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新民”与阳明“亲民”之辨

黄羽

摘 要：由朱子与王阳明引发的“新民”与“亲民”之争论已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以他们各自的哲学背景为依托，朱子主张“新民”说，认为“自新”的同时也要“新民”，并以本末关系来阐释“明明德”与“新民”之关系。王阳明则反对朱子“新民”说，认为应从古本为“亲民”，并且“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缺一不可。此外，王阳明认为“亲”字包含教养义，较之“新”更为符合《大学》文义内容。

关键词：《大学》;明明德;新民;亲民

《大学》为宋明儒学重要文本，朱子则将其选入四书之中，视其为入德之基，认为应该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然后再读论孟、《中庸》。然而，经过程朱的修订，《大学》已不同于古本《大学》，朱子认为古本《大学》存在“错简”、“阙文”，所以朱子便对《大学》进行了重新修订，将经传分离，并“窃取程子之意”补出了“格物补传”，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朱子改本。王阳明则不同意朱子以己意篡改《大学》经文的行为，他认为：“《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王阳明认为《大学》古本本就自足，并不存在朱子所谓的问题，所以应当从其旧本。朱子与王阳明在各自的哲学语境里，对《大学》做出了不同纬度的阐释，首先体现出来的便是“新民”与“亲民”的争论。透过“新民”与“亲民”之争，朱子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之区别也可窥见一斑。

一、“新民”之理论进路

按照朱子的说法，他对《大学》很多的阐释都是顺从程子之意，“新民”之解即是来自程子。在《大学章句》中，朱子说：“程子曰：‘亲，当作新”，也就是说，古本《大学》原文“在亲民”就变成了“在新民”。对于这一改动，朱子当时就受到了质疑，他的学生问：“程子之改亲为新也，何所据？子之从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轻改经文，恐非传疑之意，奈何？曰：若无所考而辄改之，则诚若吾子之讥也，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程子于此其所以补之者，亦已审矣。”那么，朱子到底为何说亲民无理而新民有据？

朱子引程子语 “亲，当作新”，乃是将“新”视为“亲”的假借字，而非以“新”训“亲”，紧接着朱子解释“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新”包含两点，即自明明德与推以及人，首先是自新即自己能够明明德，然后使他人新。那么，朱子所谓“明德”何意？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对“明德”的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在朱子看来，明德是天赋予人的，人人都具备，包含所谓的仁义礼智，所以心之本体是湛然若明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新”的解释，也就是朱子所说的“文义”，其背后隐含的即为朱子的哲学思想。首先，朱子设定“明德”人人具有，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明德“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正如明珠為灰尘所蒙蔽，须要擦拭一般，“明德”为人欲所蒙蔽，也要“新”以去旧染之污。自新的同时还应当使他人新，最终止于至善。顺着这样的理路，“新民”就有了其“文义”上的依据。另一方面，由于朱子进行了经传分离，右传二章即为释新民：“汤之《磐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一章也就是朱子所谓的“以传文考之则有据”，传文的内容正好与“新”对应起来。

至此，可以看出，在其哲学背景里，朱子之”新民”强调的是“自新”之后使他人新的过程，如果说“自新”是内修的工夫，那么，“新民”就是一个外推的工夫，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圣至外王的过程。不过，在朱子这里，更多强调的是仁义礼智的“新”，推致出去的“新民”，也就侧重于道德层面的教化，而这恰恰是王阳明批判朱子之“新民”的地方。

