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决策视阈下的辽朝君臣之“问”“对”

张国庆

摘 要：辽朝皇帝大都有过与臣下的“问”“对”活动，其场合大致有朝堂之上、军前行营或其他地方。“问”“对”的形式有专“问”专“对”和“问”群群“对”。“问”“对”的内容主要有：与制定国策及民生等重大问题相关的“问”“对”、与临时所遇各种军政问题相关的“问”“对”、与选拔任用官员相关的“问”“对”以及其他内容的“问”“对”。皇帝对臣下之“对”的反应有三种：满意、有疑义及不同意。辽朝君臣“问”“对”结果的影响分正负两方面，即：皇帝采纳了臣下所“对”之合理化建议，就会减少或避免因独断而产生的政策偏离及执政失误;反之则相反。

关键词：契丹辽朝;君臣“问”“对”;二元决策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7-0001-08

从上古先秦到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执政，在涉及制定一国大政方针及临时遇到执政难题时，大多都能向下问计于宰辅臣僚，并选择可以采纳者，最终形成决议而推行之。在先秦文献《尚书》《管子》及《战国策》中，常见先秦时期包括君王与臣下在内的各种“问”“对”。李乃龙先生曾总结这一时期诸种“问”“对”的形式与内容：“卜辞是人神问对，旨在决疑;《尚书》是君臣问对，旨在择贤;《论语》是师徒问对，旨在问道;《孟子》是君士问对，旨在问难;《庄子》是人物、物物问对，旨在说理;……《战国策》也是君士问对，旨在问计。”{1}“问”“对”种类、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还衍生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文体——“问对体”。{2}辽是公元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由中古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王朝。有辽一代二百余年，历朝皇帝亦大都有过与臣下的“问”“对”活动，彰显了所谓“北族王朝”与中原汉人王朝并无二致的君臣政务信息交流和二元决策形成之模式。