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雷 郑慧文
201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联合推出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浩然的《艳阳天》入选。该丛书的推荐语中说道:“丛书精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浩然再次以这样的形式走入我们的视野,这可能引起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作为在一段时间内备受争议乃至备受批判和冷落的作家,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框架内理解和评价浩然及其作品。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似乎整个文学界都在重新评判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很多研究者和批评者也都从这个角度来研判浩然及其作品的“品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与同样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家、作品相比明显偏少,但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分野还是比较明显的,其核心分歧主要聚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并往往表现为两种尖锐对立的政治态度的争执”。贺桂梅:《重读浩然:“金光”或“魅影”之外的文学世界》,《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近些年又有一些研究成果陆续刊布,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些成果是在时间的沉淀中完成的,所做出的各种判断还是比较客观、冷静的。有的成果在总体否定基础上,肯定了浩然文学创作上的一些特点和艺术表现,有的成果在总体肯定基础上指出了浩然及其创作上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