意不得志，他像一只垂老的浮萍飘荡在人世间。长安十年中的最后一首干谒诗属《上韦左相二十韵》，诗人于天宝十四载初春所做，“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诗人寥落至极，无所依附，他的求官之路终究还是被扼杀。

科举、干谒、献赋，杜甫为求一官职尝试了多种途径，可结果总是不尽人意。十年京华路，十年潜悲辛，杜甫这十年长安巡官之路历尽了无数艰难险阻，到最后也没有求得一个显赫的官职，他的仕途之梦也因此破碎。从一介贵族公子沦落到衣食堪忧的乞讨者，杜甫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看到了封建王朝沦没丧亡前夕的风雨飘摇，见识了统治者的目光短浅、贪图享乐。也正因为如此，他由己及人，开始走进老百姓、走进底层人民的生活。

四.十年长安诗的成就因素及意义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贵族世家，儒学思想早已深入骨髓。杜公在长安困守的十年，通过科举、进赋、干谒等方式寻求步入仕途，做官是目的，其更深层次的意蕴莫过于通过做官来辅佐君王治理国政，这也正是一个儒者的表现，强调的是一个和谐安详的君臣仁爱关系，这同样也是符合儒家的思想。而杜甫的这种“儒爱”并非“愚忠”，他更多的是站在老百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思考，符合最广大人名群众的利益与需求。这样一种思想的存在，才得以让长安诗有了更深的思想根源。在这十年的长安诗中，杜公把对老百姓的关心、对国家的大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这十年的诗歌，这是其一，当属思想根源上的因素。另一层现实因素可以归结为“穷而后工”，古代文人越是不得志，诗文就作得越好。在长安的这十年，杜甫政治上失意，生活物质上也得不到满足，满腔的情思付诸于笔墨，将内心煎熬挥笔书写，在此期间，他看到了唐王朝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的动荡不安，统治集团的黑暗腐朽。经历了这十年的困顿生活，他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逐渐打破对盛世的幻想，他愈发清醒并且现实地对社会进行理性的思考，这也同样造就了这十年的诗歌，使其更加深入人心，政治性颇为加强。

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不平凡的十年，这十年的经历造就了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逐渐形成，这同样也为后来“诗圣”之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文变染乎世情”，他的诗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将诗歌创作与政治理想紧密结合，现实主义风格尤为加强，成就了一代“诗圣”。

结语：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富家子弟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穷困书生，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情万丈到“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抨击嘲讽，杜甫的心态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杜甫是痛苦的，但他的诗歌却也因此变得鲜活。这样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局限于这个十年，对后来的杜诗也产生了极具深刻的影响。字字皆是辛酸泪，才得以让整部杜诗更加饱满，才让“诗圣”之名得以认可，广为流传。于玄宗而言，他或许失去的是一个赤胆忠诚的贤臣，于整个中国而言，我们却收获了一位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文豪。杜诗为唐代诗歌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更是为华夏五千多年文明增添了光彩。时代辜负了杜甫，时代也成就了杜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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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钟树梁.试论杜甫长安十年诗[J].杜甫研究學刊，1994（4）.

（作者介绍：李榕，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