二、 “亲民”之对朱子的批判

王阳明同样重视《大学》，不过他认为古本《大学》具有完整的篇章结构，并不存在朱子所说的那些问题，也不同意朱子将经传分离的做法，对于程朱改“亲”为“新”，他认为并非朱子说的那么理所当然。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的学生徐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王阳明说：“‘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王阳明首先指出“作新民”与“在新民”之间是有出入的，“新”之内涵并不一样。他认为，在朱子的语境里，“作新民”之“新”是自新，而“在新民”之“新”则是指使他人新。对于“作新民”，朱子解释为“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作”为“振起”意，承担了鼓舞他人“自新”的动力或动作，这在王阳明眼里是“亲”的内容，“亲民”虽然同样包含了使人去欲向善的方面，但其内涵则更为广泛，至少“亲”在字面意上还包含了亲爱、亲近等意思，所以他说“‘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石福祈在《从“新民”“亲民”看朱王之别》一文中说到：“二者的微妙差异，便在于朱子的‘自新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他人发起的，‘自新之民在行为上是部分主动和部分自觉的，而王阳明的‘自新是抽去了‘作这一施动行为的完全主动和完全自觉。王阳明无疑看到了这一微妙但有意义的差别。”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自新”必须是主动或自觉的，否则就与“明德”之设定相背离，那么，朱子之“自新”是部分主动和部分自觉的吗？让我们转换视角，将“新民”、“亲民”之解置入到各自的哲学思想背景中进行分析。

首先回溯到朱子“性即理”的观点，朱子认为天理下贯于人为性，性中本有仁义礼智，但却为人欲所蔽导致愚或不孝，所以要“新”，“新”的具体工夫也就是后文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其中格物为要。王阳明认为朱子将心、理二分导致其格物工夫只能从外物格其理，所以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物”，所要做的只是致良知。按照这一理路，石福祈似乎言之有理，朱子之格物是向外求理，自然导致其“自新”也是由他人发起，王阳明之“致良知”则是由自身推致出去。所以，关键点就在于朱子之格物到底是不是向外求理呢？

我们回到朱子对“明德”的解释就可以看到，朱子同样认为人“具众理而应万事”，他只是没有走得像王阳明那么远，认为“心即理”，而是主张心具众理，如若格物是向外求理则与此相抵牾。事实上，朱子认为格物是一个合内外的工夫过程，而不是向外寻求的过程。我们可以借助唐君毅先生得说法来理解这一观点，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他说：“即‘求诸外而明诸内之事。此乃一合内外之事，固不可专视为求诸外，或外在之事也”。所以，格物并非向外求理，那么，朱子之“自新”又是完全自觉还是部分自觉呢？朱子强调格物的过程应当是切己的过程，朱子以吃饭为例，吃饭是自己吃，不是摆在门口让人观看吃什么饭菜，切己体会善之当好，恶之当恶，切己体会事理合当如此，然后自然心甘意肯去做。所以，在朱子这里，他同样贯彻“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理念，认为“自新”必须自己身上，落实到自家心里，它是完全主动的行为，而他人只是充当一个诱发或影响的因素。在此种意义上，朱子与王阳明是一致的，即“自新”必须是完全自主、完全自觉的，否则，“新民”无论如何去“新他”，也并不能使他明明德。

如果说王阳明的前半部分回答是于传文上反驳朱子，那么，后半部分则是于文义上反驳朱子。王阳明认为“新”字并不能阐发下文“治国平天下”之内容，贤贤亲亲，亲亲仁民，亲九族以至安百姓，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这都是亲民之内容。所以，在王阳明看来，“亲民”在文义上更为合理，而“新民”则似乎与下文治国平天下无甚关联。更重要的是，王阳明认为“亲民”便是“安百姓”，包含了教养意，而“新”字并不能体现这一点。事实上，以“亲民”为“安百姓”，则内涵要丰富的多。在《论语》中，有庶之、富之、教之的理念，在《孟子》中，有：“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这都是“安百姓”的内容。王阳明提倡“亲民”说，其要点就在于他认为《大学》治国平天下章是包含教与养，也就是富之、教之两个层面，而“新民”仅只是教的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陈来对此一争论说道：“《大学》的‘亲民，朱子作‘新民，不管朱子与阳明二人在亲民或新民上有何文献训诂的根据，主张‘新民的朱子更多是作为教化的导师，而主张‘亲民的阳明则是作为管理民众的行政负责人及饱含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出现的。”

三、朱王对于明明德与亲民（新民）之关系的争论

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在解释“新”的时候说：“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这里似乎表明首先得自明明德，然后才能是让他人明明德，这里似乎存在着先后关系，尽管朱子并不承认其间存在先后关系。在《语类》中，有学生问：“明德新民，还须自家德十分明后，方可去新民？”朱子回答说：“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别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须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验，自是自家这里如此，他人便自观感。‘一家仁，一国兴人;一家让，一国兴让，自是如此。”可以看到，朱子否认自己德未明就不新他人，然而，朱子认为新民的方式是观瞻感发，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先明德应为逻辑起点，然后他人才可以有所观瞻感发，于是这里就存在着某种矛盾。换言之，朱子说明德与新民无先后关系，但这却是逻辑关系上讲的，无法消除时间层面上的先后关系，也就是说“自新”与“新民”逻辑上无先后关系，但却绕不开時间上的先后。在后面朱子注“物有本末”这一句时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朱子以本末关系来阐释明德与新民之关系，试图通过本末互据之关联来消除明德与新民之间的先后。然而，这在王阳明看来，朱子的此种做法是无益的。

在《大学问》中，徐爱问：“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也。事有终始，先儒以知止为始，能得为中，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王阳明曰：“终始之说，大略是矣。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

王阳明首先说以本末来释明德与新民之关系，本意上未尝不可，然而，朱子之矛盾的地方就在于他将“明明德”与“新民”分离开来而成为两事。那么，王阳明在何种意义上说朱子将“明明德”与“新民”分离为两事？王阳明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王阳明认为“明明德”与“亲民”本来就是一事，互相不可脱离，“明德”之内涵包含了“亲民”，“明明德”必须在“亲民”之过程中才得以扩充、展现;“亲民”同时也是在成就“明德”，在“亲民”的过程中，“明德”才能够逐渐“明”。两者之间缺了其一，都不可为之真正的明德或亲民，因为两者必须是同时完成的。换句话说，王阳明认为“自新”必须包含“新民”，不然“自新”就不是真正意义的“自新”，而仅仅是一个人的自我修养。如此一来，王阳明就规避了朱子所要面对的先后问题，归结为一事自然就没有了先后问题。在朱子那里，“新民”的一个前提是“自明明德”，先有一个“自新”的工夫。那么，我们将王阳明的这种思维逻辑推致朱子那里，就明白王阳明批评将明德与新民分为两物的原因，如若分为两物，那么就可以追问何种程度的“自新”可以去“新民”，还未做到“新民”的“自新”能否谓之“自新”？由此看来，王阳明可谓抓住了其要领，明德与亲民为一事，是互相蕴含、互相成就的。所以，在王阳明看来，“明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是合一的，达到了其中一者，另外一者自然而然也就达到了，两者是同时完成的，不存在先后关系，更不可分离为事。

四、余论

“新民”是“亲民”之辨争，朱子与王阳明都是站在各自的哲学语境中为其作出强有力的辩护，无谓孰对孰错，只是指向有所差异。朱子将《大学》经传分离并一一对应，以“新”作“亲”，认为人本有之明德为人欲所蔽，故而要“新”以去旧染之污，先“自新”进而“新民”，由自身推致他人，最终止于至善。王阳明认为应从《大学》古本，坚持原文“亲民”，认为“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明明德”与“亲民”是同时完成的，而朱子则将其分离为两事，从而导致了其内在的逻辑矛盾。此外，王阳明认为“亲民”就是“安百姓”，这也是《大学》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并且“亲民”所包含的贤贤亲亲，亲亲仁民等内容是古已有之的，“亲民”内涵教养义，而“新民”则更多地是教化义。就《大学》作为君王治国平天下之纲领而言，“亲民”似乎更契合《大学》之主旨，然吾之当代学人，则“自新”以推以及人为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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